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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荒時爽吃紅蟳?二戰末到國府接收初期,被誤解的澎湖飲食(上)

澎湖人真的在太平洋戰爭的空襲陰影裡飲食無缺,甚至在國府接收初期的大蕭條年代裡「爽啖紅蟳」嗎?紅蟳示意圖,與本文所述內容無關。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澎湖人真的在太平洋戰爭的空襲陰影裡飲食無缺,甚至在國府接收初期的大蕭條年代裡「爽啖紅蟳」嗎?紅蟳示意圖,與本文所述內容無關。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時序進入2021年3月,在新冠肺炎疫苗陸續抵台後,國人對於疫情總算能稍微寬心。處在抗疫賽局後半場,回顧76年前的台灣,會發現1945年的台灣也遭逢嚴峻挑戰,即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頻繁的空襲。

當年3月,在天候好轉下,美軍飛機空襲台澎的規模比2月有所增加,連孤懸海外、人口僅有7.9萬的離島澎湖也無法倖免:如1945年3月14日「澎湖大空襲」,60架B-24編隊高空轟炸、投彈200噸,造成當地軍民設施嚴重的傷亡,也在許多耆老記憶裡烙印下傷痕。

近年來,受惠於熱心人士投入考證,台澎各地美軍空襲史陸續重見天日,過去錯誤百出的戰史細節也「愈辯愈明」。可惜戰火下的黎民吃什麼渡日,乃至戰後國府接收初期的飲食概況,仍以台灣本島視野為主,較少討論到離島澎湖。

在大眾缺乏認識下,各種誤解或傳說也少不了。例如2017年知名歷史部落客「黑貓老師」,就聲稱訪談其外婆(據稱生於1933至1935年,是澎湖馬公人)得知,澎湖在日治二戰末期沒有飢餓問題,到了國府接收初期雖然缺乏白米,但有豐富的海產,飲食不虞匱乏,甚至「紅蟳吃到膩」:

我小時候在澎湖啊......那個時候我們村子的日本人,都不準我們做買賣,種的東西全部都要上繳,然後日本人再重新分配給大家,說這樣才平等。米很多,配番薯跟高麗菜煮很好吃,不然就配鹽巴捏飯糰,一個禮拜會發三次肉,大部分是豬肉,我們都會把肉留下來,偷偷跑去跟其它日本人換東西,所以你看電視演的這些攏是假的啦!

之後日本人走了以後,就沒有白飯吃了。但我們澎湖人都很會抓魚辣!每餐都吃魚湯、生魚片、炒螺肉跟龍蝦。中國人還以為我們會餓肚子,故意把米賣很貴,但其實我們都自己種地瓜、玉米跟高粱,有一次,我們家吃紅蟳吃到真的很膩了,才去跟他們換一些米回來當配菜。

——「黑貓老師」紀錄報導人回憶,2017年9月27日

「古早澎湖人紅蟳吃到膩」(下以「紅蟳傳說」代稱)發表後,或許因為過於離奇,迅速引發一波論戰,還曾在網路上瘋傳,餘波盪漾至今。那麼追根究柢:澎湖人真的在太平洋戰爭的空襲陰影裡飲食無缺,甚至在國府接收初期的大蕭條年代裡「爽啖紅蟳」嗎?

刨成細絲、曬乾到幾乎完全脫水泛白的番薯籤,是澎湖人的傳統主食,至今仍可見於鄉間。 示意圖,與本文所述內容無關。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刨成細絲、曬乾到幾乎完全脫水泛白的番薯籤,是澎湖人的傳統主食,至今仍可見於鄉間。 示意圖,與本文所述內容無關。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真正的澎湖古早味:「匱乏」與「饑饉」

討論澎湖人的飲食史,必須從嚴苛的環境談起。數百年來,冬迎狂風、夏頂烈日、土地貧瘠、降雨稀少、井水鹹澀、海有黑水溝、陸遇鹹水煙,是公認的澎湖自然特色。於是,明末由美洲輾轉傳進中國的番薯(地瓜、甘藷),因能適應貧瘠的土地,就成為早期當地最重要的糧食作物與主食。為了延長番薯保存期限,並預防荒年缺糧,澎湖人會將其刨成細絲,曬乾到幾乎完全脫水泛白、吃起來略帶霉味與甜味的「番薯籤」,再以麻袋或「軬仔」(容器名)貯存。

