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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2020奧斯卡:《寄生上流》橫掃四大獎的幾個關鍵

《寄生上流》是首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 圖/路透社
《寄生上流》是首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 圖/路透社

當史派克.李(Spike Lee)在頒發最佳導演獎時喊出奉俊昊的名字,許多坐在電視機前的資深影迷大概都發覺「苗頭不對」。畢竟奧斯卡獎不是評審團制,沒有分豬肉之說,最佳影片與導演獎得主分家不常見,過去30年僅發生9次。

原先氣勢最旺的《1917》(2019)一時斷氣,笑到最後的是來自南韓的《寄生上流》(Parasite, 2019)。《寄生上流》最終以最佳影片、導演、原著劇本與國際影片四項大獎成績作收,不僅是史上首部榮獲奧斯卡殊榮的南韓電影,也是首次獲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

一英吋的字幕障礙

這個成就堪稱空前,因為美國人不看字幕是出了名的,哪怕是《藝伎回憶錄》(Memoirs of a Geisha, 2005)裡的日本武士與藝伎都得操標準英語,緊接著要上映的《花木蘭》(Mulan, 2020)也「不可免俗」。這點奉俊昊很清楚,他在稍早的金球獎獲獎時便幽了美國人一默,奉勸美國人試著「克服一英吋的字幕障礙」,如此一來,「你會發現更多的好電影」。

在《寄生上流》之前獲得最好成績的亞洲電影,是李安執導的《臥虎藏龍》(2000)。當時負責發行的哥倫比亞影業便想出妙計,在預告片裡放滿動作戲,卻不讓人物說話,就怕「露餡」。結果策略大獲成功,全美賣破1億美元。反觀《寄生上流》只能直球對決,除了凸顯了這部作品確實過人,大環境對它有利也是事實。

選出奧斯卡入圍者與得獎者的影藝學院,過去常被戲稱為「老白男」集團(由老人、白人、男性組成,或者老年的白人男性為主要成員),保守程度可想而知。為了去除掉這樣的尷尬標籤,影藝學院近年開始廣收新人改變選民結構。

依據統計,2015年會員人數為6,261人,到了2019年已擴增到8,469人。成員身分亦格外重視膚色與國籍的多元性,來自歐洲、墨西哥、中國的會員皆大幅增加。改革之初便收到成效,例如在2017年選出了奧斯卡獎史上第一部LGBT題材的最佳影片《月光下的藍色男孩》(Moonlight, 2016)。

去年墨西哥電影《羅馬》(Roma)雖然未能奪魁,或在於影藝學院會員對線上串流平台網飛(Netflix)仍有顧忌,而非它是外語片的緣故。非英語電影得獎其實是遲早的事,只是大家萬萬沒想到第一部達陣的,竟是韓國電影《寄生上流》。這下恐怕讓很多國人也許納悶,早知韓國電影有兩把刷子,但征服奧斯卡獎,至於嗎?

奉俊昊在稍早的金球獎獲獎時,奉勸美國人試著「克服一英吋的字幕障礙」。 圖/法新社
奉俊昊在稍早的金球獎獲獎時,奉勸美國人試著「克服一英吋的字幕障礙」。 圖/法新社

奧斯卡是一場商業遊戲

其實2019年好片如雲,換一群選民,《寄生上流》未必被選為年度最佳。但奧斯卡獎向來是一場商業遊戲,不是光論實力而已。發行商必須研擬出造勢策略,辦活動接觸選民,砸錢在網路平台或平面媒體等處撒廣告。為《寄生上流》操盤的美國獨立片商Neon才不過成立三年,但有了之前操作《老娘叫譚雅》(I, Tonya, 2017)的經驗,這回顯得駕輕就熟。

幕後功臣是Neon創辦人湯姆.奎因(Tom Quinn),先前曾效力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主導的溫斯坦影業,參與過《末日列車》(Snowpiercer, 2013)的營銷。後來他自立門戶,在《寄生上流》開拍後不久便搶下北美版權,從2018年10月開始運籌帷幄。在坎城榮獲最大獎金棕櫚獎之後,Neon輕鬆談妥了多倫多影展與紐約影展的首映,一路征服北美媒體、影評人。

但他們並未選擇採取大規模放映,而是從2019年10月開始採取限量影廳上映模式,寧願先衝三間戲院的票房,聚集各地影迷前來朝聖。最終成功創造首週37.6萬美元票房紀錄,單廳平均達12.5萬美元,創下北美非英語片新猷,口碑也為之帶動。隨後逐步擴張,隔週開到33間戲院。在發行第10週,突破2,000萬美元票房紀錄。截至奧斯卡獎頒獎典禮的週末,《寄生上流》的美國票房已達3,550萬美元成績,是非英語片在美國罕見的好票房。

