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自助餐》：虛構卻不虛構、想說卻說不出的女性處境 ft. 劉‌芷‌妤‌

鳴人放送 11 Apr, 2020

（※ 文：許伯崧，鳴人堂編輯）

這集《鳴人放送》的來賓是劉芷妤，而被形容為折翼系小說家的她，距離上次出版《迷時回》（2011）也已過了九年，而日前出版的這部作品《女神自助餐》被她視為復健之作，以書中的八篇短篇小說，證明自己還能寫，也還能說故事。

雖然以女性視角為書寫主題的作品不少，然而《女神自助餐》中的時代感強烈不少，有許多故事主題耳熟能詳，也有許多對話的描寫，讓人突然想起現實中的那個誰不是就是這樣說話的嗎？當中的時事哏，在閱讀之際也讓人不小心出戲噴笑。

而三月底那場文壇的論爭，劉芷妤作為當事人之一，許多人會對她感到好奇或想透過節目了解更多內幕。不過在節目中，還是回歸作品本身來談論。但畢竟節目時間有限與當下節奏掌控問題，有許多細節無法詳細探論。本文算是遺補，說是書評，自認沒此份量，僅分享一些編輯所讀到的訊息。

當虛構的女性角色與現實疊合

《女神自助餐》中的八篇故事，分別描繪了不只八種以上的當代女性處境。有蒙受性騷經驗的女學生，儘管成為OL後其陰影依舊揮之不去；有母親、女兒、媳婦的筆下人物，卻在穿梭不同的家庭「場域」時，性別角色也隨之變遷，這樣三位或一體的社會化性別，卻因溝通的失語而淪隔空靠北。

也有穿越四千年時間跨度的嫦娥，卻對當代性別意識的「進步」而呈現虛無主義的無力感；有未婚無子的女性政治工作者，面臨兒童性侵案的舉步維艱，失格的「社會性別」本身就是一種罪；也有教授女性主義的教師，卻在愛情中成為年齡與美貌的俘虜，無法活出所謂的「女性價值」；更有以掃描般的細緻筆法，描繪不符社會主流標準的豐腴女孩的性愛場景，以及其背後被家庭語言暴力給嚙食的童年。而職場上的女同志、女強人與母親的角色，折射在這面所謂「性別平等」的稜鏡上，呈現出的又會是何種扭曲的現狀？

這些躍然於紙上形象鮮明的角色，仿若劉芷妤指腹中的泥塑娃娃，捏出了內心的幽微彎度，只是，那是一個又一個布滿傷痕的棄置品，裡頭的作業系統，讓她們只能成為「那樣」的女人 — — 如同〈嫦娥應悔〉中所寫下的，「哭了會被當成女人的，會真的被當成女人的，要是被當成『那種』女人，從此就真的不會有人肯好好聽我說話，不會有人相信我的害怕與擔憂。」這八篇故事，就是抵抗成為「那種」女人的敘事。

或許有人摩拳擦掌準備接戰這不過又是女權自助餐的產業鏈，這社會男女已經很平等了喏，會覺得不平等是因為這些女權份子食髓知味、軟土深掘，用來包裝自己的「厭男」心態罷了。時代不斷前行，許多對「性別平等」不以為然的一方，已經學會挪用「厭女」的詞構置換單詞、成為另種反唇相譏的手段。既然妳說我「厭女」，那我當然就可以說妳「厭男」。

相較這樣的焦土戰，劉芷妤捏塑出的這些角色，不是女權份子化身來放送絮絮滔滔繼續批判父權體制的藍芽喇叭，而這八篇故事的敘事結構與情節，或許對讀者而言也稱不上新的壓迫內容 — — 卻又是這樣的日常化，也才能突顯出性別權力結構的被合理化——但從諸多女性角色的重現中，你或許會有那個剎那，會將自己認識的那個「她」疊合在故事的主人翁上。而這樣也就夠了。只要你有足夠意識到，她也會是你身邊珍視的人。

而這樣的「隱然有感」，在鳥瞰式的空間建構底下，讀者可以綜觀每個場景中的角色行動各自為何。在現實生活中，或難以立體化甚而解讀自己處境中的每個角色，然而透過《女神自助餐》裡的重構，你可以察覺到故事中角色的行動意義與未能行動的艱難——

〈同學會〉中，那位始終不願交出小孩照片的OL，真的只是因為單純不想「曬娃」而已嗎？〈靠北克莉絲汀〉裡那個無法在婆家吃辣的小姑，又只是因為婆婆的吝嗇與雙標嗎？在每個個體的互動中，透過書寫，清晰了人物行動之邊界與局限，那樣的多面性，正是閱讀的價值；就像你不知道哪裡殺出來的正義魔人還大媽，竟是因目睹了一場「無人知曉」的性騷進而採取行動，甚至翻轉了「大媽」的負面意涵，這是翻閱本書所能夠體認到的人的多面性。

