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法律，司法新聞稿也需要「白話文運動」

每當發生重大社會案件時，媒體總是盡責的追逐採訪，待相關案件進入法院審理後，也往往成為輿論焦點，而民眾在意的判決結果，更是新聞爭相報導的重點。

然而過往法院通常僅有宣示判決主文，也就是「甲犯什麼罪判多久、乙無罪、丙要賠償丁多少錢」等結果，鮮少會交代理由，而在判決書無法即時公開上線的情況下，媒體也就只能針對新聞資料搭配判決結果報導，導致民眾也無法立即得知法院的判決理由，只能隨著媒體報導，群情激憤。

司法院雖在1988年5月16日頒訂、2004年11月11日修正《司法院暨所屬機關設置發言人、新聞聯繫人員加強新聞發布與聯繫作業要點》，然而，當時幾乎是以重要政策或重大事件等類似官方聲明的方式為主軸，對於如何讓判決書成為新聞稿，還沒有太多的著墨。

隨著網路資訊發達，網路媒體興起，司法新聞成為媒體點閱率的焦點，司法院似乎也漸漸注意到提供判決新聞稿的重要性。於是在2018年3月7日修訂原有法令，改稱《司法院及所屬機關新聞發布作業要點》並規範應成立發言人「團隊」，不再是過往的單打獨鬥。

當法院判決書新聞稿的大航海時代來臨，新聞稿的內容又牽涉到民眾能否迅速了解事件，進而是否衍生「司法流言」。本次司法流言終結者就試著提出建議，討論怎麼樣的新聞稿，能拉近司法與媒體、閱聽眾之間的距離。

新聞稿白話文運動

為了精準規範、評價、陳述，無論是判決書或法律教科書甚至是法典，都有滿滿的「法律用語」，而這些法律用語對民眾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以竊盜的構成要件來說，舉凡「破壞持有關係」、「建立持有」等，對於民眾而言根本不重要，偷東西就是偷東西。

有鑑於此，不只判決需要推動白話文運動，新聞稿也非常需要。

重視新聞稿與判決書的差異

判決書記載的是案件的全貌，除了犯罪事實及刑度之外，還包含被告、被害人、檢察官、律師、證人的說詞及法官心證形成的過程，可謂是一本有頭有尾刻劃案件的小說；但是新聞稿就不一樣了。新聞稿該呈現的，是重點摘要，是法院想傳達的訊息，是回應媒體及民眾關注的問題。因此在撰寫時，就應注意以上幾項要素，而不純粹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目前新聞稿的資料，多是由合議庭提供給發言人團隊，由於合議庭擔心資訊遭錯誤解讀，往往選擇或要求新聞稿必須從判決書一字不差的節錄，因此發言人無法擅自更改，縱使有所編修，編修幅度也大幅受限。但是單純從判決書「複製貼上」，不只讓新聞稿的角色變成「判決書.ZIP」，似乎也無助於社會大眾理解判決。

新聞稿內容其實也與媒體已報導的部分有關係，例如一件殺人案，媒體報導可能包含案件的事實、殺人的原因、殺人的手法（雖然這其實可以不用報導）等。那麼當案件審理完畢時，已被報導過的資訊應簡單帶過即可。該寫在新聞稿的，反而是解釋刑期長短的理由，也就是「量刑理由」，翻成白話文就是「為什麼法院這樣判？」如果媒體報導過的事實或原因與審理後發現的不同，則要在新聞稿中加以說明，端正報導才是。

新聞稿標題親民化

法院的判決新聞稿，開頭往往都是「XX法院XX年XX字XX號原告X被告X怎樣怎樣」，但是這樣的敘述，對民眾而言不重要的訊息太多，建議可以縮短留重點，例如：「XX院有關A犯X案件新聞稿」。

如果判決結果與原本媒體報導的資訊不符，如媒體報導A殺了B，但最後發現B死亡的原因根本與A無關，這類的案件新聞稿標題就可以調整為「有關A涉嫌殺人罪之案件新聞稿」，內容簡略介紹檢察官起訴的內容，並於首段內容說明法院審理後發現的事實，以確保最新資訊傳達無誤。

發揮新聞稿的預期功能

雖然法院內有發言人團隊，但是檢視團隊成員的組成，幾乎都是由法官組成。然而兼任發言人團隊工作的法官們，似乎又沒有減分案件，案件量不變，還要輪值當發言人，又需要在案件宣判後30分鐘內提供新聞稿予媒體，可能大幅壓縮發言人編修合議庭提供的資料的時間，幾乎是趕鴨子上架。

我們認為可以考慮的是，發言人團隊全部均由法官兼任，是否有其必要性？再者，發言人團隊是否僅是多人集合的群體，亦或者能否分工合作，也攸關新聞稿能否發揮原先預期的功能。一份好的新聞稿，能即時回應媒體、社會所想要的資訊，並傳達法院想傳達的訊息，為了達到上述功能，需要詳盡的事前準備。

例如，在事前整理案件相關的新聞以及網友評論，甚至是在案件辯論終結、定下宣判日期的時候，提前蒐集媒體對案件關注的方向。如此一來，發言人團隊在撰稿時才能有效地汰選資訊，避免媒體抓不到重點，或是沒有回應到民眾的問題。否則待輿論發酵後再澄清，早就為時已晚。

小結

判決的新聞稿，除了是法院傳達案件內容的管道之外，更是司法與社會對話不可或缺的橋樑之一，那些法官不語的歷史沈痾，造成社會對司法的陌生與距離，進而引發質疑。現在法院有機會開口向大眾說話了，司法何不試著透過新聞稿，與民眾拉近彼此的距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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