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壞我人生的救援者：談《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義者》ft. 何撒娜

鳴人放送 08 Aug, 2020

（※ 文：許伯崧，鳴人堂編輯）

「我是男生，為什麼要學女性主義？」在韓國文化背景中，除了初次見面需先確立前輩後輩的位階關係外，性別秩序更深深地籠罩著韓國社會，性別社會化分別課以男性與女性各自的角色責任，而民間社會更以「男人看財產，女人看臉蛋」、「男生一輩子只能哭三次」或是「女生除了讀書和就業外，還有結婚的機會，但你們男生沒有，所以要認真唸書」等價值觀，再一次深化這樣的性別權力，男生就是要如何，女生就是要怎樣，超過這套典型的性別敘事，便會遭受傳統價值觀的強烈反撲，以各式貴古賤今的言談賤斥這些不符框架想像的「激進者」。

《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義者》一書，便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所出版的「女性主義」書籍。作者崔乘範為一名高中國文教師，乍看下似乎與女性主義扯不上邊，但崔乘範在本書中自承，在接觸女性主義前，他也從不覺得韓國社會這樣的性別秩序與規範有什麼問題，直到大學因為熟識的學長姊戀愛了，他戲稱學姊為「大嫂」卻引起學姊嚴正指正「我不想被稱作某個男人的誰，你不經意的玩笑，就可能透露了你認為女性是附屬或次等的存在」，並要求作者不要以「大嫂」稱呼他。

這段「無心之過」的過往經歷，卻成了崔乘範認識女性主義的起點，他接受了學姊的批評，並從學姊手上接下《女性主義的挑戰》（暫譯）一書，他在書中表示，這本書讀來令他頭暈目眩，「毀三觀」般地擊潰他過往的認知，自此反省一直以來的認識基準皆以男性為中心，而那些「本就如此」的男性中心價值觀，更成為他往後批判的對象。

南韓社會流傳「男人看財產，女人看臉蛋」的思維，並多有女性比男性幸運，因為還可靠結婚翻身的說法。圖／路透社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何撒娜也是韓國流行文化學者，她指出，韓國社會受儒家思想深刻影響，韓國人的社會身分是一組固定好的角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是「固定」而非「流動」的狀態。因此，男性女性該做什麼事，早已被規定。「過去我在美國生活的時候，如果你上韓國教會，會發現男生坐一排、女生坐一排」，何撒娜說，男女有別的觀念在韓國根深蒂固，「要在韓國談女性主義，會是一件備受挑戰的事情」。

雖然在韓國談女性主義很辛苦，但《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義者》在韓國當地銷量還不錯，但何撒娜也補充，事實上，無論是《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義者》也好，或是相關女性主義的電影，他的讀者多以年輕女性、也就是同溫層居多。

即便女性主義在韓國的發展有不少關卡，但何撒娜也提醒，我們時常會將韓國女性錯視為柔順的受害者角色，但其實韓國的女性一向強悍，她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例，有許多韓國女性前仆後繼的參與示威，此外，光復後，要求南韓社會民主改革的隊伍中，女性所佔的比例也不低。

曾任教韓國大學的何撒娜亦認為，縱然今天我們談女性主義，但她並不認為自己為女性主義者，她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台灣的平等權已經跳脫男性與女性的框架，而是更廣泛地談論所謂的平等，但在韓國不一樣，「女性主義這個名詞對他們來說之所以重要，在於韓國社會的二元性別概念十分強烈，男女有別的思維更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當你要反抗韓國社會父權體制的壓迫時，你便會自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

何撒娜以南韓老牌淑明女子大學變性人入學爭議事件為例（編按：節目中將淑明女大誤植為梨花女大，特此勘誤），有一名男學生變性為女性，並取得法定變性人的身分，但當她錄取淑明女大，卻有校內的女性主義團體反對她的入學，最後迫使該名學生放棄她的入學資格，「這起爭議顯示，女性主義在韓國社會的情境下依舊不脫男女二元的對立思維，容不下多元性別的概念」。

什麼是「女性主義」？何撒娜認為，女性主義的定義複雜，她以《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一書的定義為例，指出書中便將女性主義區分為11種，「簡單來說，女性主義的概念指的是將女性的地位恢復到跟男性一樣，但在達成平等地位之前，要採用哪種工具與方法，彼此間有很大的分歧」。但對身為男性的本書作者崔乘範而言，他認為女性主義是「將現實客觀化」的工具，讓人採取與過去不同的視角看待我們身處的社會，甚至給予揪錯的勇氣，並期望達到享受自在人生的夢想，但這樣的夢想路上，亦是充滿荊棘。

沒有人生來便自詡要成為父權的擁護者。何撒娜舉例說明，她一名韓國男性友人從週一到週五的生活是早上7點多出門上班，直到晚上11點才有辦法回家，不僅下班後要與同事「會食」，週末更是要參加公司的奉獻活動以及各式婚喪喜慶，在這樣的父權體系下，使男性在家裡的角色徒剩ATM的功能。

「這是這些男性想要成為父權主義者嗎？恐怕也不是，而是韓國社會的結構如此，在這樣的結構下，男性也是受害者。」「所以為什麼韓國男性需要學女性主義？因為唯有女性的地位跟男性一樣，能夠更平等地參與社會活動，也才無需將養家活口的重擔一肩扛下，唯有解放自己，才能讓自己不再當社畜。」

唯有女性的地位跟男性一樣，能夠更平等地參與社會活動，南韓男性也才無需將養家活口的重擔一肩扛下。圖／路透社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韓國社會，既然在這套性別秩序中鞏固了父權體系與規則，有人受害，但也有人因此獲得父權紅利，如果要打破現今這套結構，難道過往的既得利益者不會起身反對嗎？

何撒娜說明，性別平等的議題對南韓社會來說，同時也是世代問題，對南韓5、60歲以上的長輩來說，由於他們過去並未接觸過性別平等的概念，會陌生甚至抗拒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時，南韓的政治與立法的權力，也多掌握在這一代人的手上，「但是年輕這一代是想改變的」。

何撒娜另以日前令南韓社會震撼的「N號房事件」為例，她說在本起犯罪事件中，這些年輕男性也是南韓父權體系下的犧牲者，他們不僅其貌不揚，也沒有顯赫的背景與學歷，這些非所謂「勝利者」的男性，便在強欺弱，弱欺更弱的環環相逼下，將其魯蛇的挫敗感發洩在女性身上。

「妳是來破壞我人生的救援者」，這句南韓電影《下女的誘惑》中的台詞，生動且寫實地描述那些在接觸女性主義後被毀三觀的男性，沮喪卻又積極的矛盾心情，從90年代前後的華城連環殺人案，到近年發生的江南站隨機殺人，這些以「仇女」作為犯案動機，或是性侵殺人事件的討論，皆直指背後更巨大且無語的父權結構。為什麼男性也要讀女性主義？因為它解放的不只是被直面壓迫的女性，更包含背面的男性你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