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個「平凡人」並避免平庸之惡?評柏林金熊獎《無邪》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如同南韓、德國電影給予人們善於處理「歷史題材」的印象,伊朗電影探討的似乎也逐漸指向一條明確道路——「司法議題」。
身為藝術工作者,在人權低落的伊朗,這類議題已然成為導演所關注的焦點,而「死刑」亦是長久以來,人權議題中的一道大哉問。獲得2020柏林影展金熊獎的作品《無邪》(There is no evil),以四名死刑執行官的故事,道出人性在體制下所遭遇的壓迫與抵抗。
本片由伊朗爭議名導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執導,他的作品長年因牴觸伊朗政府而屢遭禁播,更因本片被控「叛亂罪」入監服刑。柏林影展領獎典禮當天他無法出席,僅能由女兒代領,使得伊朗政府罔顧人權的行徑更加鮮明。
「可以殺人」的平凡人
《無邪》的拍攝過程非常克難,四幕劇的形式不僅展現了死刑執行官平凡、多樣的面孔,同時也是為了提高通過電影審查的機率。
四個故事分別以四部短片的方式送審,而在拍攝過程中,導演與助理導演分工,前者負責室內戲與偏僻鄉村的外景;後者負責城市的拍攝工作,合力將這部作品完成。因此,四幕劇分別都有各自的章節名稱,第一章為「這裡沒有邪惡」、第二章為「她說,你辦得到」,接著是「生日」和「吻我」。
第一章呈現了一個男子的日常,他上夜班、與妻女、母親過著毫不起眼的生活,而這種幾近安詳且平凡的生活,卻在最後一分鐘遭到徹底顛覆。男子同樣平凡地按下牆上的按鈕,也同樣平凡地等待受刑人的死亡,畫面隨後切到幾名死刑犯的雙腳,凳子被抽走、死刑犯雙腳懸空、失禁,然後掙扎、死亡。
如此轉折殺得觀眾措手不及,更因男子如此平凡,毫無一般人印象中的劊子手樣貌,更讓人感到震驚。體制給予了他殺死人的權力,但或許死的不只是犯人,體制也殺死了男子的人性。「執行官」的情感隨著一次次執行死刑逐漸凐滅,生命的重量無形中侵蝕著他們身而為人的情感、痛苦與掙扎,並一次次地被消磨。
而令許多人們、異議者更難以相信的是,劊子手竟平凡如你我。那副平凡形象,人們又如何能義正嚴詞地大聲譴責?導演如此安排,引導觀眾跨過執行者的屏障,直視體制如何駭人。
役男「執行死刑」的思辨
首篇故事開宗明義地向觀眾闡明體制如何奪走人的靈魂後,第二個故事則帶觀眾回到這些人「殺人之前」,重新體現反抗體制所需要的勇氣。第二、三章都聚焦於役男執行死刑時面對的難題,兩個主人公做了不同選擇,也因此有了不同的結果。
第二章敘述即將首次執行死刑的阿兵哥,在寢室中與其他室友對話。有人認為法律如此規定,自然只能照著法律走,除非以後爬到高位,成為能夠修改法律的人;也有人教他,調查死刑犯的罪名,好讓自己在執行時能好過一點。
幾個阿兵哥的對話,正是導演所欲傳達的辯證,也是他即便遭受迫害,仍要留在伊朗的原因。一旦離開,作為一個海外倡議者,力量終會日漸式微。如同中國當年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倡議者一樣,只能從遙遠的彼端吶喊,而不再能擔起從根基改革的艱鉅任務。
然而,不滿意體制便想辦法改變它,談何容易?片中的役男,終究必須服完兵役,才能過著一般人的生活,才能出國、找工作;而若先屈就於體制,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甚至,要如何等到自己能夠改變體制時,仍保有初心?
做個「平凡人」太難
阿兵哥「打聽罪名」的舉動,正是為了降低自己執法的罪惡感。在帶死刑犯到刑場的過程中,他必須與死刑犯扣在一起,這樣的距離幾乎能夠感受到對方手掌的溫度——死刑犯從一組編號、一個名字,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當阿兵哥想以冠上罪名的方式將之「非人化」時,這段路卻又更加深了死刑犯作為一個「人」的模樣。
本章除了思想的辯證,運鏡更是十分精彩。阿兵哥逃兵的過程中有大量的樓梯奔跑場景,透過導演明快且乾淨的運鏡,全程手持攝影緊跟在後,以仰視或平視鏡頭,搭配快節奏的配樂,使得逃兵過程的緊張感大大增加。
同樣講述役男,第三章的主人公的選擇截然不同,他執行了多次死刑,其中也包括了女友的恩師。相對之下,本章更進一步闡明了導演的立場,當法律是為當權者服務,誰能確定「罪人」是否真正有罪?
而當死刑執行官開始懷疑自己,痛苦也隨之到來,執行者躲在體制背後,彷彿被金鐘罩保護,自行切斷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因為反抗體制太為困難,代價也過於巨大,人性之火一旦再度燃起,過往種種將一併反噬。
第四章則可視為第二章的後話,描繪了逃兵後一輩子必須隱姓埋名的生活,甚至連孩子都必須拜託親戚扶養。當人們必須付出「平凡」作為代價,日常生活成為奢望,是否會有更多人選擇按下按鈕的那個「平凡」?
背叛國家的「平凡人」
伊朗是全世界死刑執行率最高的國家,比起一般民主國家在討論死刑存廢,著重於冤獄以及人權問題;在威權國家中,卻仍停留在死刑是否成為政府去除異議者的工具。所有反對這些法律、質疑體制的藝術工作者,都成了所謂的「反社會份子」。在《無邪》中,死刑官是公務員,抗拒執行死刑即是抗拒公權力,他們都成了背叛國家的人。
《無邪》不若許多探討死刑的電影將焦點擺在死刑犯身上,亦非關注受害者或是兩方親屬,而是探究死刑執行官的平凡面孔,揭示作為一個「平凡人」的單純及艱難。片中四個故事雖彼此獨立,但角色仍有些許交集與重複,導演建構了完整的伊朗社會面貌,也透過通俗的故事,包裝體制碾壓人性的沉重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