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荒時爽吃紅蟳？二戰末到國府接收初期，被誤解的澎湖飲食（下）

廖英雁 23 Mar, 2021

日治時期興建的澎湖陸軍病院，於1945年4月4日美軍空襲時半毀，國府接收後到了1960年代仍然只有半邊。圖／走過從前-澎湖懷舊照片專輯

▍上篇：
飢荒時爽吃紅蟳？二戰末到國府接收初期，被誤解的澎湖飲食（上）

（澎湖）日據末期，官民兩方面都為了受到長期戰争的影響，財力物力都到了山窮水盡的末路……當時可以說是沒有一間像樣的建築物。尤其是最後遭遇到光復那一年三月的大轟炸，所有比較大一點的建築物都被炸壞……各地也都是殘垣破瓦，滿目荒涼，叫人懷疑馬公市區之是否能够重建。

——顏其碩，澎湖文人，1969

1945年8月，日本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慘烈的二戰自此告終；9月起，新成立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取代臺灣總督府，象徵中華民國從日本手中取回台澎的統治權，「光復」之聲傳頌一時。誰知國府接收初期治理失當，讓希望很快就轉為失望，民怨不斷升高，終於在兩年後引發了二二八事變、武裝暴動與血洗清鄉，株連眾多無辜者，留下後世難以撫平的歷史傷痛。

至於本文檢視的「紅蟳傳說」，雖有紀錄戰後初期的澎湖飲食，但內容存在諸多疑點：對當時澎湖飢荒的敘述失真、錯誤理解米價飛漲的因果，對當時澎湖水產的敘述更與1946至1950飲食風貌出入甚大，如果「認真服用」，可能「有礙健康」。

1946年：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紅蟳傳說」報導人敘述日本人離開後，居民便沒有白米可吃，幸好以水產和雜糧糊口，還能在國府接收初期用海鮮以物易物。這一段僅在米糧供應的部分「微幅屬實」，因為1946年起澎湖接連遭逢旱災、飢荒、流行病，實情較此惡劣太多了：

當時澎湖正值戰後、百廢待舉，但1946年直到5月才有零星降雨，嚴重的乾旱讓農耕幾乎中斷，米價也應聲飆漲。

5月底，《民報》的中央社報導還能粉飾太平說「雨量充足，收成有望，糧價回跌」，但6月中，紙已經包不住火，《民報》臺灣社發稿指出「澎湖民眾吃草，米貴無力購買」，直陳澎湖饑荒已經相當嚴重，三分之二居民以豬食草料（按：海裡的石蓴、陸上的馬齒莧與番薯葉）充饑、學校學生面有菜色，玉蜀黍（玉米）、蕃茹（番薯）在大旱下收成已經絕望，居民經濟涸竭，連台灣南部糧商到澎湖售米時，將單價從25元調降成16元，澎湖人還買不起。

這樣的慘況，在1940年代美國駐中華民國外交官柯喬治（George Henry Kerr，1911-1992）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1965）裡也有所提及。

他記錄道：1946年間，日本人離去後，測天島海軍基地裡成千上百的澎湖籍雇員也跟著失業。澎湖人幾乎只能以海菜、番薯葉、去年剩下來的少量番薯籤維生，即使食材匱乏至此，許多人一天也只能吃一餐，經濟不振導致居民連購買救災物資的小錢都花不起。當年澎湖還爆發了霍亂與瘧疾疫情（按：西嶼外垵、馬公案山均有紀錄），貧民無力就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的醫藥又未能及時送達，更讓情勢雪上加霜。

柯氏也痛斥當時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臺灣分署（CNRRA）對澎湖賑災不力、政府單位鈍重無能。例如臺灣分署曾經受託運送麵粉到澎湖賑饑，媒體報導有7,000包送上船，實際上只有750包運抵馬公港，其餘的卻不知去向。