嚴苛的環境,致使澎湖在清代的飲食極為粗陋。例如1767年(乾隆32年)成書的《澎湖紀略》就記載了澎湖完全不產米穀、耕地稀少、以海為田,居民以番薯乾煮成稀飯、以乾牛糞為燃料,以潮間帶和近海漁業補充副食品,也沒有茶葉、物資缺乏的苦境:

澎湖地皆赤鹵,可耕者甚少,俱以海為田。男子日則乘潮掀網,夜則駕舟往海捕釣;女人亦終日隨潮長落,赴海拾取蝦蟹螺蛤之屬,名曰討海。

澎人之飯,並無稻米甑飯,惟用薯乾煮粥而食,名曰薯米。爨無薪木,以牛糞乾炊爨,名曰牛柴……澎亦不產茶,採買亦貴。澎人飲茶者絕少,惟飲水一瓢以解煩渴而已。

勞動繁重、飲食單調固然艱辛,但清代澎湖居民與輪派至當地的班兵更怕飢荒。例如1757(乾隆22)年12月到隔年2月之間,原定每個月一船次載運米糧與軍械到澎湖的哨船,連續發生貨物丟失甚至沉船的意外,一連三個月沒有米糧輸入,兩千名班兵便在驚慌之餘向民間搶購雜糧,一時物價飛漲,有限的存糧很快就被買光,最後連番薯藤、綠豆皮都被爭食殆盡,反而軍民同時挨餓,地方動盪不已。

又像1811(嘉慶16)年夏天,颱風頻仍,造成澎湖當地的花生歉收,隔年清廷必須由官員募資購買番薯乾到澎湖賑災。到了1832(道光12)年,澎湖苦於前年的旱災、鹽害,農作物歉收,又爆發饑荒,當時澎湖舉人蔡廷蘭目睹骨肉流離、挨餓死亡的慘況,沉痛寫下〈請急賑歌〉四首上呈,呼籲米糧應該就近存放在澎湖的官倉,以便緊急救饑。

清廷則火速派遣福建省綜理興、泉、永三道的官員周凱到澎湖勘災賑饑,耗費約九千餘兩官銀,又帶小船巡視各島,大難才告平息。數百年後重讀〈請急賑歌〉時,文中澎湖寡母堅苦卓絕哺育幼兒的場景,仍讓人淚流滿面:

嫁女來喪夫,鬻兒來葬舅。家口餘零丁,幼兒尚襁負。
吞聲撫遺孤,飲泣謀升斗。朝朝掇海菜,采采不盈手。
菜少煮加湯,菜熟兒呼母。兒飽母忍饑,母死兒不久。
爾慘竟至斯,誰為任其咎!

這就是「紅蟳傳說」應受澄清的第一個原因:不管澎湖人多麼會抓魚、種番薯,由於常遇旱災,糧食供應依然難以自給自足;而地處遠海,更使其常在饑荒時等不到外援。「匱乏」與「饑饉」才是從清代到日治初期的澎湖古早味。

1629年的熱蘭遮城日記記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水手們在澎湖一座海邊小廟食用番薯(petattes)當晚餐,這是番薯在澎湖史裡早期的紀錄。 圖/廖英雁
1629年的熱蘭遮城日記記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水手們在澎湖一座海邊小廟食用番薯(petattes)當晚餐,這是番薯在澎湖史裡早期的紀錄。 圖/廖英雁

日治時澎湖米糧不缺?誤會有點大

清代澎湖時常斷炊的情形,到了日治時期雖然隨著科學化的治理而有所改善,但本質依然存在。例如1901(明治34)年澎湖降雨量只達往年的一半,隔年(1902)春雨遲遲不來,引發全島大饑荒,青壯人口紛紛外逃謀生,總督府緊急發動七回救濟工作,到1903年6月底才結束。1905年《漢文日日新報》的紀錄、1911年的《澎湖風土記》,以及1917年的《臺灣水產雜誌》調查結果,也都反映了物產貧乏、人民消費力貧弱,必須以漁業彌補食物來源的常態。

