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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制雙方決定就好?約會文本與性別規範下,沒那麼簡單

許多人透過交友軟體認識新對象,而約會中由誰付錢的問題,也是網路上爭論不休的話題。 圖/法新社
許多人透過交友軟體認識新對象,而約會中由誰付錢的問題,也是網路上爭論不休的話題。 圖/法新社

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想,過去主要涉及女性在公領域的權益,包括經濟、教育,以及政治參與上的平等。但在過去幾個世代中,我們逐漸可以看到女性主義和私領域生活的交織,除了親密關係暴力等較為「嚴肅」的話題外,家務勞動的分工與親密關係的經營等,也逐漸成為女性主義者關心與受到挑戰的議題。其中「AA制」——或者說,約會到底誰付錢——便是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掀起大幅討論的話題。

AA制這個看似微小,卻如此日常並可能影響每一個人的問題,究竟為何爭論不休?若我們觀察社群網站上的討論,似乎可以發現某些趨勢:許多男性抱怨自己有著約會時必須付錢的壓力,並指控許多台灣女性期待被請客,如果男性不在約會時主動付帳,就難以受到女方青睞;另一方面,面對這樣的「指控」,儘管某些人仍舊堅持男方付帳是必要的「約會禮節」,但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出聲反駁:我就不是「這樣的」女生。

與此同時,另一個常見的評論角度則是指出約會時誰付帳應該是「兩位當事人的事」,應該透過直言與溝通來理解並滿足彼此期待,進而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論。也有人鼓勵男性更為坦誠——「不想請客就不要請」,或是應該更主動拒絕那些不願意付帳的女性。

然而,無論是如「很多台灣女生願意付帳」這類的女性辯白,或鼓勵男性主動表達不願請客的意願等說法,在筆者看來,都過於將約會行為單純視為個人的選擇,忽略了社會結構與性別規範對我們的影響力。也正因如此,我們對於約會AA制的討論始終難以逃離「鬼打牆」的命運。

縱使每個人在人際關係中都有自我決定的能力,但很多時候,社會的文本設定卻可能以更巨大的方式影響著我們。若我們不能澈底檢討或挑戰這些設定,就會限縮個人叛逃的空間。

誰付錢的約會文本

每一個人在與他人互動時,其實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並不斷地經歷理解、詮釋、分析和判斷的過程——我們試圖接收他人的意圖和心思,並據此給予回應。而這些詮釋與判斷則大幅仰賴我們所擁有的知識與資訊,包括自身過去的經驗、對互動對象的認識、對情境的判讀,以及社會上普遍被讚許與認同的行為規範。

約會其實也是這樣的過程。我們在約會時如何表現,除了自身喜好與慾望以外,更多時候乃是基於我們對於「約會」這件事的理解,包括誰在約會時該做什麼、對方的不同行為代表什麼意義,以及許多人們心照不宣的約會「潛規則」,而這些都無法脫離社會對於性別角色和人際互動的想像與規範。

換句話說,我們對男女性別的角色設定、對親密關係的想像、對婚姻和家庭的崇拜,以及不同性別、階級和族群間的權力階序,建構出一套規則,這套規則靠著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如父母的諄諄告誡、大眾流行文化的宣傳等——不斷被傳播,最後形成了一個被普遍認同與遵守的「約會文本」,教導並指揮我們,如何才是一場「正確」並有可能「成功」的約會。

被普遍認同與遵守的「約會文本」教導並指揮我們,如何才是一場「正確」並有可能「成功」的約會。 圖/美聯社
被普遍認同與遵守的「約會文本」教導並指揮我們,如何才是一場「正確」並有可能「成功」的約會。 圖/美聯社

「不想請客」其實沒那麼簡單

從男性的角度出發,儘管「不想請客就不要請客」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合理而中性的建議,但「不想」這件事情有這麼簡單嗎?當父權社會仍舊將男性視為異性戀關係裡的主動方,以及異性戀家庭裡的主要扶養者,男性被期許展現出強勢、魄力等「頂天立地」之陽剛形象,也得在約會時運籌帷幄。

