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牌辯士》反思台灣辯士（下）：形塑大眾文化的要角
▍上篇：
前面所說的辯士，比較像是政治演講的解說者，辯士的另一重意義，就是電影的解說角色。事實上，電影自日本引入台灣以來，便出現解說電影的辯士角色。不過，在統治者眼中，電影雖是受歡迎的娛樂，但幽暗的觀影空間也是可能的社會治安死角，尤其辯士們口若懸河，他們和影像有著同樣的誘惑力，因此必須積極管理。
1927年開始，台北州舉行了第一次的辯士資格考試，各州考試科目不盡相同，但不脫電影相關法規、作文與歷史地理基本常識。1935年8月的《台灣警察時報》列舉了基本常識的幾個考題：本居宣長、天津乃至法國首相姓名等，可見辯士應有一定的教育程度。
台灣辯士的第二重角色：形塑大眾文化
王雲峰、詹天馬是台灣最知名的辯士，然而，他們並不僅僅是能言善道的辯士，更參與到形塑大眾文化的行列當中。1920年代上海電影崛起，不少台灣人以跑單幫式的方式前去購片、租片，再回到台灣上映，1923年成立的永樂座尤其是放映的大本營。彼時上海電影深受台灣人歡迎，詹天馬也曾自組公司，購片在永樂座放映。
1932年初期，古倫美亞帶動台灣唱片業的興起，當時名盛一時的辯士詹天馬、王雲峰為電影《桃花泣血記》所做的同名歌曲，一時之間成為流行曲，歌詞即是對電影內容的簡介與詮釋。
《桃花泣血記》為台灣人的複合式觀影模式奠定基礎，上海電影加上台灣流行音樂的詮釋，再加上辯士的講解三者共構。除此之外，隨著1931年台灣放送協會的成立，台灣進入新的媒介時代，廣播電台裡也有介紹電影的節目，詹、王兩人也曾分別在廣播電台裡講解上海電影。從電影解說到流行音樂再到廣播電影，台灣辯士可說是「跨領域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人喜愛的上海電影有兩類：一是武俠片，《火燒紅蓮寺》是最受歡迎的武俠電影；二是階級差異的愛情或是親情倫理題材，《桃花泣血記》、《倡門賢母》等都是代表作品。
在台灣大眾文化的生產機制裡，前者有嘉義蘭記書局販售中國的武俠小說，《三六九小報》則有專欄以小說方式介紹武俠電影；後者不少都像《桃花泣血記》一樣成為流行歌曲，有趣的是，歌仔冊也有不少以此為題的作品。
上海電影在日治時期的台灣電影文化裡意味著什麼？日治時期51年裡，台灣人自己拍的電影不到十部，主因是電影人才與資源相對欠缺，另外，觀眾可能也較慣於前述上海電影的複合式觀影模式。1920年代上海電影發展鼎盛，1929年全球經濟大恐慌之際曾面臨泡沫危機，1930年代重新再起，批判城市現實的左翼電影是其中的重要類型。
台灣觀眾在眾多上海電影類型中，獨獨喜愛武俠與階級差異的愛情、親情題材。前者可能是對中國古代歷史以及行俠仗義的想像，後者則呼應彼時台灣青年所倡議的愛情自主。總而言之，這個自主選擇過程，代表了台灣人的文化偏好與趣味。
從銀幕內外豐富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
1927年美國電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標示有聲電影時代來臨，四年之後日本的第一部有聲電影《夫人與老婆》（The Neighbor's Wife and Mine）也問世。此刻，與電影銀幕的聲音互相輝映的，是抵殖民運動的眾聲喧嘩。
隨著台灣社會進一步發展，文協原來的路線受到許多挑戰，蔣渭水退出文協、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這一年，也正是《爵士歌手》上映前三個月。到了1930年代，政治社會團體的分裂是一條條複雜的線才能說明的圖像。
但另一方面，代表台灣城市流行文化的歌曲卻也在此刻綻放。政治、社會運動團體的眾聲喧嘩，與流行歌曲在台灣同時迴盪。
兩種辯士看似各自在不同舞台上登場，或透過影像播放講解現代生活，或講解電影，甚至參與塑造城市流行文化的塑造。不過，我們會發現兩者其實偶有空間的交集，台灣人經營的電影院有時候是公共空間，例如有時是文協的活動場所，最經典的莫過於1931年蔣渭水逝世的大眾葬，舉辦地點正是在大稻埕的永樂座。
蔣渭水大眾葬的紀錄片裡，短短兩三秒可以瞥見永樂座外觀的歐式風格，也可以看到永樂座裡各種政治、社會運動團體敬贈的花圈。因此，電影院也可以說是標示台灣人意識的場所。
小結
當世界電影史從無聲翻向有聲一頁時，台灣因為被殖民情境，使用台語的台灣辯士一直維繫觀眾與影像的中介，甚至到了戰後，辯士也都還存在。1952年出生的知名作家吳念真，小時候便在電影院聽辯士講解電影，甚至萌生辯士之夢。
台灣電影史研究裡，有兩個有待釐清的問題。辯士在台灣電影史當中長期存在是事實，不過，有聲電影問世之際，也是台灣新一代知識菁英湧現之際。1926年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成立、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加上赴日求學的年輕知識菁英，他們的文化品味是否出現變化？對電影的選擇是西洋片與日本片優先，還是會喜愛上海電影？
此外，上海電影熱潮在台灣到底持續多久？是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終止，還是跟前述的邏輯相同，即使不談知識菁英，隨著殖民現代性的構築，會說日語的人口逐漸增加，他們的文化品味是否也出現變化？
總而言之，日治時期台灣電影的相關研究就像對辯士的討論一樣，不大可能只局限在電影裡的辯士，而是要從銀幕內外的視角切入，這段歷史才能有動態而豐富的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