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網友:
為確保您享有最佳的瀏覽體驗,建議您提升您的 IE 瀏覽器至最新版本,感謝您的配合。

飢荒時爽吃紅蟳?二戰末到國府接收初期,被誤解的澎湖飲食(下)

日治時期興建的澎湖陸軍病院,於1945年4月4日美軍空襲時半毀,國府接收後到了1960年代仍然只有半邊。 圖/走過從前-澎湖懷舊照片專輯
日治時期興建的澎湖陸軍病院,於1945年4月4日美軍空襲時半毀,國府接收後到了1960年代仍然只有半邊。 圖/走過從前-澎湖懷舊照片專輯

▍上篇:

飢荒時爽吃紅蟳?二戰末到國府接收初期,被誤解的澎湖飲食(上)

(澎湖)日據末期,官民兩方面都為了受到長期戰争的影響,財力物力都到了山窮水盡的末路……當時可以說是沒有一間像樣的建築物。尤其是最後遭遇到光復那一年三月的大轟炸,所有比較大一點的建築物都被炸壞……各地也都是殘垣破瓦,滿目荒涼,叫人懷疑馬公市區之是否能够重建。

——顏其碩,澎湖文人,1969

1945年8月,日本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慘烈的二戰自此告終;9月起,新成立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取代臺灣總督府,象徵中華民國從日本手中取回台澎的統治權,「光復」之聲傳頌一時。誰知國府接收初期治理失當,讓希望很快就轉為失望,民怨不斷升高,終於在兩年後引發了二二八事變、武裝暴動與血洗清鄉,株連眾多無辜者,留下後世難以撫平的歷史傷痛。

至於本文檢視的「紅蟳傳說」,雖有紀錄戰後初期的澎湖飲食,但內容存在諸多疑點:對當時澎湖飢荒的敘述失真、錯誤理解米價飛漲的因果,對當時澎湖水產的敘述更與1946至1950飲食風貌出入甚大,如果「認真服用」,可能「有礙健康」。

1946年: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紅蟳傳說」報導人敘述日本人離開後,居民便沒有白米可吃,幸好以水產和雜糧糊口,還能在國府接收初期用海鮮以物易物。這一段僅在米糧供應的部分「微幅屬實」,因為1946年起澎湖接連遭逢旱災、飢荒、流行病,實情較此惡劣太多了:

當時澎湖正值戰後、百廢待舉,但1946年直到5月才有零星降雨,嚴重的乾旱讓農耕幾乎中斷,米價也應聲飆漲。

5月底,《民報》的中央社報導還能粉飾太平說「雨量充足,收成有望,糧價回跌」,但6月中,紙已經包不住火,《民報》臺灣社發稿指出「澎湖民眾吃草,米貴無力購買」,直陳澎湖饑荒已經相當嚴重,三分之二居民以豬食草料(按:海裡的石蓴、陸上的馬齒莧與番薯葉)充饑、學校學生面有菜色,玉蜀黍(玉米)、蕃茹(番薯)在大旱下收成已經絕望,居民經濟涸竭,連台灣南部糧商到澎湖售米時,將單價從25元調降成16元,澎湖人還買不起。

1946年6月14日《民報》報導澎湖飢荒情景。 圖/數位典藏網,廖英雁編修
1946年6月14日《民報》報導澎湖飢荒情景。 圖/數位典藏網,廖英雁編修

這樣的慘況,在1940年代美國駐中華民國外交官柯喬治(George Henry Kerr,1911-1992)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1965)裡也有所提及。

他記錄道:1946年間,日本人離去後,測天島海軍基地裡成千上百的澎湖籍雇員也跟著失業。澎湖人幾乎只能以海菜、番薯葉、去年剩下來的少量番薯籤維生,即使食材匱乏至此,許多人一天也只能吃一餐,經濟不振導致居民連購買救災物資的小錢都花不起。當年澎湖還爆發了霍亂與瘧疾疫情(按:西嶼外垵、馬公案山均有紀錄),貧民無力就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的醫藥又未能及時送達,更讓情勢雪上加霜。

