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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牌辯士》反思台灣辯士(上):日治時期的知識傳播者

《王牌辯士》劇照。 圖/金馬影展
《王牌辯士》劇照。 圖/金馬影展

日本導演周防正行以《五個相撲少年》與《談談情跳跳舞》等作品奠定名聲,他的新作《王牌辯士》以詼諧的故事帶出辯士的魅力與角色,此外,電影細節裡也可看到導演對日本無聲電影時代的考究功夫,可說是向當年電影辯士致敬的佳作。

《王牌辯士》的官方網站裡,提到辯士是日本電影的特色。事實上,日治時期的台灣也有辯士傳統。至於台灣辯士與日本辯士有何不同?我們或可以殖民現代性的歷史脈絡,從被殖民者的抵抗以及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產業兩方面來理解。

殖民帝國日本的電影運用

日本歷經明治維新富國強兵的改革,27年後終於在甲午戰爭看到成果,1895年台灣因馬關條約成為日本海外擴張的第一個起點,也讓日本帝國在世界殖民史當中,以後進帝國的姿態出現。

在日本之前,英國與法國早已是擁有眾多殖民地的先進帝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老牌帝國早已注意到,必須透過展示,向自己的子民傳達國家的強大。19世紀中期開始,英法兩國爭相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就是代表性的例子。(萬國博覽會即今日的世界博覽會,為突顯19世紀中期萬國對峙的民族主義脈絡,這裡採「萬國博覽會」一詞。)

萬國博覽會始自1851年的英國,「日不落帝國」對英國一般人民來說是抽象的,他們可能從未出國,對外界事物所知有限,難以理解大英帝國在世界版圖上的重量。然而,萬國博覽會裡所展示的從各殖民地取得(甚至掠奪)的動物、植物等,能讓人民具體而微地認識到殖民地的種種,進而感受到國家的強大。也因萬國博覽會強大的政治效應,讓19世紀中後期的數個國家跟進舉辦,其中又以英法兩國的次數為最多。

1851年英國的萬國博覽會。 圖/維基共享
1851年英國的萬國博覽會。 圖/維基共享

日本雖是後進帝國,卻也在媒介技術快速變革的時代裡,掌握到一項重要利器——電影。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約半年,地球另一端法國巴黎的盧米埃兄弟進行首次的電影公開放映,這一年被視為電影的起點。

日本媒介的發展與戰爭一直有著密切的關連,比如報紙在明治維新之前便已稍稍開始發展,但真正奠定基礎是西南戰爭爆發之後,人們因關心戰爭發展的態勢,閱報人口大增。同樣的,日本電影開始具備社會基礎,也與戰爭有關。日本的電影公司為了讓大眾了解日俄戰爭的狀況,派出攝影師前往戰地拍攝,也因為大眾關心戰況掀起觀影熱潮,此時電影在日本紮根。

粗略來說,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電影文化的影響有二:一是殖民者將電影視為文明教化的工具,二是隨著台灣本地的社會發展,電影院也逐漸出現,這些電影院與日本國內的電影公司合作,進入發行放映的網絡當中。

就殖民者的文明教化來說,內容包括展現日軍戰力的電影,前面所說的日俄戰爭相關影片,在台灣從1904年到1930年之間就有多次的放映紀錄,足見重要性。二是現代生活的教育,這類影片通常在學校放映,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對這類電影放映的報導為數眾多。比較特別的是,我們也可以透過相關日記與新聞報導,兩相對照建構當時的景象。

比如時任新竹公學校教師的黃旺成,在1915年6月30日這一天的日記裡,以「遞信活動寫真」(通信相關主題的電影)為題,記下「六時半晚飯登校(受託活動寫真之通譯),八時半起在大成殿開催,無甚好看,人又多」。對照《台灣日日新報》,該晚的活動從7點到11點,黃旺成所說的「人又多」則是小學校與公學校學生1,200多名,另外還有學生之外的本島人與日本內地人,總共不下5,000人。雖說無甚好看,但還能有5,000多人從晚上7點一直看到11點,足見電影的魅力。

