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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元輝/台灣的「公共失落症候群」:我們需要一場公共想像運動

圖為2016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直播當天,公共電視門口聚集的記者們。 圖/聯合報系...
圖為2016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直播當天,公共電視門口聚集的記者們。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長期以來,台灣存在一種病症,患者很多,但多數人都沒有感覺到它的存在,因為它沒有明顯的生理病痛,亦無立即的生命危險,所以大家都輕視它、忽略它。我把這種病稱為「公共失落症候群」,雖然患者往往無感,卻是十足的重症,病久了,不只自己遭殃,整個社會都會崩壞。

公共失落症候群

什麼是「公共失落症候群」?公共失落不是在説公德心的失落,而是公共空間、公共領域的失落。換言之,「公共失落症候群」,指的是我們因為失去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所引發的各種病症。那麼,什麼是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或許可以先從公共廁所談起。

根據史料的考證,公共廁所發源甚早,隨著城市的發展,羅馬帝國的公廁已經有了頗為完整的排泄物處理系統,只不過,沒有現代的隱私觀念,大家一起如廁,中間沒有隔間。而中國周朝時候也已經在道路旁邊設置公廁,先秦時候的公廁,圍牆甚至高達十二尺以上。我非公共廁所的專家,也無意探討公共廁所的發展史,只是想藉著它來對公共設施的功能做點想像。

我們為什麼需要公共廁所?可以想像的到,如果沒有它,人類會有多不方便,因為人不可能整天待在家裡,一旦要加入公共生活就需要它的服務,而且是平等、普遍、低價甚至免費的公共服務,不但任何人都可以享用,而且很容易找到,也不需要甚麼費用。那麼誰來提供這樣的服務?儘管有些企業或個人願意提供,但如果沒有國家或政府介入處理,顯然我們不可能擁有完善的公共廁所系統。

圖為2016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直播。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為2016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直播。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我們為什麼需要公共設施?

這類的公共設施很多,我們很快地可以聯想到公共汽車、公園、公共圖書館、公共博物館等等,後面的兩個例子:圖書館與博物館,又似乎和公共廁所、公共汽車不完全一樣,因為它涉及我們的精神生活,是屬於知識與心靈的一種公共設施。想想看,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的公共設施?國家又為什麼要提供這樣的公共服務?

人是社會性動物,組成彼此依賴又分工協作的社會。究竟這個社會要如何運作?民主體制相信公共事務仰賴公眾的自我決定,也就是人民自治。但是要公眾能對公共事務做出成熟的抉擇卻仰賴公眾的素養,必須公民擁有充分的資訊與知識,方足以維繫自治的品質。

所以我們不僅需要公共廁所、公共汽車這類的公共設施,還需要公共圖書館、公共博物館之類的服務。這類服務讓所有公民,無論是智愚賢不肖,也無論是有錢沒錢,都能在資訊、知識上武裝自己,並且得到心靈上的成長。

被忽視的公共服務:公共媒體

照理說,我們都應該理解並正視這類公共設施的必要性才對,不幸的是,其中有一項極為重要、作為基礎的公共服務卻被我們視而不見,甚至棄如敝屣。此一關鍵的公共設施不是別的,正是公共媒體,其中包括我們相對熟悉的公共電視。

從某個意義來說,公共廁所、公共運輸這類公共設施如果不夠完善,頂多是對我們的生理需求或生活便利有所影響而已。但公共媒體如果不夠完善,代誌就大條了,因為它會使我們社會與國家賴以運作的自治基礎,失去最重要的支柱。

公共媒體不只是平等、普遍、免費的公共服務,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屬於人民的公共空間,一個自由、開放、多元的公共資訊空間,一個可以平等、公正、理性討論與辯論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想想看,如果一個社會不能擁有這樣的空間或領域,那公共生活如何運作?民主制度又如何可能?

