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牌辯士》反思台灣辯士（上）：日治時期的知識傳播者
日本導演周防正行以《五個相撲少年》與《談談情跳跳舞》等作品奠定名聲，他的新作《王牌辯士》以詼諧的故事帶出辯士的魅力與角色，此外，電影細節裡也可看到導演對日本無聲電影時代的考究功夫，可說是向當年電影辯士致敬的佳作。
《王牌辯士》的官方網站裡，提到辯士是日本電影的特色。事實上，日治時期的台灣也有辯士傳統。至於台灣辯士與日本辯士有何不同？我們或可以殖民現代性的歷史脈絡，從被殖民者的抵抗以及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產業兩方面來理解。
殖民帝國日本的電影運用
日本歷經明治維新富國強兵的改革，27年後終於在甲午戰爭看到成果，1895年台灣因馬關條約成為日本海外擴張的第一個起點，也讓日本帝國在世界殖民史當中，以後進帝國的姿態出現。
在日本之前，英國與法國早已是擁有眾多殖民地的先進帝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老牌帝國早已注意到，必須透過展示，向自己的子民傳達國家的強大。19世紀中期開始，英法兩國爭相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就是代表性的例子。（萬國博覽會即今日的世界博覽會，為突顯19世紀中期萬國對峙的民族主義脈絡，這裡採「萬國博覽會」一詞。）
萬國博覽會始自1851年的英國，「日不落帝國」對英國一般人民來說是抽象的，他們可能從未出國，對外界事物所知有限，難以理解大英帝國在世界版圖上的重量。然而，萬國博覽會裡所展示的從各殖民地取得（甚至掠奪）的動物、植物等，能讓人民具體而微地認識到殖民地的種種，進而感受到國家的強大。也因萬國博覽會強大的政治效應，讓19世紀中後期的數個國家跟進舉辦，其中又以英法兩國的次數為最多。
日本雖是後進帝國，卻也在媒介技術快速變革的時代裡，掌握到一項重要利器——電影。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約半年，地球另一端法國巴黎的盧米埃兄弟進行首次的電影公開放映，這一年被視為電影的起點。
日本媒介的發展與戰爭一直有著密切的關連，比如報紙在明治維新之前便已稍稍開始發展，但真正奠定基礎是西南戰爭爆發之後，人們因關心戰爭發展的態勢，閱報人口大增。同樣的，日本電影開始具備社會基礎，也與戰爭有關。日本的電影公司為了讓大眾了解日俄戰爭的狀況，派出攝影師前往戰地拍攝，也因為大眾關心戰況掀起觀影熱潮，此時電影在日本紮根。
粗略來說，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電影文化的影響有二：一是殖民者將電影視為文明教化的工具，二是隨著台灣本地的社會發展，電影院也逐漸出現，這些電影院與日本國內的電影公司合作，進入發行放映的網絡當中。
就殖民者的文明教化來說，內容包括展現日軍戰力的電影，前面所說的日俄戰爭相關影片，在台灣從1904年到1930年之間就有多次的放映紀錄，足見重要性。二是現代生活的教育，這類影片通常在學校放映，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對這類電影放映的報導為數眾多。比較特別的是，我們也可以透過相關日記與新聞報導，兩相對照建構當時的景象。
比如時任新竹公學校教師的黃旺成，在1915年6月30日這一天的日記裡，以「遞信活動寫真」（通信相關主題的電影）為題，記下「六時半晚飯登校（受託活動寫真之通譯），八時半起在大成殿開催，無甚好看，人又多」。對照《台灣日日新報》，該晚的活動從7點到11點，黃旺成所說的「人又多」則是小學校與公學校學生1,200多名，另外還有學生之外的本島人與日本內地人，總共不下5,000人。雖說無甚好看，但還能有5,000多人從晚上7點一直看到11點，足見電影的魅力。
台灣辯士的第一重角色：用影像與演講進行啟蒙
面對殖民者視電影為教化之用，被殖民者台灣如何起身抵抗？辯士一詞，在日文當中有兩重意義，一是演講者，二是無聲電影時代電影情節解說者。
100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各地演講都受到熱烈的歡迎，熱況猶如今日選前的最後造勢。1925年6月7日、8日，文協到新竹演講，依核心幹部葉榮鐘的記載，文協1921年成立之後，新竹是唯一沒有舉辦過文化演講、也未設立支部的地方，因此林獻堂極為重視1925年6月這場演講，並邀請各地方重要幹部前往。
依葉榮鐘的〈杖履追隨四十年〉，當天下午4點左右，從北、中、南部趕來的人們先後到達新竹站，和迎接的新竹文協同志分乘20輛的人力車，排成一字長蛇陣，在新竹重要街道遊行，「民眾鳴炮歡迎，硝煙瀰漫，人聲鼎沸，陣容雄壯，聲勢浩大，真可說是極一時的盛況」。
葉榮鐘之外，留下文字記載的還有負責迎接的新竹文協幹部黃旺成（也是前述的新竹公學校教師），在他的日記裡如是寫道：「午時二時睡起，急跑到驛接林獻堂氏一行，迎接者共有四五百人，一行以人力車、自動車新竹街一週，處處爆竹聲響，好像迎神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黃旺成看到的是下午2點新竹火車站的狀況，葉榮鐘則是4點的情形，白天的新竹已是如此喧騰，夜晚文協的演講更是盛況空前，按黃旺成的說法，「聽眾約有兩千人，為新竹空前的盛況」。
然而，文協成員不少是受現代教育洗禮的知識菁英，他們雖受各地民眾歡迎，但他們的演講內容與台下觀眾是有知識鴻溝的。
文協重要成員之一的蔡培火，一直力倡羅馬字書寫，也自己作詞譜曲，將許多主張化為通俗易懂的歌詞，從文字到歌曲，背後的意義就是力圖知識普及化。1925年，他以文協幹部致贈的母親壽禮禮金購買影片成立電影巡映隊，所買到的影片包括《丹麥之農耕情況》、《丹麥之合作事業》、《犬馬救主》、《紅的十字架》與《北極動物之生態》等教育影片數十卷。
文協的電影巡映隊，就是透過影像加上辯士的解說來介紹現代知識。
1926年4月20日，曾任保正的張麗俊，在日記裡記下他在台中豐原聽文協電影巡映隊的心得：「入夜，往聖王廟玩文化協會活動寫真，對北極探險隊演遇野獸熊狐獅象、冰山苦海、倫敦市街之繁華，滿州碳鑛、鐵礦之豐富，丁抹（丹麥）工業、人心組合之發展及山田、塚本教育之方法，說明者盧丙丁氏對各件詳細說明，至十一時演畢，散歸」。
張麗俊當晚所聽所看的，基本上是「和平版本」，不少辯士會將影片內容延伸為對時局的不滿，因而遭到現場日本警察的中止命令。例如文協在嘉義放映《北極探險》時，辯士順帶一提「西藏明明是中國的屬土，卻被英國…」而受到警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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