柯氏也痛斥當時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臺灣分署(CNRRA)對澎湖賑災不力、政府單位鈍重無能。例如臺灣分署曾經受託運送麵粉到澎湖賑饑,媒體報導有7,000包送上船,實際上只有750包運抵馬公港,其餘的卻不知去向。

又如當年7月,臺灣分署募得1,400箱日軍投降時上繳的軍糧(按:硬餅乾),以「餅乾」名義從安平運往馬公,到了馬公港卻被當地的關稅支關遣回安平,原因竟是放行證明書的對象為「糧秣」而非「餅乾」,最後馬公方面終於在11月改發放行證明書給「餅乾」,但當地數以百計的居民已經在公文往返間快要餓死了。至於政府機關貪腐嚴重、不法人士盜賣救濟品牟利的例子,在柯氏書中更是不勝枚舉。

1946年的《民報》還曾提及澎湖「漁業航業在短時間內無力恢復」,從《續修澎湖縣志-物產志》可知這是二戰摧殘所致:1936年澎湖民間原有108艘動力漁船,從1942年起多半被日本徵用支援戰事而毀損,到了終戰時只剩下45艘倖存,而且殘破不堪、必須逐年淘汰。1950年全縣竟然只有12艘動力漁船,其餘都倒退回人力搖櫓時代(林文鎮等,2005)。可見1946年澎湖飢荒時,漁業能量甚至還不如日治時期。

「紅蟳傳說」可受公評的第五個理由,也正在此:1946年,澎湖再度遭逢為期數年的大旱與飢荒,加上戰後船隻殘破,無論是種雜糧與捕魚,都未必能活命。許多人是靠著海藻、野菜、所剩不多的番薯籤、打零工、限制食量等方式才能倖存。則報導人所言的各式雜糧作物與豐盛海鮮,究竟從何而來?

青海菜(礁膜)與石蓴都是澎湖潮間帶春季盛產的可食藻類,具經濟價值,也是昔日的荒年救饑食材。 圖/廖英雁
青海菜(礁膜)與石蓴都是澎湖潮間帶春季盛產的可食藻類,具經濟價值,也是昔日的荒年救饑食材。 圖/廖英雁

米價飆漲孰之過?通通有份

「紅蟳傳說」的報導人提及「中國人以為我們會餓肚子,故意把米賣得很貴」,但將戰後米價飛漲片面歸咎給「壞中國人」無助於瞭解事實。從前述文獻就可明白,1946年澎湖大旱,於是米價在恐慌預期下飆漲,居民也同時因歉收而陷入窮困,爆發飢荒,導致台灣糧商到澎湖以六四折低價求售時,竟乏人問津。這是天災下政府應變失當、市場機制失調的結果,全數推給「中國人的惡意」有欠公允。

而在結構性問題上,學者曾獻緯(2015)早已分析:行政長官公署雖然繼承日本人的糧食配給制度,但把配給對象從全民限縮為軍公教人員,又不如日治時期設有經濟警察嚴格取締,配給制度的強制力不足,致使控制存糧與米價的機制雙雙失靈,之後陳儀當局稻米政策反覆不一,還曾因應國共內戰軍需,必須將稻米運到中國大陸。國府在台灣的糧政失控,才是沿海大量走私、黑市交易盛行、台灣本島米價奇高的癥結。

更何況,當時連澎湖人也有害群之馬。筆者即採集過兩則在1945年日本戰敗、國府派員接收澎湖之際的鄉野奇談(在此姑隱其名):有人「內神通外鬼」,將日人街役場庫存的軍用大衣盜運轉賣,大發黑市橫財;也有位列接收委員之一的仕紳「球員兼裁判」,利用職務之便,將大片房地產私自劃入自己名下,作為戰後進軍政商的資本。又如1946年澎湖人楊景受雇於海軍打撈沉船,卻涉嫌非法轉賣打撈品,被馬公要塞司令部偵訊,直到楊景於同年8月意外落海身亡,此案才不再追究。

