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正當的」確診者嗎？防疫與父權，女性面臨的雙重管制

新冠肺炎（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肆虐全球一年，造成全球將近兩百萬人死亡，台灣卻始終維持著極低的感染數和死亡案例，堪稱防疫佼佼者。

與此同時，「全民積極防疫」的文化也形塑一些獨特的社會風景，一方面社會道德壓力有可能成為官方政策以外的有效防疫「推力」，以集體力量督促彼此遵守防疫規定；另一方面，龐大的「模範生」壓力有時候也使社會大眾對於不幸染疫之人不甚寬容，將感染者視為「破口」、甚至民族汙點，投擲許多批評與謾罵。

此外，指揮中心自疫情之初就與民眾保持密切溝通，而多虧了台灣偏低的感染人數，其中一個始終不變的慣例便是公告感染案例資訊（畢竟這在感染數高的國家根本不可能辦到）。儘管公布的資訊多少是一個涉及隱私的敏感問題，也要避免造成獵巫與恐慌之現象，但考量到追蹤必要、協助民眾自主管理，以及「和民眾對話」等好處，指揮中心這個作法相對受到歡迎。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這也造成了某些現象與問題。公布個案資訊，結合指揮中心大幅仰賴社群網站作為消息傳遞管道的結果便是，每次新個案出現時，我們都可以在留言區裡看到各種民眾互動和反應，許多時候是對防疫人員加油打氣，其他時候則是對感染個案的各種「指點」。

誇張一點地說，在某些比較具有爭議性的個案裡，留言區簡直化身審判庭，充滿對當事人的道德判決。

被「指點」與攻擊的感染個案

比方說，上個月確診的案765外籍機師因為不願配合疫調，還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趴趴走」，而引起國人憤怒，遭其感染的女性友人案771更喚起了台灣社會一直以來對於「CCR」（跨文化親密關係）的複雜情感——即使兩案之間是否為親密關係並未經證實，也與防疫無直接相關——鼓動許多人基於「國家榮耀」和「防疫破口」的理由，對當事人進行各種私生活上的攻擊。

又如日前（1月12日）新增的兩起本土案例，也因為當事人為醫護人員，引發民眾擔憂醫院是否未能確實執行安全SOP，並有爆發群聚感染之風險，引起不少討論。

縱然在指揮中心和政府部門紛紛呼籲大眾體諒醫護人員、不責怪個案後，主流評論集中在為醫護人員打氣，同時要求指揮中心再次加強邊境管制、減少入境人數，但在網路上的其他角落，我們仍可以發現一些並不友善的言論。

兩起本土案例裡，儘管指揮中心保證醫院無破口，但在醫療處置過程中感染的案838醫師仍被質疑是否不夠縝密，甚至違反醫院SOP，也因為對個人行蹤回憶不夠完全而遭遇嘲諷——但還好指揮中心並未隨之起舞，反而都能以理性同理回應。

另一方面，與案838同住、同為醫護人員但卻並非在醫院感染（而是在兩人同居家中）的案839則遭遇了直白的厭女言論，包括兩人的性生活立刻成為注目焦點，以及各種挪用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揶揄（例如女人從事護理業就是為了與醫師交往）。

某些人可能會反駁，這些只不過是網路上少數人的言論，無足掛齒。然而，一來如我們在許多其他例子中可見，少數的極端言論也有可能發展成更廣泛的社會風氣，因此，一些主張值不值得被討論，或許不應該取決於人數和言論發表之管道，而是這些主張和言論是否反映出了更普遍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態度。二來，為什麼似乎只有特定身分的人才會遭遇到這些特別不友善、特別極端的攻擊？

當防疫等同作戰，你是好「軍人」嗎？

由於台灣和中國的特殊關係，以及台灣因此長期在國際社會中面臨被邊緣化、受壓迫的處境，這次在新冠疫情上的優秀表現成為台灣揚眉吐氣的機會，守住防疫成果成為全民一心上下所追求的目標。「防疫等同作戰」的語言則把每一個人都變成戰場上的士兵，必須為了抵禦外侮——包括病毒這個來自外國的敵人，以及國際社會的貶低——而付出自己的努力，而當「敵人」是病毒時，戰場就是每一個人的身體，染疫者彷彿被俘虜之士兵與被佔領之國土。

如此一來，染疫不再只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道德問題，每一個個案都會受到社會嚴格的檢視，以確認他的感染具不具有正當性——個案是否「盡力抵抗」（遵守防疫規則），感染是否為不可抗力（還是自己的行為放縱所導致的結果），並進一步決定，一個個案應該收穫同情還是譴責。

決定個人感染正當性的，除了個人行為以外，很多時候還包括個人的生活背景、歷史與身分，例如國籍、職業、膚色等﹐而從不少個案中我們會發現，很多時候性別也在其中扮演了特定角色，例如前述的案771和案839，以及之前的移工感染案例等。在疫情之下，防疫、國族情懷，以及父權社會下的性別角色規範彼此交織，常常決定了女性感染案例如何被建構與述說，以及個案本身有可能因為「違反」了哪些規則，而遭受到特別性別化，甚至不合比例、過度嚴厲的批評。