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經用桌子比喻公共領域的意義與重要性,想想看,民主社會中的人類如果各據一方,我行我素,甚至相互敵視而不能圍聚於一桌,平等且相互尊重的共商共議,最終何止是文明的停滯而已。

圖為英國公共媒體BBC。 圖/路透社
圖為英國公共媒體BBC。 圖/路透社

台灣,公共失落的島嶼

令人遺憾的是,身處台灣的我們雖然知道陽光、空氣與水的重要,進而願意挺身而出,捍衛呼吸清新空氣與飲用潔淨水質的權利,卻看不到健康資訊對一個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性,以致公眾失去沉澱、思考與昇華的動力,我們的社會更陷入叫罵、仇視、對立的困境而難以前進。

這就是我所說的「公共失落症候群」,正因為我們普遍患了這個病,所以,台灣已經淪落為一個「公共失落的島嶼」。

何以致之,因為我們被商品化的價值體系迷惘了、顛倒了,以為商業競爭中那一隻看不見的手,一定可以創造出多元、公正而有品質的資訊生態。遺憾的是,台灣民眾享有的卻是所謂的媒體亂象與文化失調。這是市場決定論的迷思。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我們被數位時代的樂觀主義給迷惘了、顛倒了,以為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可以為我們帶來沒有止盡與各取所需的資訊服務。不幸的是,台灣民眾享受到的卻是無盡的垃圾資訊、虛假資訊與貌似多元、實則貧乏的資訊大海。這是科技決定論的迷思。

有兩位學者一針見血的說出了這兩種迷思的癥結所在。一位是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他意味深長的指出:「過去三十年來發生的最致命的變化,並非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其所屬的生活領域。……生命中某些美好的事物一旦被轉化為商品,就會淪於腐化或墮落。」這裡說的就是市場決定論的問題。

而另位學者麥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則是批判了科技決定論忽略了政策與商業力量決定科技走向的事實,他不客氣的說:「科技魅力令人神往,網際網路的傳輸無遠弗屆,小小的行動電話可以成為虛擬的超級電腦。……有人相信只要網站不受監控,我們就能擺脫商業媒體,這些人簡直在做白日夢。」

圖為公視戲劇《通靈少女》劇照。 圖/公視提供
圖為公視戲劇《通靈少女》劇照。 圖/公視提供

公視東西軍:英國BBC vs. 台灣PTS

說到這裡,或許有些人還不容易體會公共媒體的價值。請容許我舉幾個例子來做說明。英國的公視BBC是不少國人知道的公共媒體,由於它在數位服務上的貢獻,英國文化部長曾稱讚它是英國數位發展上受信賴的嚮導,而它每年數百億的影片授權收入及國際頻道的全球傳播,更具體提升了英國的國際形象與文化輸出能量。

但英國BBC是由每個英國家庭繳費所支持的,2017年,平均每人付出台幣約2300多元的執照費給BBC,合起來讓BBC擁有約1550多億台幣的運作經費。

我國公視儘管只有政府捐贈的9億元,加上其他來自於公私部門與個人捐贈等等的幾億元經費,但就在大家對國內影視產業失望、沮喪的時候,諸如《通靈少女》、《麻醉風暴》、《一把青》、《痞子英雄》及《我們與惡的距離》等等戲劇,還是給台灣戲劇維繫了希望。

我在公視服務時,有鑑於東南亞新住民已日漸成為台灣社會的重要組成,曾經以一年時間推動各項有關於新住民的節目與活動,結果不僅成功提升社會對新住民的關懷,甚至開啟台灣引進東南亞影視內容的風潮,有助於多元文化與多元社會的推展。

同樣值得報告的是,當時所推動的公民新聞網站《PeoPo》,不僅打開台灣公民參與新聞產製的風氣,甚至有的報導還改變了國家的政策,例如苗栗大埔農地的徵收課題,就是在公民記者的報導下,引發媒體與政府的關注,進而讓政府宣布停止徵用,公民記者也成了商業雜誌的封面人物。

可見只要給予公共媒體資源,它有機會成為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火車頭,既可以為台灣建構一個強固的公共領域,衡平商業媒體的惡質競爭,也可以成為我國文化主體與影視內容發展的領頭羊,進而帶動台灣的國際傳播。