南博士演講會,攝於1930年5月20日,臺北永樂座。 圖/取自《漢文皇漢醫界》,...
南博士演講會,攝於1930年5月20日,臺北永樂座。 圖/取自《漢文皇漢醫界》,臺灣老戲院文史地圖

台灣辯士的第一重角色:用影像與演講進行啟蒙

面對殖民者視電影為教化之用,被殖民者台灣如何起身抵抗?辯士一詞,在日文當中有兩重意義,一是演講者,二是無聲電影時代電影情節解說者。

100年前,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各地演講都受到熱烈的歡迎,熱況猶如今日選前的最後造勢。1925年6月7日、8日,文協到新竹演講,依核心幹部葉榮鐘的記載,文協1921年成立之後,新竹是唯一沒有舉辦過文化演講、也未設立支部的地方,因此林獻堂極為重視1925年6月這場演講,並邀請各地方重要幹部前往。

依葉榮鐘的〈杖履追隨四十年〉,當天下午4點左右,從北、中、南部趕來的人們先後到達新竹站,和迎接的新竹文協同志分乘20輛的人力車,排成一字長蛇陣,在新竹重要街道遊行,「民眾鳴炮歡迎,硝煙瀰漫,人聲鼎沸,陣容雄壯,聲勢浩大,真可說是極一時的盛況」。

葉榮鐘之外,留下文字記載的還有負責迎接的新竹文協幹部黃旺成(也是前述的新竹公學校教師),在他的日記裡如是寫道:「午時二時睡起,急跑到驛接林獻堂氏一行,迎接者共有四五百人,一行以人力車、自動車新竹街一週,處處爆竹聲響,好像迎神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黃旺成看到的是下午2點新竹火車站的狀況,葉榮鐘則是4點的情形,白天的新竹已是如此喧騰,夜晚文協的演講更是盛況空前,按黃旺成的說法,「聽眾約有兩千人,為新竹空前的盛況」。

1925年10月09日,臺灣文化協會新竹州支部成立,前排坐者左五為葉榮鐘、左七蔡...
1925年10月09日,臺灣文化協會新竹州支部成立,前排坐者左五為葉榮鐘、左七蔡培火、左八林獻堂。 圖/賴志彰編,《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1897~1947》。

然而,文協成員不少是受現代教育洗禮的知識菁英,他們雖受各地民眾歡迎,但他們的演講內容與台下觀眾是有知識鴻溝的。

文協重要成員之一的蔡培火,一直力倡羅馬字書寫,也自己作詞譜曲,將許多主張化為通俗易懂的歌詞,從文字到歌曲,背後的意義就是力圖知識普及化。1925年,他以文協幹部致贈的母親壽禮禮金購買影片成立電影巡映隊,所買到的影片包括《丹麥之農耕情況》、《丹麥之合作事業》、《犬馬救主》、《紅的十字架》與《北極動物之生態》等教育影片數十卷。

文協的電影巡映隊,就是透過影像加上辯士的解說來介紹現代知識。

1926年4月20日,曾任保正的張麗俊,在日記裡記下他在台中豐原聽文協電影巡映隊的心得:「入夜,往聖王廟玩文化協會活動寫真,對北極探險隊演遇野獸熊狐獅象、冰山苦海、倫敦市街之繁華,滿州碳鑛、鐵礦之豐富,丁抹(丹麥)工業、人心組合之發展及山田、塚本教育之方法,說明者盧丙丁氏對各件詳細說明,至十一時演畢,散歸」。

張麗俊當晚所聽所看的,基本上是「和平版本」,不少辯士會將影片內容延伸為對時局的不滿,因而遭到現場日本警察的中止命令。例如文協在嘉義放映《北極探險》時,辯士順帶一提「西藏明明是中國的屬土,卻被英國…」而受到警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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