又如當年7月，臺灣分署募得1,400箱日軍投降時上繳的軍糧（按：硬餅乾），以「餅乾」名義從安平運往馬公，到了馬公港卻被當地的關稅支關遣回安平，原因竟是放行證明書的對象為「糧秣」而非「餅乾」，最後馬公方面終於在11月改發放行證明書給「餅乾」，但當地數以百計的居民已經在公文往返間快要餓死了。至於政府機關貪腐嚴重、不法人士盜賣救濟品牟利的例子，在柯氏書中更是不勝枚舉。

1946年的《民報》還曾提及澎湖「漁業航業在短時間內無力恢復」，從《續修澎湖縣志-物產志》可知這是二戰摧殘所致：1936年澎湖民間原有108艘動力漁船，從1942年起多半被日本徵用支援戰事而毀損，到了終戰時只剩下45艘倖存，而且殘破不堪、必須逐年淘汰。1950年全縣竟然只有12艘動力漁船，其餘都倒退回人力搖櫓時代（林文鎮等，2005）。可見1946年澎湖飢荒時，漁業能量甚至還不如日治時期。

「紅蟳傳說」可受公評的第五個理由，也正在此：1946年，澎湖再度遭逢為期數年的大旱與飢荒，加上戰後船隻殘破，無論是種雜糧與捕魚，都未必能活命。許多人是靠著海藻、野菜、所剩不多的番薯籤、打零工、限制食量等方式才能倖存。則報導人所言的各式雜糧作物與豐盛海鮮，究竟從何而來？

青海菜（礁膜）與石蓴都是澎湖潮間帶春季盛產的可食藻類，具經濟價值，也是昔日的荒年救饑食材。圖／廖英雁

米價飆漲孰之過？通通有份

「紅蟳傳說」的報導人提及「中國人以為我們會餓肚子，故意把米賣得很貴」，但將戰後米價飛漲片面歸咎給「壞中國人」無助於瞭解事實。從前述文獻就可明白，1946年澎湖大旱，於是米價在恐慌預期下飆漲，居民也同時因歉收而陷入窮困，爆發飢荒，導致台灣糧商到澎湖以六四折低價求售時，竟乏人問津。這是天災下政府應變失當、市場機制失調的結果，全數推給「中國人的惡意」有欠公允。

而在結構性問題上，學者曾獻緯（2015）早已分析：行政長官公署雖然繼承日本人的糧食配給制度，但把配給對象從全民限縮為軍公教人員，又不如日治時期設有經濟警察嚴格取締，配給制度的強制力不足，致使控制存糧與米價的機制雙雙失靈，之後陳儀當局稻米政策反覆不一，還曾因應國共內戰軍需，必須將稻米運到中國大陸。國府在台灣的糧政失控，才是沿海大量走私、黑市交易盛行、台灣本島米價奇高的癥結。

更何況，當時連澎湖人也有害群之馬。筆者即採集過兩則在1945年日本戰敗、國府派員接收澎湖之際的鄉野奇談（在此姑隱其名）：有人「內神通外鬼」，將日人街役場庫存的軍用大衣盜運轉賣，大發黑市橫財；也有位列接收委員之一的仕紳「球員兼裁判」，利用職務之便，將大片房地產私自劃入自己名下，作為戰後進軍政商的資本。又如1946年澎湖人楊景受雇於海軍打撈沉船，卻涉嫌非法轉賣打撈品，被馬公要塞司令部偵訊，直到楊景於同年8月意外落海身亡，此案才不再追究。

尤有甚者，到了1947年，澎湖糧荒持續，需要台灣本地糧商和政府合作，以貨船將米糧運到當地賑災，但當時「表面申請航照運米，私下轉賣賑米到價錢更好的別處」歪風實在太盛，澎湖的馬公鎮公所、白沙鄉公所只好命令承攬運糧業務的海成號、成功號、新益號、共成號等船主填報「禁絕走私」保證書，作為申請台澎通航的簽呈附件，才能由上級機關放行。

