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低胸為何「母湯」？女性自主權與男性特權的衝突

日前立委賴品妤在社群網站Instagram上分享了兩張個人自拍照，因為衣著尺度較大、隱隱露出胸線而引起網友們的兩極反應，有人讚美她漂亮、身材好，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如「去站壁更適合！」和「是要在議場內賣騷嗎？」之類的污辱言論。對此，賴品妤在個人臉書帳號上發文回應，強調「要穿高領還是低胸都是我的自由」。

與此同時，另一名女立委陳玉珍在被問到對此有何看法時，除了稱讚賴品妤青春無敵外，也表示自己會「改天來穿看看」。然而這樣的說法卻遭到網友譏諷「母湯（毋通）」，甚至出現「長這樣不要出來嚇人」、「想到就噁心」等惡意評語。有評論者隨即指出，這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女性的外貌歧視仍然根深蒂固，例如台北市長柯文哲過去也曾經說過，和日本相比，台灣女性經常不化妝就出門「嚇人」。

事實上，類似事件並非第一次發生。2015年，當時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的支持者曾設計過一張競選海報，將當年火紅的電影《我的少女時代》海報中女主角的臉替換成洪秀柱，同樣引起許多負評，網友紛紛表示「不舒服」、「不要出來嚇人」。除此之外，每當有年紀較長、長相較不符合主流審美觀的女性，選擇以較為性感或不符合其年齡的裝扮出現時，也都不免遭遇類似的羞辱言論。

「好女人」應該如何打扮

不論是賴品妤對網友的回應，或是評論者為陳玉珍及其他有類似遭遇女性辯護的方式，都大抵不離「女性自主權」的論述，認為女性有選擇自己衣著、打扮的自由，而許多人的嘲諷和惡意評論，乃是出於對女性的歧視。

除了反映出針對不符合主流審美的女性的不友善以外，這些批評、攻擊與羞辱言論更廣泛地顯示，主流社會如何依照個人的性別、年齡和職業等身分，而針對我們的外表、言行舉止與社會關係進行規範、設定限制。

因此，在社會的規範下，和陳玉珍相比，年輕、外貌與身材也符合主流審美的賴品妤，得以獲得裝扮自己的合理性，而陳玉珍和洪秀柱這類被歸納為「年老」、「不吸引人」的女性，則被認定不應該在自己的外表上作文章，或至少必須呈現出符合她們年齡與外表的合理打扮。

但與此同時，賴品妤也因為打扮不符合主流社會對於「立委」這一職業的想像，而遭到批評，因其不符合從政女性必須要展現出來的「端莊」。此外，在主流父權社會的眼中，賴品妤尺度偏大、有些微裸露的衣著更不是「好女人」應該有的表現，故使她遭受各種羞辱言論。這是父權社會用來懲罰「壞女人」，好引誘女性們都乖乖符合父權性別規範的典型機制。

誠然，任何人——不分性別、年齡和種族——理應都有決定自己外貌與裝扮的自由，然而，光是從「女性自主」出發，恐怕也不能澈底解決我們所遇到的困境，為女性爭取更多空間。這是因為，「女性自主」的論述僅僅從女性的角度出發，但即使女性們都受到鼓勵，進而勇敢、自信地以自身喜愛的方式裝扮自己，也還是沒有辦法阻止其他人的惡意評論。換句話說，我們還是會不斷看到網友們大喊「母湯」。

男性的「理所當然」

因此，本文想要著重討論：為什麼人們——其中又以男性佔大多數——總會理所當然地將自己放置在「評審」的位置上，進而恣意地對他人——尤其是女性——的身體、外表、言行舉止做出評價？是什麼樣的社會機制，給予男性這種動機與權力？

康乃爾大學哲學教授凱特・曼恩在其著作《不只是厭女》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可為我們解釋此現象。曼恩認為，父權社會將男性定義為「取用者」，女性則為「付出者」，女性有義務為男性提供自己的身體、情感、注意力，以及性勞動。相對的，男性則認定自己有一種「理所當然的資格」（entitlement），得以獲取、要求女性的付出，並且在女性拒絕付出時，批評、懲罰她們。

因此，我們可以說，父權社會裡占據支配地位的男性們——這個支配地位通常來自於性別、性傾向、種族和社經地位等各種特權的累積結果——將女性的身體與美貌視為一項可以且應該供他們取用的商品（good）。在此基礎之上，這些男性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有資格對「商品」提出評價、分出高低。

這個評價的過程則又再次仰賴前述的父權社會性別規範：「好的」女性身體必須滿足特定的條件，這些條件又依女性的種族、膚色、社會位置而異。例如某些女性必須足夠性感，但另一群女性則必須要端莊優雅；年輕女性要表現出天真與青春感，年長女性則必須要遮蓋自己已經不夠吸引人的身體，表現出其他可被慾望的女性特質，例如關懷他人、有愛心、成熟體貼等等。

更重要的是，男性必須掌握控制商品的權力，更透過獎勵和懲罰的雙面機制來鼓勵、創造合乎標準的商品，同時修正、甚至是「驅逐」自身眼中「不合格」的商品。因此，善於保養、適度性感，又不帶有「敵意」的女體往往受到稱讚，然而一旦商品「失控」，做出不符合主流社會想像與規範的表現時，男性便認定自身有權給予「負評」，好警惕其他女性千萬別仿效，以達到「良幣逐劣幣」的效果。

白話地說，當女性以父權社會認可的標準展現身體時，她們就是「女神」，反之則成為多作怪的「醜人」與蕩婦。一個值得我們回顧的例子是，數年前「冰桶挑戰」風靡國內外社群網站，許多名人相繼響應，而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完成任務後點名林志玲接棒，甚至放話要她「穿少一點」，充分顯示了將女體視為可供自己指揮的商品的心態。

林志玲當時感謝郭台銘之餘，選擇了不執行冰桶任務但直接捐款，她的回應被許多人稱讚「聰明得體」。然而，我們不妨思考，林志玲有其他選擇嗎？若她指責郭台銘，恐怕會引來許多「小題大作」、「不識大體」的批評，但若她真的聽從郭台銘的指示，「為慈善而脫」，是否又會被視為太「easy」、不檢點？

除此之外，我們也必須考慮的是，林志玲當時作為模特界的「一姊」，其地位賦予了她某些話語權，讓她擁有回應的空間。若同樣的情境發生在更弱勢的女性身上，又會是何等光景？

事實上，類似的故事我們都不陌生。其中一個可作為對比情境的，是另一個在多年前攻占社群網站的運動：解放乳頭（Free the Nipples），我們當時就可以看到，當女性不是為男性而是為自己脫衣解帶時，會帶給身處支配地位的男性多麼句大的威脅感，致使這些女性往往遭受到許多惡意的羞辱和攻擊。

其中最「經典」的回應之一來自於一份主流媒體，其專欄作家在一篇評論中直言：「假如你們（指在網路上露出乳房的女性）因此被強暴，那也不過是剛好」。這樣的說法正是父權社會如何透過「恫嚇」機制，試圖重新取回對女性身體的話語權與控制的典型作法。

結語

綜上所述，當我們鼓吹女性的身體自由、鼓勵女性「做自己」時，我們必須同步挑戰男性的支配心理，以及父權社會的基本運作邏輯如何定位男性和女性，並透過「取用者」和「付出者」的角色區分，合理化男性對女性——包括身體、勞動、情感和性——的所有權。

這個所有權讓男性認定自己有資格理所當然地評價、管理、糾正女性的身體、情感和性，並雙管齊下透過獎勵與懲罰，讓女性的身體、情感與性持續為自身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