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制雙方決定就好？約會文本與性別規範下，沒那麼簡單
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想，過去主要涉及女性在公領域的權益，包括經濟、教育，以及政治參與上的平等。但在過去幾個世代中，我們逐漸可以看到女性主義和私領域生活的交織，除了親密關係暴力等較為「嚴肅」的話題外，家務勞動的分工與親密關係的經營等，也逐漸成為女性主義者關心與受到挑戰的議題。其中「AA制」——或者說，約會到底誰付錢——便是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掀起大幅討論的話題。
AA制這個看似微小，卻如此日常並可能影響每一個人的問題，究竟為何爭論不休？若我們觀察社群網站上的討論，似乎可以發現某些趨勢：許多男性抱怨自己有著約會時必須付錢的壓力，並指控許多台灣女性期待被請客，如果男性不在約會時主動付帳，就難以受到女方青睞；另一方面，面對這樣的「指控」，儘管某些人仍舊堅持男方付帳是必要的「約會禮節」，但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出聲反駁：我就不是「這樣的」女生。
與此同時，另一個常見的評論角度則是指出約會時誰付帳應該是「兩位當事人的事」，應該透過直言與溝通來理解並滿足彼此期待，進而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論。也有人鼓勵男性更為坦誠——「不想請客就不要請」，或是應該更主動拒絕那些不願意付帳的女性。
然而，無論是如「很多台灣女生願意付帳」這類的女性辯白，或鼓勵男性主動表達不願請客的意願等說法，在筆者看來，都過於將約會行為單純視為個人的選擇，忽略了社會結構與性別規範對我們的影響力。也正因如此，我們對於約會AA制的討論始終難以逃離「鬼打牆」的命運。
縱使每個人在人際關係中都有自我決定的能力，但很多時候，社會的文本設定卻可能以更巨大的方式影響著我們。若我們不能澈底檢討或挑戰這些設定，就會限縮個人叛逃的空間。
誰付錢的約會文本
每一個人在與他人互動時，其實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並不斷地經歷理解、詮釋、分析和判斷的過程——我們試圖接收他人的意圖和心思，並據此給予回應。而這些詮釋與判斷則大幅仰賴我們所擁有的知識與資訊，包括自身過去的經驗、對互動對象的認識、對情境的判讀，以及社會上普遍被讚許與認同的行為規範。
約會其實也是這樣的過程。我們在約會時如何表現，除了自身喜好與慾望以外，更多時候乃是基於我們對於「約會」這件事的理解，包括誰在約會時該做什麼、對方的不同行為代表什麼意義，以及許多人們心照不宣的約會「潛規則」，而這些都無法脫離社會對於性別角色和人際互動的想像與規範。
換句話說，我們對男女性別的角色設定、對親密關係的想像、對婚姻和家庭的崇拜，以及不同性別、階級和族群間的權力階序，建構出一套規則，這套規則靠著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如父母的諄諄告誡、大眾流行文化的宣傳等——不斷被傳播，最後形成了一個被普遍認同與遵守的「約會文本」，教導並指揮我們，如何才是一場「正確」並有可能「成功」的約會。
「不想請客」其實沒那麼簡單
從男性的角度出發，儘管「不想請客就不要請客」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合理而中性的建議，但「不想」這件事情有這麼簡單嗎？當父權社會仍舊將男性視為異性戀關係裡的主動方，以及異性戀家庭裡的主要扶養者，男性被期許展現出強勢、魄力等「頂天立地」之陽剛形象，也得在約會時運籌帷幄。
加上資本主義社會以個人的經濟生產力和消費力評估個人價值，男性的經濟能力便是一個重要的指標，用來評量個別男性是否符合父權社會所設下的「合格男性」標準，於是展現自身財力，也成為在關係中取得並掌握主動性和控制權的關鍵。在此資本主義與父權結構的相互作用下，「經濟能力」與「合格男性」這套邏輯自然也被應用在約會關係中，成為評量男性是否是「理想約會對象」的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評量過程不只發生在他的女性約會對象身上，男性自身也經常內化這些標準，以此期許自己成為社會上可受尊敬與讚揚的男性樣板。更甚者，男性經常在這樣的評量中彼此競爭，進入約會關係的男性所渴望取得的，往往不只是女性的愛慕而已，更是其他男性的認可甚至崇拜。
換句話說，如同女性主義者所說「性別是建構的結果」，我們並非生下來即是男人或女人，而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被變成」社會定義下的男人與女人，約會便是其中一個旅程。對男性來說，成為男性代表在經濟上證明自己，進而在約會時展現經濟能力，藉此對女性證明自己是一個理想伴侶候選人。同時，他們也藉由追求、實踐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包括展演陽剛氣質、建立一個主流社會眼中典型的親密關係，來躋身阿法男（alpha male）——也就是在群體中擁有主導權的男性——的行列。
在過去性別角色相對僵化的時代，這樣的文本得以不受挑戰並被視為理所當然，但隨著女性在經濟、政治、社會參與增加，女性權益提升，男性在公領域經驗到來自女性的挑戰，同時也被期待在私領域做出改變，必須學著扮演所謂的「新好男人」。傳統的陽剛權威受到打擊，但舊日的規範卻還未完全消除。
