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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志/大屠殺能宣傳嗎?柯文哲對人道主義的輕佻

台北市長柯文哲赴以色列考察,語出驚人說出「大屠殺是以色列國際上最大的宣傳」。 圖...
台北市長柯文哲赴以色列考察,語出驚人說出「大屠殺是以色列國際上最大的宣傳」。 圖/北市府提供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二二八紀念日前夕風塵僕僕跑去以色列學習,無奈學了半天還是語出驚人,說出「大屠殺是以色列國際上最大的宣傳」。此話立刻引發討論,若非柯市長的政治觀點在國際上不具分量,事實上也真的沒人嚴肅以待,否則把以色列紀念大屠殺和國家宣傳綁在一起,恐怕不會只是柯黑與柯粉在茶杯裡的風暴,勢必成為國際醜聞,至少是笑柄。

你能想像德國總理梅克爾或法國總統馬克宏這樣講的下場嗎?儘管如此,台北市可巴德猶太協會還是在第一時間提出抗議,認為柯文哲輕率誤用詞彙,是對受難者的再次傷害。理事長方恩格(Ross Darrell Feingold) 直接糾正柯文哲,指出以色列不是在「宣傳」,而是「提醒」世人「不再發生」,並意有所指說台灣社會對納粹的理解還有「進步的空間」。

然而無知者勇,柯文哲渾然不知「以色列宣傳大屠殺」已是否定大屠殺真的發生過的標準講法。就算柯無意否定大屠殺,此語對以色列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戰後爬梳這場浩劫的輕佻程度,已遠遠超過他平常顛三倒四的政治鬧劇。原本以失言當下台階一向是柯文哲披上亞斯伯格後的利器,或可再試,但這次柯市長卻一反過去,堅持己見。

二二八紀念日當天面對記者的再度詢問,直接否認用「宣傳」兩字是失言,「怎麼會是失言?」顯然這是他的確信,他還宣稱後來發現,以色列把這段歷史當成很重要的國際宣傳,這也是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非常團結合作的理由,這是他這次參訪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的心得,也對大屠殺的歷史有更多了解云云。這樣的心得,或許坦誠,但有點像上世紀70年代的小學生,看完匪情資料館寫在週記上的報告。

屠殺紀念館的限度

更可議的還不是語言的掌握,而是心態。將屠殺600萬人命的歷史悲劇工具化,恐怕只有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才會想到的邏輯,但筆者可以斷言這不是猶太人乃至於西方知識份子對大屠殺的反省。事實上戰後反對以色列建國的猶太人也大有人在,大家孰悉的漢娜鄂蘭就是其中之一。她從戰前積極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戰後轉為懷疑者,更公開反對切割巴勒斯坦。

其實當一個人想當然耳說出大屠殺團結了猶太人,進而促成了猶太復國的實踐,就已經褻瀆了理性主義最高的理想:人道精神。難道以色列國族主義者要感謝希特勒嗎?同理我們要感謝二二八的殺戮推進台灣意識嗎?不管是團結以色列也好,還是國族宣傳也好,都是微不足道且帶有罪惡的副產品,若以此來詮釋猶太人的災難,實在是看小了猶太人乃至西方文明對那場浩劫的反省。

當個觀光客去參觀大屠殺紀念館並不困難,但意義實在不大,畢竟它不只是聊齋屋。沒有一定深度的背景知識,趕行程的觀光客能感受的十分有限,作秀般的政客就更無可指望了。其實這麼沉重的人類史悲劇能否由紀念館來承載,自始就有爭議。沒有猶太人能在大屠殺紀念館內找到安慰,也沒有德國人或納粹同情者能在那邊得到告解,既無寬恕,也無救贖。

德國總理梅克爾參訪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 圖/路透社
德國總理梅克爾參訪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 圖/路透社

包括哈伯瑪斯、阿多諾在內的許多戰後思想家,根本不認為大屠殺是可以呈現的,他們認為大屠殺的邪惡已逾越了歷史線性的發展,是反現代化理性主義的惡靈,不但無法以理性分析,甚至無法以任何視覺裝飾表現,遑論在紀念館內,有限的元素彌補大屠殺所摧毀的人道精神。

納粹最惡名昭彰的集中營多在東歐,但非以集中營原址改建的大屠殺紀念館要到90年代才慢慢在西歐與北美出現。參觀者不難發現,這類的大型紀念館都只是有限度的重現集中營現場,殺戮照片的展示也相當克制。這樣的設計來自相信「不再發生」不是因為恐懼,而是要時時保持對周遭往集權游移的警覺,不斷挑戰國家機器定義人種的優劣。