圖為公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圖/公視提供
圖為公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圖/公視提供

恢弘的公共媒體,來自遠大的公共想像

沒有遠大的公共想像,就沒有恢弘的公共媒體;沒有恢弘的公共媒體,就很難建構成熟的公民社會與民主體制。台灣,有讓全世界咋舌的媒體數量,卻沒有一個具規模的公共媒體。台灣,有名列世界前茅的媒體自由,但是我們的媒體生態卻讓人嫌厭。現在,正是台灣重建媒體地景的契機,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改變的決心。

今天,我們可以繼續在台灣罵媒體弱智、腦殘卻無所作為;我們也可以繼續以政治力量會介入、公共媒體無效率等等理由,來反對公共媒體的想像與建構,但台灣媒體生態的健全化課題解決了嗎?台灣影視產業的崩壞問題解決了嗎?

我們要繼續為自己的口腹之欲每天買一杯咖啡,卻不捨得為社會的健全發展付出一杯咖啡的費用嗎?我們要繼續一邊付費收看有線電視,一邊咒罵台灣電視不長進,卻又捨不得拿錢支持公共媒體嗎?染了「公共失落症候群」的我們,究竟還要持續多久才願意醒悟,並且邁開治病的步伐呢?

台灣的媒體生態乃至社會發展都已到變革的轉折點,我們能不能來做一個夢,大開大闔,打造我們對台灣媒體生態的新想像,而且是一個恢弘的新想像?這個想像至少包含以下幾個要點:

  1. 讓公共與商業媒體形成衡平的二元體制:
    彼此制衡,卻又相互補足;彼此競爭,卻又相互學習。這就需要政府與社會共同支持公共媒體的壯大。

  2. 讓多元類型的公共媒體得以完整建構:
    既包括公共電視之類由政府預算或人民付費支持的媒體,也包括非營利或低營利組織所推展的具公共精神的媒體,如各類型另類、獨立、社區、草根媒體等。對於公視之類的公共媒體,應透過符合時代需求的法制與足夠的財源給予支持,而民間的公共媒體系譜則需要政府透過獨立性質的基金,提供穩定的財務奧援。
  3. 讓公眾能夠參與公共媒體的建構與運作:
    公共媒體既然不是政府經營的媒體,就需要公民社會的參與及支持,因此公眾是否能持續關心公共媒體的發展,並以各種行動參與其中,不僅是理想媒體生態系統的充分條件,更是必要條件。

一起「想像公共」,也一起普及「公共想像」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

台灣,從許多層面觀察,都是一個「公共稀薄」的社會。我們所住的家,拚命想要擴張領域,加蓋也罷,路障也好,無非都是要把自己的勢力範圍延伸至更大的公共空間。……但在無形的「公共領域」上,台灣,其實顯得相當貧瘠。似乎,台灣人民生猛有力的一面都展現在個人成就的競逐,相對的,公共園地的耕耘卻乏人聞問。

這篇文章的撰寫距今已經有十年了,但這份感概似乎還適用在媒體生態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今天。

在公共思維高度匱乏的台灣,的確,我們很難想像公共媒體的功能與價值。1927年,全世界第一個公共廣電系統BBC正式誕生之際,該協會的總經理雷斯(John Reith)曾經宣示:「我們已致力建立公共服務的傳統,並將廣電服務完全轉換為對人類的服務。」

誠然,公共媒體對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影響至鉅,我們還能容忍台灣成為公共失落的島嶼嗎?就請大家共同攜手,推動一場公共想像運動,一場盛大且全民參與的公共想像運動。一起來「想像公共」,也一起來普及「公共想像」。

(原文授權轉載自「卓越新聞電子報」,原標題為〈我們需要一場公共想像運動!〉)

  • 文:胡元輝,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 本文起源自作者擔任2018-TED x Providence University講者的演講,在時隔一年後的台灣,依然有許多可供一起反思對話之處。因此,編輯特請作者整理增補,讓讀者們一起來「公共想像」我們的媒體、「公共想像」我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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