尤有甚者,到了1947年,澎湖糧荒持續,需要台灣本地糧商和政府合作,以貨船將米糧運到當地賑災,但當時「表面申請航照運米,私下轉賣賑米到價錢更好的別處」歪風實在太盛,澎湖的馬公鎮公所、白沙鄉公所只好命令承攬運糧業務的海成號、成功號、新益號、共成號等船主填報「禁絕走私」保證書,作為申請台澎通航的簽呈附件,才能由上級機關放行。

這就是「紅蟳傳說」口述歷史的第六個問題:國府接收初期,澎湖民生困頓,政府決策反覆、效率低落,但民間也不乏見錢眼開之輩,或官商勾結盜賣物資,或以當地為走私轉運站,使社會更加動盪。當時無論是政、軍、商、民,都可能為了求生而加遽這個惡性循環,不能只怪罪單一對象。

1946年馬公要塞司令部偵訊楊景的筆錄,出自〈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為奉令將楊景偷撈沉船物資詢問筆錄呈報裁核〉。 圖/國家檔案管理局
1946年馬公要塞司令部偵訊楊景的筆錄,出自〈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為奉令將楊景偷撈沉船物資詢問筆錄呈報裁核〉。 圖/國家檔案管理局

飢荒時爽吃紅蟳?那是苦日子

「紅蟳傳說」對於戰後初期的澎湖飲食敘述,如「每餐都吃魚湯、生魚片、炒螺肉跟龍蝦」和「紅蟳吃到很膩了才去換米回來」,內容過於離奇,實應逐條辯證。

首先,「炒螺肉」頗有誤導之嫌。如前所述,澎湖從1946年起連續數年大荒,物資奇缺。當時居民煮食時,多半是以搶拾而來的銀合歡樹枝或高粱稈生火,用大灶將食物「煠」熟(水煮燙熟)。而需要以油爆炒的料理(如南瓜炒米粉),已是逢年過節才能享用的佳餚,食用油則通常從榨花生或節慶時購買的少數肥肉取得。

所以「螺肉」的實情是:澎湖婦女會在退潮後到潮間帶撿拾大量珠螺,洗淨燙熟,再以細針慢慢剔除珠螺口蓋、取出完整螺肉,最後反覆鹽漬保存,稱為「珠螺膎」(tsu-lê-kê)。所謂的「炒螺肉」可能是將台灣經濟富裕後的熱炒料理往前錯置20年了。

其次,「生魚片」更引人疑竇。澎湖居民傳統水產料理以熟食為主,不愛生食。從1950到1970年代「防治蛔蟲」是省政府以下各級學校的衛教重點來看,可能隱藏蟲卵或寄生蟲的生魚片,根本是國府接收初期的大忌。

因此對魚肉潔淨度、新鮮度、刀工、擺盤極為要求的生魚片,比較可能是日治時期馬公街各家料亭的高級菜色。但戰後日籍人士被遣送回國,這些料理店紛紛歇業,取而代之的是中式口味的餐館,用以招待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或官員。則國府接收初期具備廚藝與食材、能常常享用生魚片的澎湖人肯定寥寥無幾,至少絕非常態。

以銀合歡枝幹或高粱稈生火,用灶上大鍋把食材燙熟,是澎湖廚房傳統風貌。圖為澎湖案山某處古厝廢棄的爐灶。 圖/澎湖知識服務平臺
以銀合歡枝幹或高粱稈生火,用灶上大鍋把食材燙熟,是澎湖廚房傳統風貌。圖為澎湖案山某處古厝廢棄的爐灶。 圖/澎湖知識服務平臺
1930年代馬公街的「乙姬」料亭,後由澎湖奇女子洪惜買下,改營「昇平旅社」,現已不存。 圖/《澎湖島大觀》
1930年代馬公街的「乙姬」料亭,後由澎湖奇女子洪惜買下,改營「昇平旅社」,現已不存。 圖/《澎湖島大觀》