加上資本主義社會以個人的經濟生產力和消費力評估個人價值,男性的經濟能力便是一個重要的指標,用來評量個別男性是否符合父權社會所設下的「合格男性」標準,於是展現自身財力,也成為在關係中取得並掌握主動性和控制權的關鍵。在此資本主義與父權結構的相互作用下,「經濟能力」與「合格男性」這套邏輯自然也被應用在約會關係中,成為評量男性是否是「理想約會對象」的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評量過程不只發生在他的女性約會對象身上,男性自身也經常內化這些標準,以此期許自己成為社會上可受尊敬與讚揚的男性樣板。更甚者,男性經常在這樣的評量中彼此競爭,進入約會關係的男性所渴望取得的,往往不只是女性的愛慕而已,更是其他男性的認可甚至崇拜。

換句話說,如同女性主義者所說「性別是建構的結果」,我們並非生下來即是男人或女人,而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被變成」社會定義下的男人與女人,約會便是其中一個旅程。對男性來說,成為男性代表在經濟上證明自己,進而在約會時展現經濟能力,藉此對女性證明自己是一個理想伴侶候選人。同時,他們也藉由追求、實踐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包括展演陽剛氣質、建立一個主流社會眼中典型的親密關係,來躋身阿法男(alpha male)——也就是在群體中擁有主導權的男性——的行列。

在過去性別角色相對僵化的時代,這樣的文本得以不受挑戰並被視為理所當然,但隨著女性在經濟、政治、社會參與增加,女性權益提升,男性在公領域經驗到來自女性的挑戰,同時也被期待在私領域做出改變,必須學著扮演所謂的「新好男人」。傳統的陽剛權威受到打擊,但舊日的規範卻還未完全消除。

因此,許多同時感受到威脅與改變壓力的男性,確實經常在約會關係裡面臨兩難,在新舊的性別角色期待間擺盪:一方面仍舊渴望過往的男性榮光,一方面又隱約感受到男性社群可能已無力維持過去的支配地位。但同樣的,渴望澈底推翻傳統性別角色想像的男性也不免擔心,這樣的作為可能讓他們成為男性社群中的「魯蛇」,甚至可能被某些女性排擠。

於是,付不付帳牽涉到的遠超出於個人喜好與選擇,甚至也不只是「雙方說好」就好的決定,這背後所反映的,其實更多時候是在性別角色轉換、舊日權力結構鬆動的當代社會裡,某些男性面臨自身成長背景、教養習慣以及社會壓力時,內心龐大的焦慮與不知如何和新興性別角色與文本和解的迷惘。

在資本主義與父權結構的相互作用下,「經濟能力」與「合格男性」這套邏輯自然也被應用在約會關係中。 圖/路透社
在資本主義與父權結構的相互作用下,「經濟能力」與「合格男性」這套邏輯自然也被應用在約會關係中。 圖/路透社

「想付錢」也沒那麼簡單

同樣的道理亦適用於女性。從小到大,女性不斷地被教導婚姻是重要的「投資」。比起事業來說,家庭才是人生的最終成就與價值,在選擇伴侶時,必須要以未來的「保障」以及投資之「成本效益」作為最重要的考慮。

因此約會自然就成為探測的場合,父權社會給予女性的角色設定,促使女性在約會時根據「理想成功男性」的條件來做出選擇。在此一框架下,請客吃飯的舉動被賦予了「男方的經濟能力」、「是否懂得男性的行為準則」等意義。

另一方面,許多社會結構上的不友善,也促使女性在擇偶時納入更多經濟與現實考量。已婚女性經常不被期待、甚至可能不被允許繼續參與勞動市場,就算持續工作也可能面臨極不友善的職場環境,薪資和升遷機會都不比男性同僚。女性在結婚後也難以擺脫生子育兒的責任,促使大多數的女性中斷就業,甚至再也無法返回職場,就算返回也難以和男性同儕競爭。許多雇主也可能在女性還未婚之前就已「未雨綢繆」,給予差別對待。

如此一來,女性就獲得了更多理由,必須將透過婚姻而組成的家庭視為生命重心,婚姻的「經濟面向」也成為許多女性不得不考慮的關鍵因素,甚至經常是父母長輩們耳提面命之叮嚀。

