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思想的重負：日本戰後思想家鶴見俊輔
在日本諸多思想家中，鶴見俊輔（1922-2015）堪稱是領軍人物之一，在世期間，與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詩人暨思想評論家吉本隆明皆有思想交流。
鶴見俊輔是一名日本思想文化評論家，以及大眾文化研究者，其論述有幾個特質：具有歷史思想的厚重、對國家戰爭與政治文明的省思、對社會弊病根源的追問，以及具有思想史的特質。
進言之，從古代、江戶時期、明治時期到二戰前後的日本史，都納入他辯證批判的視野中。他終其一生勤奮寫作，參與各種講座和對談，編著與合著近百種，出版《鶴見俊輔集》（全12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集 續》（全5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座談》（全10卷，晶文社）、《鶴見俊輔書評集成》（全3卷，みすず書房），這些文字帶給日本戰後的言論思想界很大影響。
家族背景與戰爭體驗
鶴見俊輔出生於1922年，家族背景顯赫，父親鶴見祐輔曾任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出任過眾議院議員和厚生大臣等職，亦是善寫能譯的文人作家。他用日語寫過旅行遊記、隨筆、論文、小說和傳記，著書42種（57冊），以及三種英語著作。1928年，其《英雄待望論》（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28年）更登上50萬部暢銷書名榜。此外，六卷本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改造社，1936年）日譯本，正是出自鶴見祐輔卓越的譯筆。
鶴見俊輔的外祖父後藤新平，亦是顯赫的政治人物，他曾經擔任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其後晉升為首任南滿州鐵道總裁、遞信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和第七屆東京市長，以及第三任拓殖大學校長等要職，1928年受封伯爵。
據心理學家分析，也許鶴見俊輔出身貴族家庭，母親對他管教極為嚴格，這種壓力導致他過早出現叛逆行為。例如偷書、逃學和出入不良場所，甚至二度自殺未遂，三度進出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
1937年，他從府立第五中學退學。隔年春天，鶴見俊輔時值16歲，他隨同父親赴美拜訪哈佛大學的亞瑟．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教授，經過詳細面談，他決定到美國留學，也在那時與經濟學家都留重人結識為友。翌年秋天，他進入哈佛大學哲學科就讀，寄宿在當地劍橋的青年之家。1940年初夏，他返國探親期間，拜訪了民藝家柳宗悅，其後，他對於柳宗悅的思想研究，收錄於《鶴見俊輔集 續 4》中。
翌年春天，他著手撰寫畢業論文《論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夏季進入紐約日本文化會館圖書館打工，認識了美國作家和社會運動家海倫．凱勒（Helen Keller），但11月下旬，美日關係卻出現了詭譎的前兆，日本大使館若杉大使來函通知，要他即刻到西海岸搭乘船艦返回日本。果真在12月8日，因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兩國正式宣戰，但他並沒有束裝返國。
接下來，鶴見俊輔迎來了厄運之年。留美期間，鶴見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引來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就思想根源而言，他的確否定國家的作為，高揚個人的存在。因此，1942年3月24日，聯邦調查局幹員以涉入間諜案為由，到鶴見所住的學生宿舍裡大肆搜查，並強行將他帶走，關押於東波士頓移民局拘留所。
在關押期間，他未完成的論文一度遭到沒收，他取回後只能趴在拘留所的馬桶上繼續完成，儘管俢學年限不足，哈佛大學教授委員會仍同意授予他畢業文憑。是年6月，鶴見搭乘戰爭時期交換戰俘的船艦M.S.Gripsholm號出發返回日本後，很快接到了徵召令。翌年2月，他擔任海軍文職人員（負責德語口譯），從神戶港搭乘船艦，衝破德軍的封鎖線，輾轉抵到印尼雅加達。
思想軌跡與理論實踐
兩年後，鶴見俊輔回到橫濱日吉軍令部的翻譯部門，不幸的是，他於6月腹膜炎惡化，不得不離開軍令部。為了躲避美軍的空襲，他隨同父親和胞姊和子，疏散到靜岡縣的熱海租屋療養。從那時起，他開始寫作《哲學的反省》，並於翌年出版。
嚴格來說，1946年5月可謂是實現鶴見思想論述的新起點。他與物理學家武谷三男、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社會學家鶴見和子、學者武田清子等人，共同創辦《思想的科學》同仁雜誌，雜誌內容豐富多姿，吸引同時代傑出知識分子矚目。
然而，當時日本還在美國占領軍的支配下，出版雜誌刊物都得通過嚴格審閱。因此，該雜誌有的文章沒能通過審查，被命令修改或刪除，更不用說明顯批判美國占領軍的文章則遭悉數刪除，這是日本知識分子在美國統治下受到的屈辱和挫折感。
當然，也有知識人分子支持美國在戰後日本推動的民主改革，他們認為，與日本軍國主義高壓統治相比，由美軍主導規範的言論空間更寬鬆，至少還容許自由主義的存在。這種對於言論價值觀的選取論戰，持續到日本戰後很長一段時間。
以鶴見俊輔為首，於1949年7月成立的「思想之科學研究會」，加上提供發表園地的《思想的科學》雜誌，對當時日本思想界的影響力既深且遠。他們自行籌措雜誌創辦的資金，旨在探索日本戰敗的深層含義和汲取教訓。這份思想雜誌持續了半個世紀，1996年3月停刊，共發行536期，已成為研究近現代日本思想史重要的文本史料。
鶴見俊輔論「轉向」
要綜括鶴見俊輔的思想面貌，我們必須回顧他在1954至1962年的研究成果。他組識了30餘名菁英學者，進行以「轉向」為主題的研究會。經由他們通力合作，最終出版了3卷本《共同研究 轉向》（平凡社），這套叢書顯示出他們的學術志向，亦是名留青史的代表作。
根據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一書，「轉向」一詞最初源於1920年代的日本共產黨人因被捕坐牢，在獄中宣布政治思想「方向轉換／變更路線」的縮略語。
到了1930年，這個詞逐漸變成輕蔑的說法，用於指稱日本共產黨人放棄理想的「變節」行為。然而，鶴見俊輔似乎站在理解與同情的立場，他認為「轉向」是一個普遍現象，而非特定政黨人士的行為。
以二戰前為例，許多為自由和平搖旗吶喊的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於二戰方興未艾之際，卻搖身一變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日本戰敗後，這些昔時的知識分子竟然比右翼人士更迅速轉向擁抱「民主主義」。
因此在他看來，「轉向」的本質是「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也就是說，只要國家為實現自身的最高律法權威，勢必就會對個體做出支配或限制，國家機器與個體之間的對峙抗爭，就是不可調和矛盾的根源。
看得出來，鶴見俊輔是一個自承思想重負的知識人，他熱衷於學問的建構，希望透過對歷史思想文化的重新記述，以恢復和貼近歷史的真實面貌。因此，他出版《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一書後，依然認為力有未逮，繼而在《戰後日本大眾化文化史（1945-1980）》做更系統深入的積極反思。
乍看之下，這部經典作品屬於「大眾文化史研究」，就精神內涵而言，則是對日本精神史與文化史的延伸探究。耐心的讀者透過其辯證的歷史論述，應該可以深刻認識現代日本思想史的底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