1932年澎湖廳出版的《澎湖事情》,引用了1930(昭和5)年的統計,再度證實澎湖人糧食作物以番薯為第一,其次則是花生、高粱、小米等雜糧,也有各類蔬菜,但當地每年糧食收成只夠居民半年食用(澎湖文人顏其碩後來指出,實際上僅四到五個月而已),不足額仍需台灣本島輸入供應。番薯收成的好壞,也會直接影響當地人的生活和經濟。

受限於農業條件困窘,在台灣本島已經富足到能舉辦「臺灣博覽會」誇稱治績的1930年代,澎湖人的飲食仍然相當簡單。

學者陳玉箴就在研究裡列舉了好幾個例子。例如已故教育人士鄭紹裘(1921-不詳)當時在日人設立的公學校任職,其父鄭璟星兼任製冰會社社長,而其祖父鄭步蟾又是清末舉人,一家堪稱當地望族,但其飲食不過能在三餐吃到稀飯而已。又像到了1938年,馬公街道偶爾可見到小販挑著木桶販賣少見的進口米飯,不過米飯也已泛黑,並不新鮮(陳玉箴,2018)。可見1930年代的澎湖人要偶爾吃到米,家境至少需達小康;若三餐能以米而非番薯籤為主食,更可能已是保正、仕紳或富貴人家。

1935年日本總督府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宣揚富足的治績。圖為第一會場鳥瞰圖與海報。 圖/維基百科
1935年日本總督府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宣揚富足的治績。圖為第一會場鳥瞰圖與海報。 圖/維基百科

讀者可能會問:澎湖漁產豐富,沒米吃,怎麼不吃海鮮呢?

其一,日治時期的漁船仍然以風帆與搖櫓為主要動力,直到1920年起才開始貸放動力漁船給漁民,並發展延繩釣漁法,但多數漁船(支那形漁船)、網具(以苧麻和黃麻編成)、碼頭設備(石砌碼頭或根本沒有)仍很原始,只能在沿岸作業,天氣轉壞就難以出海,漁獲量也很有限。

其二,蛋白質豐富的水產腐敗迅速,變質後食用輕則食物中毒,重則一命嗚呼,在電力普及、冷藏冷凍設備發達之前,臭肉鰮、褐籃子魚、火燒蝦、劍尖槍烏賊、珠螺……等漁獲,只要吃不完,就只能盡快曬成魚乾、蝦米,或以鹹魚、陶罐醃漬等方式保存,與蔬菜共同作為副食品。

這正是「紅蟳傳說」應予釐清的第二個理由:日治時期,澎湖仍不時遭遇天災之後的飢荒,只是在報導人成長的1930年代湊巧沒有發生。當時多數人還是以番薯籤為主食,白米並非人人都消費得起,而漁獲量與水產保存能力也不如今日,也不可能以水產當主食。

日治時期澎湖島繪葉書,場景為媽宮海岸,時間約為1920年代。圖片右側並排的帆船清晰可見。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日治時期澎湖島繪葉書,場景為媽宮海岸,時間約為1920年代。圖片右側並排的帆船清晰可見。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戰時物資配給?米沒那麼多

「紅蟳傳說」的報導人敘述「日本人不準我們做買賣,種的東西全部都要上繳,重新分配給大家、米很多、配番薯跟高麗菜煮很好吃,不然就配鹽巴捏飯糰,一個禮拜發三次肉」云云,其實是日本因應戰爭施行的糧食配給制,而它也不見得那麼萬能。

1938年日本為了應對長期戰爭消耗,頒佈《國家總動員法》,強力掌控本土與殖民地的各種資源。1939年5月公佈《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規範台灣的米穀生產必須配合日本中央,依照計畫輸往其本土;10月,臺灣總督府便公佈《米穀配給統制規則》,以米穀局統籌各地農業會的一元化糧政體系,對島內米穀食糧進行「總收購、總配給」的措施。

澎湖雖是彈丸之地,但當時日本在此設有海軍重鎮——馬公要港部,是投射兵力的前進跳板,仍需確保穩定供糧。偏偏澎湖先天缺糧、須由台灣本島補充,於是澎湖從1940年4月起也實施依照人口配給食米的制度,不但組織各種配給統治組合,統一物價,也發行物品購買帳,讓全民必須依照數量向指定商店購買物品,同時設立經濟警察嚴格取締黑市或私藏物資,時間比起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還早。