而對於許多「新時代女性」來說,即使無視前述這些女性在職場與婚姻、家庭關係內可能遭受到的不平等,乾脆地掏出錢包付錢也依舊不見得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女性被期待要體貼、要照顧他人感受——如約會時不能拂男方面子,也不能太過強勢或主動,尤其是在和男性建立親密關係時。

既然經濟能力往往和控制權相關,很多時候,主動付帳的女性反而被視為不夠優雅、合格的女性,因為她們違反了父權社會裡「男主動、女被動」的行為準則。

故,在當今的約會文本裡,女性面對的是同樣的兩難:新時代的女性彷彿理當擺脫過往的性別期待,展現出更獨立自主的一面;但與此同時,經濟與政治參與機會縱然增加,女性卻仍舊遭遇廣泛地不平等待遇,私領域內的性別刻板印象鬆動的程度亦有限,使得女性仍然被期待符合某些傳統女性角色與義務,也持續承擔大量的私領域勞動。

比方說,我們仍然可以見到符合傳統性別想像的女性們,受到社會大眾推崇,就算是在專業領域已累積高成就的女性,也還是會在她們依舊可以扮演好「優秀女友/妻子」、面面俱到時,格外受到獎勵。

很多時候,主動付帳的女性反而被視為不夠優雅、合格的女性,因為她們違反了父權社會裡「男主動、女被動」的行為準則。 圖/法新社
很多時候,主動付帳的女性反而被視為不夠優雅、合格的女性,因為她們違反了父權社會裡「男主動、女被動」的行為準則。 圖/法新社

錢可以解決的事,都是小事?

若將視角再拉遠一點,當主流社會將親密關係的成功與否(而「成功」的唯一定義就是婚姻與育兒),視為評估個人價值的重要指標時,我們就不難想像,個人會為了追求這項「成功」而極力遵守常見約會文本裡的規則,並仰賴傳統性別規範作為自身行為準則。因為違背這些規範的結果——如無法進入主流認可的親密關係、被視為魯蛇與怪胎——所造成的代價,往往超出服膺的辛勞。

另一個我們難以迴避的問題則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親密關係如何被資本形塑與限制。一方面,資本主義將消費浪漫化,也將浪漫以金錢量化,於是約會的「價值」經常建立在透過消費而呈現的互動與付出之上——我們只要稍微回憶一下自身對「典型」約會的想像,就不難理解這點。另一方面,許多親密關係裡的衝突在被個人化的同時,也被化約成可以用資本解決的問題,例如所謂的「三機救婚姻」,導致結構上的限制與問題被忽略。

然而,當「錢可以解決的事情,都是小事」成為真理時,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就是:在青年貧窮化的當代,許多正開始約會的人,確實是沒錢的。儘管大多數的輿論會試著告訴我們,錢非萬能,即使經濟能力受限,個人也還是可以仰賴創意與巧思創造浪漫約會,也可以透過溝通與體諒確保親密關係的品質。但無可否認的是,在資本競爭的世界裡,經濟劣勢確實造成各種實質限制與不平等,也可能使個人經歷巨大的心理剝奪感。

簡而言之,在約會和親密關係裡,雙方的互動模式固然是彼此協商的結果,但也難以逃脫更廣大的社會模板。約會吃飯誰付錢這個看來如此微小的決定,其實反映了父權社會的約會文本與性別想像,以及個人在面對不同程度、有時甚至相互衝突的社會進程時,可能感受到的不安、焦慮和挫折。

因此,除了鼓勵個人做自己想做的決定以外,我們也必須挑戰傳統的約會文本跟性別規範,開拓更多不同的約會和親密關係想像,並接納、不羞辱甚至讚揚各種異於傳統的嘗試。反駁傳統約會關係對男女責任的定義之餘,我們還可以從根本上質疑主流社會如何光榮化婚姻與育兒,並反省親密關係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被定型。當我們討論AA制,我們所討論的不再只是誰掏錢,而是我們如何理解與想像親密關係。

當我們討論AA制,我們所討論的不再只是誰掏錢,而是我們如何理解與想像親密關係。 圖/路透社
當我們討論AA制,我們所討論的不再只是誰掏錢,而是我們如何理解與想像親密關係。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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