影藝學院的選民絕非我們常人想像般那麼尊重手上的選票,過去有多位選民公開說明自己的投票取向,沒看過片就憑直覺去投票的人不在少數。當《寄生上流》成功炒起話題,變成現象級影片,自然會吸引這些日理萬機的選民願意挪出時間觀賞,入圍機率自然大大增加。

《寄生上流》劇照。 圖/catchplay
《寄生上流》劇照。 圖/catchplay

脫穎而出的關鍵

當然,《寄生上流》之所以能贏得小金人,絕非只靠策略操作就能成事,電影本身的內容必須打動上千影藝學院選民。而它之所以脫穎而出的關鍵,顯然在於作品的層次感。這裡說的層次便是一樓與地下室的對照,既可說是喜劇與黑色驚悚劇的完美轉換,也是上層社會與底層社會的寫實對照。

這並不是亞洲電影首次關注類似的貧富差距、社會正義題材。事實上,奉俊昊先前拍攝的兩部好萊塢格局製作《末日列車》與《玉子》(Okja, 2017)的大方向也是如此。兩部片的成果都不算成功,前者在票房上失利,後者口碑普普,兩部片同樣遭到獎季排除在外。但奉俊昊顯然汲取了先前的失敗經驗,回歸到韓國操作自己熟悉的製作團隊,講述一個完全本土,但卻屬於世界的故事。

這一點不是與李安神似嗎?當時在《臥虎藏龍》之前,李安在美國連兩部作品《冰風暴》(The Ice Storm, 1997)與《與魔鬼共騎》(Ride with the Devil, 1999)也都在市場遭受冷落,獎季也未見青睞。他與奉俊昊的經歷明顯相似,同樣面臨著一個調整的過程。

將作品轉化成貼近美國人或者國際觀眾願意並且有能力品嚐的樣貌,並非一蹴可幾。奉俊昊早期經典《殺人回憶》(Memories of Murder, 2003)和《非常母親》(Mother, 2009)即便可能被歸類為商業電影,但在歐美觀眾眼中還是藝術院線(Arthouse)範疇。

套一句片中朴社長所說,《寄生上流》成功「越線」了,它既能在攝影、場景設計、配樂運用上傳達一種藝術質感,也能利用峰迴路轉故事轉折扣人心弦,逼出觀眾的腎上腺素。甚至在故事最後,傳達了一種對社會的控訴、人道主義式的關懷,在在符合奧斯卡的審美觀。

《寄生上流》或許未必是所有選民的最佳影片首選,因影藝學院在這個項目採用的是「排序複選投票制」(Instant-runoff voting),這個制度可以保障每個選民的票都發揮作用。選民必須先進行喜好排序,最後影藝學院會一個個刷掉最少人排在第一名的電影,而這張選票的第二名就會遞補成第一名。以此類推,凡有一部影片有一半選民列為第一名,便能勝出。因此奧斯卡最佳影片不見得是所有人的首選,卻是「最大公約數」。

如果直接一票定生死,獲獎的或許是符合奧斯卡傳統喜好的《1917》,呼聲也不小的《從前,有個好萊塢》(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2019)和《小丑》(Joker, 2019)可能也都在廝殺之列。喜歡《1917》的選民可能恨透《從前,有個好萊塢》,反之亦然。但所有人大概都對《寄生上流》不排斥。

《寄生上流》劇照。 圖/catchplay
《寄生上流》劇照。 圖/catchplay

韓影工業的雄厚實力

《寄生上流》的出現,的確是給好萊塢電影一記當頭棒喝。不看字幕的美國人過去大概以為只要是非英語片就是薩雅吉.雷(Satyajit Ray)、楚浮(Francois Truffaut)、王家衛或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那樣的形貌。殊不知韓國人的企圖心與執行力遠超他們想像,作品不僅凸顯了奉俊昊作為一個優秀作者的能耐,也彰顯了韓國電影工業的雄厚實力。

然而,在《寄生上流》掄元之後,卻驚見許多人聲稱接下來也要輪到其他亞洲電影在奧斯卡發威。在我看來只是痴心妄想。這樣一部大膽揭示韓國社會階級黑暗面,丟出「有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等諷世金句的革命之作,可不是某個導演賣房子就能拍出來的,而是韓國最富有的CJ集團為首的投資製作,由此可見韓國金主對題材的自由度與寬容度。相信有關注韓片的觀眾也很清楚,近年直接大膽針砭時政的韓片也不止這一部,《分秒幣爭》(2018)等片力道都格外強勁。

目前除了韓國,我實在看不出來亞洲有哪個國家有如此的成熟電影工業、國際視野與創作自由度,能去支撐一部《寄生上流》。對於亞洲電影能有如此成就,與有榮焉一天就好,這終究是屬於韓國人的光榮。

《寄生上流》最終以最佳影片、導演、原著劇本與國際影片四項大獎成績作收。 圖/路透...
《寄生上流》最終以最佳影片、導演、原著劇本與國際影片四項大獎成績作收。 圖/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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