但從1943年起,日本太平洋戰爭落入絕對下風,美軍潛艦頻繁伏擊海上航線,物資供應吃緊,澎湖廳被迫在8月嚴令澈底開墾荒地甚至廢墓地,盡可能擴大耕地面積,並督促進行冬耕。而到了1944年,美軍逐步反攻日本「絕對國防圈」,並在10月起開始轟炸台澎,澎湖的糧食儲備更形危急,配給量必須縮減為原先的一半。

當時澎湖廳一面冒險定期派船到台灣載運食米回澎,一面開放民間帆船在台澎之間自行交易物資,並命令職員在空地栽種南瓜與番薯,連澎湖廳舍的運動場都不放過。可見日治澎湖雖實施糧食配給制,但戰爭愈打供應愈不穩,後期更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配給量,實際上離「米很多」還差得遠。

大久保百貨店發行繪葉書中的日治時期澎湖廳舍,1935年啟用,十年後旋即因應戰爭需求,職員必須在空地栽種雜糧補充糧食。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大久保百貨店發行繪葉書中的日治時期澎湖廳舍,1935年啟用,十年後旋即因應戰爭需求,職員必須在空地栽種雜糧補充糧食。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二戰時的澎湖人,固然有少數衣食豐厚的實例。如筆者2014年訪談澎湖老牌「巴里園咖啡館」老闆陳文博先生(1930-)得知,其先翁陳乾坤(-1979)當時是澎湖籍的警官,配給內容相對優渥,甚至1945年某次美軍超低空轟炸時,全家人在聽到警報緊急避難之際,鍋裡還有正在燉煮的牛肉。不過,日治時期澎湖人能出任官警者少之又少,且陳氏當時為望族,牛肉未必來自配給制。而從當時澎湖籍公務員的回憶來看,就算已因應皇民化政策更改姓名,戰時配給的內容與次數也很貧乏。

1945年任職於澎湖廳地方係長的郭自得(留山辰二,1916-2011)便記述:在美軍轟炸之下,物資已經極度缺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三餐只能以配給的有限食米摻雜菜葉煮成稀飯,但沒有油、鹽,也沒有副食品(所以「配鹽巴捏飯糰」並非常態)。

其實郭自得也有積極另闢糧食管道,他的同事顏其碩(小池永彥,1900-1977)就記錄:當年3月初,顏、郭兩人還在澎湖廳舍內利用公餘開墾空地,播種高粱跟南瓜。可惜受限於長期在空襲警報下躲防空洞,加上營養不良、醫藥缺乏,物質與精神上都飽受煎熬,郭自得的次男郭良吉仍然在當年不幸夭折。

戰爭末期有多麼缺糧,從顏其碩的日記就能窺見端倪:1945年2月19日,他曾參與馬公街的官民動員,跟隨人群到港邊,以人力或牛車搬運軍用船運來的糙米、糖與生活必需品,在大雨與泥濘裡忙到深夜;3月5日顏氏再度參加搬運食米,他年方八歲的三男顏正直則在6日冒著寒意到路上撿拾人們掉落的零碎米粒,辛苦的篩掉砂土後,所得只有一合(180ml,約一杯米)而已。

等到3月14日澎湖大空襲之後,馬公街建築60%以上遭毀,房屋被毀的顏其碩也跟著人群疏散到鄉下,雖然時值章魚產季,卻由於夜間嚴格實施燈火管制,人們無法像往年到海邊以燈火誘捕章魚。可見在日本敗戰前夕,澎湖傳統的潮間帶與近海漁業,也因美軍晝夜空襲而不時停擺,使副食來源更形短缺。

這也是「紅蟳傳說」需要勘誤的第三個原因:片面敘述日治時期配給制的優點,卻避談二戰末期多數人的配給既不穩定也不夠吃,當時的公務員連「配鹽巴捏飯糰」都未必辦得到,配發肉品就更別提了。顏其碩戰火下的日記就是明證:

老父以八六高齡遭此時機……食米之配給量亦僅有從前之一半,不知其生活如何困苦,思之黯然……物資極度缺乏,一切均採配給制度。有錢無處可買,本人及孩子亦僅能勉維半腹。故雖同情亦無法可施,唯有好言安慰而已。