因此，許多同時感受到威脅與改變壓力的男性，確實經常在約會關係裡面臨兩難，在新舊的性別角色期待間擺盪：一方面仍舊渴望過往的男性榮光，一方面又隱約感受到男性社群可能已無力維持過去的支配地位。但同樣的，渴望澈底推翻傳統性別角色想像的男性也不免擔心，這樣的作為可能讓他們成為男性社群中的「魯蛇」，甚至可能被某些女性排擠。
於是，付不付帳牽涉到的遠超出於個人喜好與選擇，甚至也不只是「雙方說好」就好的決定，這背後所反映的，其實更多時候是在性別角色轉換、舊日權力結構鬆動的當代社會裡，某些男性面臨自身成長背景、教養習慣以及社會壓力時，內心龐大的焦慮與不知如何和新興性別角色與文本和解的迷惘。
「想付錢」也沒那麼簡單
同樣的道理亦適用於女性。從小到大，女性不斷地被教導婚姻是重要的「投資」。比起事業來說，家庭才是人生的最終成就與價值，在選擇伴侶時，必須要以未來的「保障」以及投資之「成本效益」作為最重要的考慮。
因此約會自然就成為探測的場合，父權社會給予女性的角色設定，促使女性在約會時根據「理想成功男性」的條件來做出選擇。在此一框架下，請客吃飯的舉動被賦予了「男方的經濟能力」、「是否懂得男性的行為準則」等意義。
另一方面，許多社會結構上的不友善，也促使女性在擇偶時納入更多經濟與現實考量。已婚女性經常不被期待、甚至可能不被允許繼續參與勞動市場，就算持續工作也可能面臨極不友善的職場環境，薪資和升遷機會都不比男性同僚。女性在結婚後也難以擺脫生子育兒的責任，促使大多數的女性中斷就業，甚至再也無法返回職場，就算返回也難以和男性同儕競爭。許多雇主也可能在女性還未婚之前就已「未雨綢繆」，給予差別對待。
如此一來，女性就獲得了更多理由，必須將透過婚姻而組成的家庭視為生命重心，婚姻的「經濟面向」也成為許多女性不得不考慮的關鍵因素，甚至經常是父母長輩們耳提面命之叮嚀。
而對於許多「新時代女性」來說，即使無視前述這些女性在職場與婚姻、家庭關係內可能遭受到的不平等，乾脆地掏出錢包付錢也依舊不見得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女性被期待要體貼、要照顧他人感受——如約會時不能拂男方面子，也不能太過強勢或主動，尤其是在和男性建立親密關係時。
既然經濟能力往往和控制權相關，很多時候，主動付帳的女性反而被視為不夠優雅、合格的女性，因為她們違反了父權社會裡「男主動、女被動」的行為準則。
故，在當今的約會文本裡，女性面對的是同樣的兩難：新時代的女性彷彿理當擺脫過往的性別期待，展現出更獨立自主的一面；但與此同時，經濟與政治參與機會縱然增加，女性卻仍舊遭遇廣泛地不平等待遇，私領域內的性別刻板印象鬆動的程度亦有限，使得女性仍然被期待符合某些傳統女性角色與義務，也持續承擔大量的私領域勞動。
比方說，我們仍然可以見到符合傳統性別想像的女性們，受到社會大眾推崇，就算是在專業領域已累積高成就的女性，也還是會在她們依舊可以扮演好「優秀女友／妻子」、面面俱到時，格外受到獎勵。
錢可以解決的事，都是小事？
若將視角再拉遠一點，當主流社會將親密關係的成功與否（而「成功」的唯一定義就是婚姻與育兒），視為評估個人價值的重要指標時，我們就不難想像，個人會為了追求這項「成功」而極力遵守常見約會文本裡的規則，並仰賴傳統性別規範作為自身行為準則。因為違背這些規範的結果——如無法進入主流認可的親密關係、被視為魯蛇與怪胎——所造成的代價，往往超出服膺的辛勞。
另一個我們難以迴避的問題則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親密關係如何被資本形塑與限制。一方面，資本主義將消費浪漫化，也將浪漫以金錢量化，於是約會的「價值」經常建立在透過消費而呈現的互動與付出之上——我們只要稍微回憶一下自身對「典型」約會的想像，就不難理解這點。另一方面，許多親密關係裡的衝突在被個人化的同時，也被化約成可以用資本解決的問題，例如所謂的「三機救婚姻」，導致結構上的限制與問題被忽略。
然而，當「錢可以解決的事情，都是小事」成為真理時，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就是：在青年貧窮化的當代，許多正開始約會的人，確實是沒錢的。儘管大多數的輿論會試著告訴我們，錢非萬能，即使經濟能力受限，個人也還是可以仰賴創意與巧思創造浪漫約會，也可以透過溝通與體諒確保親密關係的品質。但無可否認的是，在資本競爭的世界裡，經濟劣勢確實造成各種實質限制與不平等，也可能使個人經歷巨大的心理剝奪感。
簡而言之，在約會和親密關係裡，雙方的互動模式固然是彼此協商的結果，但也難以逃脫更廣大的社會模板。約會吃飯誰付錢這個看來如此微小的決定，其實反映了父權社會的約會文本與性別想像，以及個人在面對不同程度、有時甚至相互衝突的社會進程時，可能感受到的不安、焦慮和挫折。
因此，除了鼓勵個人做自己想做的決定以外，我們也必須挑戰傳統的約會文本跟性別規範，開拓更多不同的約會和親密關係想像，並接納、不羞辱甚至讚揚各種異於傳統的嘗試。反駁傳統約會關係對男女責任的定義之餘，我們還可以從根本上質疑主流社會如何光榮化婚姻與育兒，並反省親密關係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被定型。當我們討論AA制，我們所討論的不再只是誰掏錢，而是我們如何理解與想像親密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