這就是「紅蟳傳說」口述歷史的第六個問題：國府接收初期，澎湖民生困頓，政府決策反覆、效率低落，但民間也不乏見錢眼開之輩，或官商勾結盜賣物資，或以當地為走私轉運站，使社會更加動盪。當時無論是政、軍、商、民，都可能為了求生而加遽這個惡性循環，不能只怪罪單一對象。

1946年馬公要塞司令部偵訊楊景的筆錄，出自〈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為奉令將楊景偷撈沉船物資詢問筆錄呈報裁核〉。圖／國家檔案管理局

飢荒時爽吃紅蟳？那是苦日子

「紅蟳傳說」對於戰後初期的澎湖飲食敘述，如「每餐都吃魚湯、生魚片、炒螺肉跟龍蝦」和「紅蟳吃到很膩了才去換米回來」，內容過於離奇，實應逐條辯證。

首先，「炒螺肉」頗有誤導之嫌。如前所述，澎湖從1946年起連續數年大荒，物資奇缺。當時居民煮食時，多半是以搶拾而來的銀合歡樹枝或高粱稈生火，用大灶將食物「煠」熟（水煮燙熟）。而需要以油爆炒的料理（如南瓜炒米粉），已是逢年過節才能享用的佳餚，食用油則通常從榨花生或節慶時購買的少數肥肉取得。

所以「螺肉」的實情是：澎湖婦女會在退潮後到潮間帶撿拾大量珠螺，洗淨燙熟，再以細針慢慢剔除珠螺口蓋、取出完整螺肉，最後反覆鹽漬保存，稱為「珠螺膎」（tsu-lê-kê）。所謂的「炒螺肉」可能是將台灣經濟富裕後的熱炒料理往前錯置20年了。

其次，「生魚片」更引人疑竇。澎湖居民傳統水產料理以熟食為主，不愛生食。從1950到1970年代「防治蛔蟲」是省政府以下各級學校的衛教重點來看，可能隱藏蟲卵或寄生蟲的生魚片，根本是國府接收初期的大忌。

因此對魚肉潔淨度、新鮮度、刀工、擺盤極為要求的生魚片，比較可能是日治時期馬公街各家料亭的高級菜色。但戰後日籍人士被遣送回國，這些料理店紛紛歇業，取而代之的是中式口味的餐館，用以招待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或官員。則國府接收初期具備廚藝與食材、能常常享用生魚片的澎湖人肯定寥寥無幾，至少絕非常態。

以銀合歡枝幹或高粱稈生火，用灶上大鍋把食材燙熟，是澎湖廚房傳統風貌。圖為澎湖案山某處古厝廢棄的爐灶。圖／澎湖知識服務平臺

1930年代馬公街的「乙姬」料亭，後由澎湖奇女子洪惜買下，改營「昇平旅社」，現已不存。圖／《澎湖島大觀》

事實上，在沿岸、近海手釣小型珊瑚礁魚類煮湯，補貼蛋白質來源，搭配番薯粥食用，才是澎湖傳統家庭式漁業的飲食。紀錄者或許未能遵循口述訪談應忠實紀錄的守則，把報導人所說的「煠熟」（sa̍h-si̍k）聽成「生魚片」（さしみ，sashimi），一開始就記錯了。

再者，「紅蟳吃到膩」也與國府接收初期的澎湖民情不符。「紅蟳」通常指漁船以蟹籠或帶著魚腥味的刺網捕捉之旭蟹（俗稱「海戰車」）、紅星梭子蟹（俗稱「三點仔」）、花蟹、青蟳（俗稱紅蟳）等等高價海蟹，上述蟹類的棲息地均在亞潮帶（即潮間帶低潮線到水深約20至30公尺的淺水域）以下，無法徒步涉水抵達。問題是從1946到1950年，全澎倖存的動力漁船從45艘逐年報廢到只剩12艘，漁業能量孱弱，則在荒年時出海大量放置蟹籠幾乎不可能，唯有潮間帶漁業較為可行。