事實上,在沿岸、近海手釣小型珊瑚礁魚類煮湯,補貼蛋白質來源,搭配番薯粥食用,才是澎湖傳統家庭式漁業的飲食。紀錄者或許未能遵循口述訪談應忠實紀錄的守則,把報導人所說的「煠熟」(sa̍h-si̍k)聽成「生魚片」(さしみ,sashimi),一開始就記錯了。

再者,「紅蟳吃到膩」也與國府接收初期的澎湖民情不符。「紅蟳」通常指漁船以蟹籠或帶著魚腥味的刺網捕捉之旭蟹(俗稱「海戰車」)、紅星梭子蟹(俗稱「三點仔」)、花蟹、青蟳(俗稱紅蟳)等等高價海蟹,上述蟹類的棲息地均在亞潮帶(即潮間帶低潮線到水深約20至30公尺的淺水域)以下,無法徒步涉水抵達。問題是從1946到1950年,全澎倖存的動力漁船從45艘逐年報廢到只剩12艘,漁業能量孱弱,則在荒年時出海大量放置蟹籠幾乎不可能,唯有潮間帶漁業較為可行。

當時的澎湖沿岸確實常見食用蟹類,又以行動緩慢的光手滑面蟹(俗稱「大狗仔))最容易捕捉,甚至徒手即可獵取。不過「大狗仔」產季集中在在清明前後(約在農曆3月),殼硬、肉少、產量多到隨處可見,當地人更不會把它誤認成紅蟳,而其市價低廉,也非高檔食材,在台灣社會富裕後更常製成加工品,以利提高經濟價值。

因此「吃紅蟳吃到真的很膩了,才去跟他們換一些米」更可能是澎湖人在荒年歉收時,到潮間帶捕獲大量「大狗仔」,因蟹肉腐敗迅速、收購價格低賤,只好聲稱是紅蟳,跟想嘗鮮的外地人私下以物易物交換米糧。「紅蟳傳說」的紀錄者若理解為「澎湖人在饑荒裡爽吃高級紅蟳」,不但把1980年代以後澎湖觀光業主打的「生猛海鮮」套用到錯誤時空,也是以訛傳訛矣。

總體而言,「紅蟳傳說」存在下列問題:其一,忽略澎湖自然環境嚴苛,數百年來常有旱災飢荒,居民傳統主食是番薯籤而非稻米;其二,誤以為日治時期澎湖米食已經普及,未能了解戰時糧食存量不足,配給既稀少又不穩定,也不明白澎湖人在美軍空襲下冒險求生的歷史;其三,對於國府接收初期的敘述,既忽略1946年起連續數年的大旱大飢與疫情有多嚴峻,雜糧作物嚴重歉收,也誤解米價飛漲的成因,又把艱困年代勉強求生的潮間帶、沿岸漁業當成「高級海鮮吃到膩」了。

這種似是而非的「耆老回憶」,很容易誤導不明就裡的讀者。然而記錄者又以「歷史作者」自居,更可能(實際上也已經發生了)因為其公眾形象的影響,加速錯誤資訊的傳遞,對於認識歷史是有負面作用的。

俗稱大狗仔的光手滑面蟹,是常見於澎湖潮間帶的食用蟹類。 圖/臺灣生命大百科;陳育賢攝。
俗稱大狗仔的光手滑面蟹,是常見於澎湖潮間帶的食用蟹類。 圖/臺灣生命大百科;陳育賢攝。