在納粹強大的宣傳機器下,人種、性別、性向、智商、職業、身體精神的殘缺等等,都是能夠輕易透過國家的宣傳,讓生命優劣產生分類與歧視的標籤,再以秩序與效率的美麗之名說服追隨者。每個大屠殺紀念館一定反覆強調這些納粹宣傳的伎倆,而柯文哲在參觀完之後竟然直接將「國家最大的宣傳」套在以色列頭上,人家能不跳腳嗎?

正如可巴德猶太協會的理事長方恩格所言,台灣對納粹的理解確實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然而回頭看西方世界,他們對那場浩劫的理解似乎也是在退步中。隨著二戰世代的逐漸凋零,嬰兒潮之後的世代對這場屠殺的理解只存在純粹的理論中,學界與大眾文化出現極大的落差,這和大型大屠殺紀念館出現的時間一樣,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之後,或許是巧合,或許有尚待釐清的關係。

當大屠殺隨著這些現代紀念館進到大眾的日常,它不再是禁忌,對它的視角也多元起來,但這些視角是可以接受的嗎?再透過商業利益的推波助瀾,大屠殺的悲劇可以變裝後販賣嗎?這個問題在戰後的頭一個40年根本不存在,沒大眾文化願意去碰觸這個痛苦的議題。雖然知識界還沒棄守,大眾文化的品味已經改變了,簡單的答案是,有何不可?

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劇照。 圖/美聯社
義大利電影《美麗人生》劇照。 圖/美聯社

《美麗人生》的笑與淚水——無悲劇印記的旁觀者

二十多年前義大利諧星貝里尼(Roberto Benigni)自導自演一部納粹集中營裡的虛構故事——《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1999年在美國上演,極為轟動。筆者做為一個非猶太裔的觀眾,顯然缺乏對大屠殺應有的敏感度,看完之後也是感動萬分,加上誤以為貝里尼是義大利猶太人,對他能以那種詼諧敘事的手法去記憶那場浩劫感到不可思議,用90年代李登輝政府與扁市府時代政治正確的講法,就是走出悲情。90年代轉型正義的理論尚弱,在那個一瞬間,筆者幾乎同意了李扁的政治妥協。

國際上顯然多數人也持相同的看法,義大利人視貝里尼為英雄,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都請他到教廷一起觀看這部電影,說是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貝里尼並沒有否認大屠殺,自認是以悲劇的角度去看大屠殺,宣揚在最糟的時代生命仍然美麗,但《美麗人生》還不只這樣,貝里尼再跨一步,代替猶太人面對大屠殺,它的最高道德是寬恕。對非猶太人而言,這十分的政治正確,讓這部電影得到許多大獎,三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外語片與最佳導演等大獎。

但不久一些猶太人終於說話了,史蒂芬.史匹柏認為貝里尼之所以能拍出《美麗人生》,只是因為他不是猶太人,輕輕點出問題,卻無限沉重。許多其他的批評則相當嚴厲,認為那是一部自我感覺良好的低級喜劇,沒有人能夠以遊戲的態度面對大屠殺,大屠殺也沒有笑場。對大屠殺開玩笑,就像對亂倫或性侵開玩笑一樣不道德。

多年來貝里尼一直在為這部電影辯護,當然,我不認為貝里尼是出於惡意,也不是無知,用另一位批評者的講法,貝里尼只是一位「成功運用廉價的悲情卻無悲劇印記的旁觀者」,畢竟大屠殺不是一段屬於貝里尼的歷史感情,最多只是一位帶有感情的旁觀者。

台灣對二二八的處理呢?當外省第二代懵懵懂懂中拍出《悲情城市》,卻從此壟斷了大眾文化對二二八的記憶,現在要談二二八的反省恐怕還太早,而這個紀念日對柯文哲而言,恐怕只是妨礙他騎腳踏車,綠營最大的宣傳。

(原文授權轉載自「思想坦克Voicettank」,原標題:〈大屠殺能宣傳嗎?〉。)

囚禁猶太人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大門鑲著抖大的諷刺標語:「勞動帶來自由」(Arb...
囚禁猶太人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大門鑲著抖大的諷刺標語:「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 圖/美聯社

  • 文:李中志,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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