死亡的陰影盤旋故事上空

在訪問中，問及劉芷妤關於八篇小說的編排順序用意，她指出之所以將〈同學會〉排在第一篇，是為與第八篇〈火車做夢〉做呼應，以前者奮力抵抗不願成為母親，乃因害怕一旦成為母親後必須一世為孩子擔憂，與後者的成為母親後，必須操煩為什麼好好的女兒會得了精神疾病，要關心詢問也不是，但又故作堅強毫不在意又強人所難。因此，在這兩種女性角色的對比下，試圖述說女人成為母親與否，其於各種意義上的艱難。

然而，對我來說，〈同學會〉放在篇首之所以沈重，在於內文所運用的「死亡」元素，透過描繪一名自殺身亡的同學之死，補強之所以抗拒成為一名母親的證詞。這直接讓我聯想到2013年劉芷妤入選新北市文學獎的散文作品〈局外〉，同樣描兩名同學的自殺事件（其中一人死亡），死亡有如身影，始終黏上自己不肯離去。死亡，也如禿鷹一般，盤旋在數篇小說的上空。

〈靠北克莉絲汀〉裡那位早亡的父親與出海捕魚的兒子，以男性角色的缺席，刻畫僅存的女性卻又是為難女性的「自己人」；〈嫦娥應悔〉那「活了」超過四千年的嫦娥，因為「長生不死」而見證了人類所謂的進步，也僅是從直接的性暴力「進步」為隔空意淫，因為不死，所以心死；〈別人的孩子〉那盤徊在生死懸崖的受暴孩童，尖銳地凸顯出死亡與性在道德的天秤上孰輕孰重；〈在河之州〉裡從那條醒來的幽冥之河，訴說從冥河出走卻又踏回冥河路上的轉折；〈荔枝使用說明〉那個如詛咒般活在「奶雞」硬殼裡的隸芝，與那句「我希望他們去死」，其實希望死的是自己；又如〈女神自助餐〉那因產後憂鬱而自殺的職場女性，以及〈火車做夢〉那因憂鬱症而尋死的女兒。這八篇吐露出的死亡隱喻，或重或輕的強化了故事的情緒，以及女性處境的危殆感。

死亡的鼓聲響起，然而有時死亡也是解決問題的歸宿。多年前劉芷妤亦曾發表過一篇散文〈還好茱麗葉死了〉，對真理與愛情的對峙提出叩問，「我和真理，你比較愛誰？」羅密歐答到「當然愛你，因為世上並無真理。」只是唯有當你愛的人站在你立場的對面時，這樣真理與愛情的提問才顯得真實，才顯得永恆的難解，最後只能留待死亡吞噬一切。

還好茱麗葉死了。但我們還活著。

說與不說之前的階級遊戲

在死亡氣息的夾層中，另種深沈的彆扭與難以言說也令人如鯁在喉，遲滯且鬱悶，建構出另種缺氧的閱讀節奏。

例如，〈同學會〉上那說不出口的訊息；〈靠北克莉絲汀〉那無法開口的對話；〈嫦娥應悔〉那永無止盡的「是否想太多」質問；〈別人的孩子〉那「事情發生後就已來不及」的焦慮；〈在河之州〉那名女性主義教師卻無法擺脫自我壓迫的性別死局；〈荔枝使用說明〉凸顯的性教育的「說的比做的還簡單」，與〈女神自助餐〉那封始終寄不出去的信，以及被性騷的年輕女孩印在火車玻璃上壓抑恐懼的面孔，那聲被消音的呼救始終無法震動空氣，傳遞出求救的有效訊息。

沒這麼簡單，但的確就是這麼地難。性別是階級、年齡是階級、身材是階級、顏值是階級、臉書好友數是階級、連社群媒體的追蹤人數多寡也是階級。人們不是不懂階級，而是縱然明白了，又有多少人能自外於這場權力與階級的遊戲？

要自外於這場永生的難題，你又需擁有哪些社會、經濟與文化資本，而你又因哪些生命經驗，讓得以透過資本武裝自我，踩著踏階走向盡頭卻無所畏懼？

回到那場文壇的論爭，「某種語言的暴力是，愈想自證無罪，愈會把自己推向絞刑臺。」那個故事中的「胖女孩」如此訴說著。而這樣的寓言，遂成劉芷妤的預見。

這樣的求生本能，你可以說是「想太多」。但在求生與想太多之間，那條界線如何落下？

在沒有發生前，它有個理直氣壯的詞彙稱作「被害妄想」，但在發生後，它就是發生了。

此時，沒有想太多、沒有被害妄想。唯一留下的，只剩巨大的死寂。

「文學到底能改變什麼？」這是劉芷妤在前文〈局外〉所提出的追問。我不知道她是否有了答案，但《女神自助餐》或許是一個回答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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