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衝突下的女性臉孔：被默許的性暴力以及更加凸顯的不平等

V太太 21 Mar, 2022

俄羅斯於2月底對烏克蘭發動武裝侵略，使烏克蘭人民深陷戰火中、被迫流離失所，承受著自由、生命與財產的損失。戰爭造成的傷害是全面性的，但每個人在戰爭前的脆弱程度卻可能有所不同，會受到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影響——比方說，身處社會上層、享受較多經濟資源的人會比底層人民更有機會得以順利逃離戰火，並在他鄉建立新生活。而性別也是其中的影響因素之一。

在歷史與文化敘事中，戰爭經常只被賦予了男性的面孔與姓名，然而這卻不代表女性不受到戰爭的威脅和影響。事實上，女性在戰爭與武裝衝突中，經常面臨著獨特的風險、暴力與艱難處境，甚至是在戰爭結束後仍必須承擔著長久的傷害性後果，例如：流離失所、貧窮和失去教育機會等，也加劇女性在社會中長期遭受的不平等與壓迫。

在這次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中，情況亦同。聯合國婦女署官員便於日前指出，面對戰亂，女性和女孩們會「付出最高的代價」，包括面臨暴力、失去經濟支持與教育機會、被迫流亡、無法取得食物和飲水，以及面臨嚴苛的醫療和衛生條件等。

這並非在比較戰亂之下男性和女性誰比較「慘」——畢竟如前所說，戰爭的傷害遍及每一個人民——而是想要指出，戰亂經常會加深父權社會體制下存在已久的不平等和壓迫。換句話說，女性在承平時期所遭遇的各種不平等待遇，會在戰亂與動盪時期更為凸顯。

性暴力作為戰爭之武器

首先，女性在戰亂期間面臨著巨大的性暴力風險，不論是在衝突發生的地區或逃亡途中皆然。日前烏克蘭外長在對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發言時便指控，俄羅斯軍人在占領城市後已開始性侵當地女性。

儘管，烏克蘭外長並沒有提出相關證據，事後也沒有其他媒體或組織提出更多的報導和說明來證明這項指控。但另一方面，擔憂烏克蘭當地女性可能遭到敵方軍人性侵的考量恐怕也並非無中生有，因為對女性的性暴力早已被默認為戰爭和衝突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男人被殺害、女人被強暴似乎是大部分人對於戰爭的基本認識，也不斷重複地在每一次的戰爭中反覆發生。

聯合國將武裝衝突中的性暴力（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定義為：和武裝衝突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情境中，針對女性、男性、女孩、男孩所進行的強暴、性奴役、強迫性交易、強迫懷孕、強迫墮胎、強迫結紮、強迫婚姻，以及其他任何同等嚴重的、與性相關的暴力行為。此外，在戰爭中為了性暴力或性剝削的目的而進行的人口販運也包含在內。

事實上，對女性的性暴力也不僅僅是武裝衝突的「副作用」而已，更早已成為戰爭中的武器和恐嚇手段之一。在戰爭這個高度崇拜陽剛氣概的場域中，參與士兵們被鼓勵將敵方人民去人性化，而各種暴力、壓制、侵犯與殺戮不只被合理化，更被讚賞。在這種氛圍下，對女性的性暴力成為一種發洩情緒並證明自身陽剛氣質的方式，容許軍隊在侵略之地的性暴力甚至經常成為對軍人們的「獎勵」。

與此同時，在父權社會裡，女性被賦予為男性提供身體、情感與性勞動的義務，而國族體制則決定本地男性是具有合格資格、理當獲得這些服務的對象——這解釋了為什麼進入跨國關係的女性經常會遭遇罵名——因此，由於女性是國家勞動力的生產者，並理當從屬於本國男性，發動衝突的軍隊藉由對當地女性的性暴力，達到對敵軍的雙重羞辱：一方面是對敵軍男性身分的羞辱，另一方面是針對整個社會與民族的羞辱。而當性暴力大規模發生時，則可以達到種族清洗的目的。

在近代國際歷史上，已發生過許多起駭人聽聞的大規模武裝衝突性暴力事件。例如，1991年的前南斯拉夫內戰中，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以及波士尼亞軍隊都被指控在占領地區內大規模地強暴他族女性¹。1994年的盧安達種族衝突中，則有高達五萬名的圖西族女性遭到胡圖人強暴，許多女性因此感染愛滋病毒，或是懷孕並生下兒女。伊斯蘭國綁架了許多不同宗教的女性做為性奴隸，而在非洲，象牙海岸、剛果共和國以及南蘇丹等地的戰爭都導致了無數女性遭遇性暴力。

被默許的性暴力

性暴力也不只來自於「敵人」。即使成功地逃離了戰場，許多女性在流亡的旅程中仍舊遭遇性暴力之威脅。比方說必須以「性」交換食物和住所，或是為了確保自身和家人可以持續相對「安全」地逃難，而不得不忍受這些暴力。尤其當男性被強制上戰場之際，女性只能孤身上路，或必須照顧家中和社群的老幼，使得性暴力成為難以避免的風險。