當時的澎湖沿岸確實常見食用蟹類，又以行動緩慢的光手滑面蟹（俗稱「大狗仔））最容易捕捉，甚至徒手即可獵取。不過「大狗仔」產季集中在在清明前後（約在農曆3月），殼硬、肉少、產量多到隨處可見，當地人更不會把它誤認成紅蟳，而其市價低廉，也非高檔食材，在台灣社會富裕後更常製成加工品，以利提高經濟價值。

因此「吃紅蟳吃到真的很膩了，才去跟他們換一些米」更可能是澎湖人在荒年歉收時，到潮間帶捕獲大量「大狗仔」，因蟹肉腐敗迅速、收購價格低賤，只好聲稱是紅蟳，跟想嘗鮮的外地人私下以物易物交換米糧。「紅蟳傳說」的紀錄者若理解為「澎湖人在饑荒裡爽吃高級紅蟳」，不但把1980年代以後澎湖觀光業主打的「生猛海鮮」套用到錯誤時空，也是以訛傳訛矣。

總體而言，「紅蟳傳說」存在下列問題：其一，忽略澎湖自然環境嚴苛，數百年來常有旱災飢荒，居民傳統主食是番薯籤而非稻米；其二，誤以為日治時期澎湖米食已經普及，未能了解戰時糧食存量不足，配給既稀少又不穩定，也不明白澎湖人在美軍空襲下冒險求生的歷史；其三，對於國府接收初期的敘述，既忽略1946年起連續數年的大旱大飢與疫情有多嚴峻，雜糧作物嚴重歉收，也誤解米價飛漲的成因，又把艱困年代勉強求生的潮間帶、沿岸漁業當成「高級海鮮吃到膩」了。

這種似是而非的「耆老回憶」，很容易誤導不明就裡的讀者。然而記錄者又以「歷史作者」自居，更可能（實際上也已經發生了）因為其公眾形象的影響，加速錯誤資訊的傳遞，對於認識歷史是有負面作用的。

俗稱大狗仔的光手滑面蟹，是常見於澎湖潮間帶的食用蟹類。圖／臺灣生命大百科；陳育賢攝。

口述歷史，不是唯一的歷史

綜觀「紅蟳傳說」的口述歷史內容，與二戰末期到國府接收初期的澎湖民生差異甚大，即使報導者所言全數為真，也是相當少數的特例。事隔數年後，本文逐條勘誤的重心，並非否定知名歷史作者「黑貓老師」的大作，而在就事論事，力求忠實呈現歷史。

從史學角度來看，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只是歷史研究方法中的一種，報導者常因時空久遠、記憶錯置、觀察角度、心理創傷而產生各種錯漏，包括因果錯置、自我膨脹、否認事實、倖存者偏誤……等，細節遺失反而是最容易透過交叉考證彌補的問題。若紀錄者未能忠實騰打訪談所得，或未比對史料一一勘誤，或只能引述不盡準確的三手、四手資料，就會形成不可靠的說法。

但是，大時代裡蕞爾小島的飲食史，橫跨數十乃至數百年，不宜僅憑一、二人有限的樣本、模糊的記憶，就把特例過度推論到整體，或讓內容農場以「用紅蟳拆穿國民政府的謊言」之類聳動標題搏取網路流量。

澎湖自從1980年代大力發展觀光以來，往往被各界妝點為夏日狂歡、爽啖海鮮的海島樂園，數百年來當地居民飽經大旱大荒的滄桑，也隨著時代進步而漸漸走入歷史。可惜知名歷史部落客既能做到「誇張有趣」，卻對此一主題未能稍作功課，相信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畢竟歷史科普的真諦，應是盡量在有出處、可考察、可驗證的基礎上，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遞正確知識。若一味以「鄉民梗」衝高話題能見度，卻以充斥錯誤的內容包裝澎湖印象，或許不是當地居民以及工作者所樂見的。處在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國內離島旅遊市場榮景可期、業者可能又要忙到過勞的今年，這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