換句話說，即使每個人在疾病之下理當是平等的，但性別卻常成為關鍵因素，決定對一個女性的身體來說，哪樣才符合感染的「正當」路徑。

「防疫」與「父權」：對女性身體的雙重管制

以案771為例，儘管個案本身可能確實有道德缺失（例如未能做好自主健康管理），但她受到的批評和攻擊卻顯然超出比例，很多批評不只高度性別化，更展現出濃厚的厭女情結。

對CCR的憤恨在台灣社會發酵已久，所反映的是父權社會賦予女人的角色和國族情結的交織：女人必須要為受到認可的男性對象付出愛、關心與性和生殖的勞動，愛國情懷則要求女人在付出時必須展現國族忠誠，自動認可本國男性是自己必須要服務的對象。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民族國家裡，女人的生育是為了產出國家的軍事勞動力和經濟生產力，因此更強化了女性的生養必須要留在「自家」的意識形態。

以父權價值為基礎的反CCR情緒，也與防疫語言完美結合，於是在網路言論揣測下，案771成為一個自願對「敵人」「獻身」的人，不僅沒有遵守父權規則，將自己的身體與性提供給合格的對象（也就是本國籍男性），更因為追求性愉悅，而讓自己的身體成為病毒滲透的端點。在此想像下，案771的染疫毫無正當性可言，讓她成為毫不值得被同情，反而需要被譴責與規訓的對象。

如果說社會大眾對案771的不滿有CCR汙名的支持，因此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理解，那麼案839這樣一個看似完全「無過失」的案例，為何也會被網友「酸」呢？這似乎就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但若細究，對女護理師的「指點」和揶揄其實不令人意外，那源自於前述同樣的規範模式。

儘管當今社會看似開放，然而情慾自主的權力其實鮮少被延伸到女性身上，太過自由而獨立地追求自身情慾滿足的女人仍舊面臨各類羞辱。父權規範要求女人不僅得把自己的身體和性付出給被認可的男性對象，更要以特定的方式付出，也就是透過一種被國家核可的親密關係——以生養為目標的異性戀婚姻。

未能遵守這些規範的女人也許不見得會持續遭受高強度的攻擊，她們被監管的程度也會因自身「違反規則」的程度而異——例如不婚但「潔身自好」的女人，和主動追求多重性伴侶的女人所受到的批評強度不一——但她們卻都隨時有可能遭到厭女情結的打壓。一旦這些違規和主流父權社會的利益太過衝突，就是厭女情節出動之時，以懲罰當事人，也警惕其他女人「安分守己」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可能可以推測，對於全心擁戴父權規則的人來說，案839的「違規」在於，作為一個女人，她居然讓自己在非「國家認定之合法親密關係（婚姻）」之外，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性愉悅（有趣的是，儘管兩人同住也正在交往中，但「性」並不一定就存在），甚至因此導致自己「置國家社會於危險之中（染疫）」。

當性別與其他弱勢身分交織

某些人可能辯稱，社會對感染案例的尖銳言詞乃是因為「關心則亂」，同時對於感染個案的指點也不只限於女性個案，而是基於「個人行為」。然而，本文想要指出的是，個人行為所面臨的道德標準很多時候並非毫無差異，而會因為身分有所不同：某些身分會造成更嚴苛的標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規則。更甚者，當不同的弱勢身分交織時，當事人所面臨的檢視可能更為全面並偏頗。

比方說，我們可以回想去年年初，在感染隔離期間直播的移工所受到的指責，除了「暴露隱私」的疑慮以外，還有人形容她「搔首弄姿」。這些批評反映了台灣社會對移工文化的不了解，以及台灣作為地主國只想利用移工勞力，卻不願意面對相應成本和責任，反而將「不再有用」的移工身體視為隨時可以丟棄的物品。

此外，性別身分則為她帶來特定的行為規範，因此當她的舉止不夠符合「正當」女性形象、而是太過積極展現自己時，就彷彿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合理理由，質疑她的道德水準，甚至人格。

若再往前追溯，女性移工身體之所以如此頻繁地出現在台灣地景中，也是性別壓迫結合國族階序後的結果。當台灣女人被要求承擔過度的照護責任和家務工作時，有經濟能力的女人有可能選擇將這些勞務外包，取用其他膚色的女人所提供的勞動（而沒有經濟能力的女人就只能繼續咬牙苦撐）。

曾經一度引起重大爭議的「血友病童返台就醫」案裡，其實也可以看到女人的身體如何被鑲嵌進國族想像中。在過程中，血友病童母親的「中配」身分始終是焦點之一，在她未能對台灣政府表達出「適當」感激後，她被描繪成享受了台灣好處（健保）卻未能真心「投誠」的自私女人，她彷彿成為容器，必須乘載兩個國家之間的對抗。

除此之外，台灣社會裡長期流傳的「新移民假結婚真詐騙」偏見，也強化了人們認定自己有正當理由，可以質疑她的動機與品德。

結語

上述的女性們或許不見得毫無錯誤（她們也並沒有完美的義務），但此處的重點是，女人是不是有可能面對一套更嚴苛、甚至完全不同的道德標準？同時，針對女人的特殊道德標準又反映了哪些意識形態？事實上，女人的身體一直都是「是非之地」，被賦予各種想像和義務。

在疫情底下，當每個人的身體都成為小型戰場，而感染與否不再只是醫學事件時，國族、性別與其它身分的交織更有可能在女人身上呈現出複雜又獨特的景象，讓女人成為無法被同情的對象，不僅是防疫的，更是道德的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