過去便有報導指出，從遭內戰蹂躪的敘利亞出逃之女性，經常在旅程中尋求庇護時，反過來遭遇性暴力。而以烏克蘭女性的狀況來說，由於烏克蘭政府全面禁止年齡介於18至60歲的男性離境，因次在如今已經逃離烏克蘭的數百萬難民中，女性和兒童占了極高的比例，而她們在流亡期間可能遭遇的風險和傷害，也成為國際組織的關注焦點²。

另一個性暴力經常發生的環境則是難民營，難民營裡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苛刻的生活環境，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所造成的各種情緒壓力，都可能成為暴力之溫床，而女性又經常是底端之受害者。然而，這類暴力的通報率卻非常低，因為女性們擔心一旦說出自身遭遇，她們可能會被趕出難民營。

如同其他性暴力的受害者，武裝衝突性暴力的受害者承受著各種身體與心理的傷害，她們可能被迫懷孕、染上性傳染病，也飽受心理上的恐懼、憂鬱和焦慮等情緒。然而，儘管戰爭中的性暴力對女性造成如此大規模的傷害，它卻因為上述的民族與父權意涵，而經常被視為一種「無可避免」，因此遭到默許。即使是在戰爭結束後，這樣的行為也鮮少被追究責任，甚至有時候可能為了加速「和平進程」，使受害者被迫噤聲。

另一方面，因為戰爭和戰後重建時期缺乏醫療資源和社會支持，受害者們往往無法獲得必要的醫療和心理衛生協助。此外，武裝衝突性暴力經常涉及種族和宗教的衝突，受害者們可能承受更多文化汙名——例如被敵人玷污的女人——這使得她們一來不敢說出自己的經歷³；二來可能在揭露自身遭受暴力的事實後，卻反而無法獲得家庭或社群的諒解，進而被逐出社群，流離失所，或是遭受二次暴力。她們因為遭到強暴而產下的子女也可能不被原生家庭與社會接受，持續面臨偏見、霸凌甚至驅逐。

在等待烏克蘭警察檢查其相關文件以及行李期間，一名婦女正在安撫一名男童。圖／美聯社

戰亂加深原有社會不平等

最後，除了性暴力這樣直接的傷害以外，戰亂中的女性可能還面臨一些較為間接卻獨特的影響。這是因為，當正式的社會體制因為戰亂崩解時，女性作為社會弱勢，不僅更容易被邊緣化，也較難以取得支持資源。

比方說，援助團體指出，在未來三個月間，預計約有八萬名烏克蘭女性將產子，然而隨著戰火摧毀了醫療與民生設施，她們之中許多人將難以取得必要的照護服務⁴。此外，戰亂也會增加女性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風險，其中的原因包括戰爭時期武器的大量流通、生活條件困難，以及參與戰爭為男性增加了許多施暴風險因子（如飲酒、情緒壓力等）。

更進一步來說，即使是戰爭結束或逃離了戰亂地區，上述這些負面影響也不會立即消失。有論者指出，一方面相對於男性來說，女性的社會流動性較低，因此可能較難在戰亂後找尋新的經濟和生活機會。另一方面，成為難民的女性可能在地主國中成為更弱勢的存在，遭到經濟與社會層面的剝削——例如，難民女性遭遇到家暴的機率偏高。

然而，這並不代表女性「需要」男性的保護，而是如前所述，這反映出了社會中現有的性別不平等與壓迫，在動亂時刻，女性一直以來所面對的威脅會以更強烈、直接的方式傷害她們。因此，當我們在關心戰場上戰鬥與犧牲生命的烏克蘭軍人的同時，這些被迫流離失所的女性的遭遇也同樣值得關注。

2022年3月20日星期日，一名難民婦女在烏克蘭布羅瓦里吃飯。據當局稱有1,600人從俄羅斯軍方控制的Bobrik村撤離。其中一半是兒童，圖／美聯社

這也提醒了我們，戰亂的傷害不只發生在戰場上，也不僅限於砲火當下，而是會遍及各個人口群與社會層面。並且在戰爭結束後，崩壞的社會建設與組織會使得各種不平等更加劇烈。在呼籲停戰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思考後續的各種救援措施，並覺察舊有的社會不平等——包括種族、階級和性別——如何影響不同社群開啟新生活的機會，進而致力於打造一個更平等與多元的支持體系。

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從眼下的悲劇中檢討自身，看見眼下乍看幸福安穩的社會裡，潛藏了多少不平等的風險因子，而這些不平等又會在動盪來臨時，如何對特定人口群造成巨大的傷害。如果烏克蘭眼下的遭遇可以給我們任何啟示，筆者認為是，一個國家抵禦侵略、並從侵略中復甦的能力與韌性，不只涉及國家的軍事能力，還有整個社會內部的平等、多元，與對弱勢群體之關懷。

最後，女性主義者也強調，女性並非只是戰爭中的受害者。相反的，女性一直在重建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包括為其他流亡的難民女性提供組織與支持、在戰後投入經濟發展，以及致力於投身打造更好的衝突解決與和平協商機制。事實上，讓女性成為和平協商的一分子十分重要，這能夠打造一個更多元與平等的視角，以不同的觀點理解衝突，並使打造和平的過程得以納入更多不同的經驗與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