夜間以燃燒碳化鈣(電土)的燈光在潮間帶誘捕章魚,是澎湖傳統漁業之一,但在1945年美軍空襲期間被迫停擺。 圖/澎湖章魚的生物學研究
夜間以燃燒碳化鈣(電土)的燈光在潮間帶誘捕章魚,是澎湖傳統漁業之一,但在1945年美軍空襲期間被迫停擺。 圖/澎湖章魚的生物學研究

歹年冬,抾死魚,駛船到布袋換番薯籤

1945年戰爭末期的澎湖,面臨美軍熾烈空襲,物資缺乏,居民多半食指浩繁,活下去就成了當務之急。但當年年初的海水溫度奇低,漁民難以出海,農作物又歉收,於是各種求生奇招紛紛出籠。而番薯籤又比稻米更加實際。

以顏其碩為例,他就在當年2月15日從西嶼搭船回馬公途中,「順手」在船邊的水裡撈取不少被低溫凍僵、正在隨波漂流的魚類。事實上,在寒害過後「抾死魚」的行為,至今仍是不少澎湖長輩的日常生活。當時台南州東石郡布袋庄的居民,還會冒險開船到澎湖西嶼跟居民到以物易物,反之亦然,顏氏剛好於4月3日記錄了「行情」:一斤魚乾換5斤番薯籤、一斤雞肉換18斤番薯籤、一斤魚鬆換25斤番薯籤,一斗(約11.5斤)花生則可換30斤番薯籤。這既反映了布袋居民心目中的物價,也可看出澎湖人對番薯籤的依賴。

1945年4月25日,美國海軍VPB-104中隊的1架PB4Y-1巡邏轟炸機,在澎湖望安與大嶼之間擊沉1艘帆船。 影像編修/廖英雁
1945年4月25日,美國海軍VPB-104中隊的1架PB4Y-1巡邏轟炸機,在澎湖望安與大嶼之間擊沉1艘帆船。 影像編修/廖英雁

不過戰時的以物易物,品質相當粗糙,旅程也危機四伏。住在顏其碩鄰村的洪來(1934-)就根據兒時記憶指出,往往是澎湖人把海邊撿到的死魚曬成魚乾,用帆船載到布袋,跟當地人換取生滿紅色線蟲的番薯籤回鄉,半路還有可能被美機打成蜂窩:

那時就有人家說,真的是壞年冬啦!……田園作物都沒有收成,海水又冷,沒辦法出去,氣溫降到快零下,魚都死了。我老爸那時候就是用這個舢舨帆船仔在討海,因為太冷,海裡的魚死掉一大堆,大家都去撿那個死魚回來,回來處理曬魚乾,才載去台灣布袋換番薯簽。那時候換回來的番薯簽,裡面都生蟲,都生那個紅蟲一尾紅紅。

你知道我爸他們那時候要去換番薯簽,是有多危險嗎?……(美國)飛機飛過來,看我們的帆船在海上用帆在走……飛機來也是開得很低,像帆那麼高……開過來就給你掃射,噠噠噠噠,大家都躲在那個船底下!

——洪來,澎湖耆老,西嶼大池,2019

當時澎湖漁民就算是在近海作業,也常遭遇美軍空襲。如白沙島赤崁村民鄭其祿(1919-)就回憶,他有一次跟著夥伴開帆船到鐵砧嶼附近毒魚(按:早期當地人將台灣灰毛豆搗碎,用其汁液迷昏魚類),未料遇到三架美軍戰機編隊低空掃射,不時投下小型炸彈,船員們立即手抓纜繩跳水,潛到船底下躲避,險些葬身大海(張詠捷,2010)。

上述史料都可證明「紅蟳傳說」所稱「不準我們做買賣」云云,在二戰末期已非如此。冒險撈死魚、出海毒魚、躲掃射、換番薯籤,才是當時澎湖人真正的求生史。

▍下篇:

飢荒時爽吃紅蟳?二戰末到國府接收初期,被誤解的澎湖飲食(下)

冒險撈死魚、出海毒魚、躲掃射、換番薯籤,才是當時澎湖人真正的求生史。寒害凍死魚示意圖,攝於2008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洪國雄提供
冒險撈死魚、出海毒魚、躲掃射、換番薯籤,才是當時澎湖人真正的求生史。寒害凍死魚示意圖,攝於2008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洪國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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