口述歷史,不是唯一的歷史

綜觀「紅蟳傳說」的口述歷史內容,與二戰末期到國府接收初期的澎湖民生差異甚大,即使報導者所言全數為真,也是相當少數的特例。事隔數年後,本文逐條勘誤的重心,並非否定知名歷史作者「黑貓老師」的大作,而在就事論事,力求忠實呈現歷史。

從史學角度來看,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只是歷史研究方法中的一種,報導者常因時空久遠、記憶錯置、觀察角度、心理創傷而產生各種錯漏,包括因果錯置、自我膨脹、否認事實、倖存者偏誤……等,細節遺失反而是最容易透過交叉考證彌補的問題。若紀錄者未能忠實騰打訪談所得,或未比對史料一一勘誤,或只能引述不盡準確的三手、四手資料,就會形成不可靠的說法。

但是,大時代裡蕞爾小島的飲食史,橫跨數十乃至數百年,不宜僅憑一、二人有限的樣本、模糊的記憶,就把特例過度推論到整體,或讓內容農場以「用紅蟳拆穿國民政府的謊言」之類聳動標題搏取網路流量。

澎湖自從1980年代大力發展觀光以來,往往被各界妝點為夏日狂歡、爽啖海鮮的海島樂園,數百年來當地居民飽經大旱大荒的滄桑,也隨著時代進步而漸漸走入歷史。可惜知名歷史部落客既能做到「誇張有趣」,卻對此一主題未能稍作功課,相信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畢竟歷史科普的真諦,應是盡量在有出處、可考察、可驗證的基礎上,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遞正確知識。若一味以「鄉民梗」衝高話題能見度,卻以充斥錯誤的內容包裝澎湖印象,或許不是當地居民以及工作者所樂見的。處在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國內離島旅遊市場榮景可期、業者可能又要忙到過勞的今年,這值得我們深思。

若一味以「鄉民梗」衝高話題能見度,卻以充斥錯誤的內容包裝澎湖印象,或許不是當地居民以及工作者所樂見的。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若一味以「鄉民梗」衝高話題能見度,卻以充斥錯誤的內容包裝澎湖印象,或許不是當地居民以及工作者所樂見的。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參考資料

  1. 井原伊三太郎,《澎湖島大觀》,1932。
  2. 水產生物圖說-FRIPC127
  3. 林文鎮等,《續修澎湖縣志-物產志》,2005,澎湖縣政府。
  4. 林寶安等,《108年澎湖縣西嶼鄉舢舨漁業文化口述歷史調查研究案成果報告書》,2020,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5. 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2014,台灣教授協會翻譯出版。
  6. 城振誠 、蔡萬生,〈澎湖章魚(Octopus sp.)的生物學研究〉,《台灣生物多樣性研究》,12:3(2010),頁269-281。
  7. 郭自得,《郭自得回憶錄——九十年來的雪泥鴻爪》,2004,自費出版。
  8. 胡建偉,《澎湖紀略》,1771。
  9. 許玉河,〈澎湖人番薯命〉,澎湖知識服務平台。
  10. 許雅筑、林慧秋、廖紫嬿、謝恆毅,〈傳統海島飲食文化-澎湖珠螺膎(kê)〉。
  11. 翁佳音,〈「荷蘭時代臺灣史」中的澎湖〉,《咾咕石》,42(2006.3),頁2-16。
  12. 鄭紹裘,〈漳龍衍派鄭家世系族譜資料〉,年代不詳。
  13. 陳玉箴,〈環境、軍需、移動人口:澎湖餐飲業歷史變遷與「島嶼型食生活」研究〉,《臺灣史研究》,25:3(2018.09),頁1-42。
  14. 張詠捷,《船家寶:澎湖耆老海洋口述史》,2010,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15. 顏其碩,《陋巷雜草》,1969,自費出版。
  16. 曾獻緯,〈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臺灣文獻》,66:3(2015.09),頁64-78。
  17. 澎湖漁市場攤販、東港華僑漁市場攤販、台南安平漁市場攤販(廖英雁走訪)。

留言區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