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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戰後初期台灣報人的腳步,破解媒體亂象根源

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媒體亂象,其實都有它的歷史源流。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媒體亂象,其實都有它的歷史源流。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本文由邱家宜主講,卓越新聞電子報特約記者陳洧農採訪報導)

「你會納悶,為什麼現在大家都這麼容易就置入性行銷,被收視率牽著鼻子跑?」台灣的媒體究竟出了什麼事?為什麼明明是新聞節目,卻堂而皇之地進行「業配」?《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作者邱家宜指出,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媒體亂象,其實都有它的歷史源流。

她在新書發表會上分享她對戰後初期四位不同典型報人的觀察,包括: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這四位出身、經歷、理念不同的報人都為台灣媒體界、文學界乃至政治界留下遺緒。其中曾虛白「領袖永遠是高瞻遠矚不會有錯」的三民主義新聞學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深遠。

邱家宜是現任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公共電視董事。於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取得博士,曾任台灣記者協會常務理事、自立晚報記者。

為什麼台灣媒體是現在這個樣子?

《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是邱家宜博士論文的大眾改寫版,當初之所以研究這個題目,是因為在當了十幾年的記者,邱家宜對於台灣媒體生態的種種現象感到不解。

她在大學受的是歷史的訓練,認為所有現在的事情都有一個過去的連結,因此當她想對一個問題抽絲剝繭時,習慣去追溯其歷史源頭。她選擇了1945到1960年間,四位足以代表台灣不同群體的報人,作為理解現今台灣媒體生態的橋樑,他們分別是:吳濁流、李萬居、雷震以及曾虛白。

在雜沓紛紜的世事中尋找線索

邱家宜在研究所念的是社會學,對於「差異」的理解,常用的概念有:階級、左右、東西方等等。這些概念較著重於對差異結果的描述,可是相較於結果,邱家宜更想了解的是「今日何以致之」,因此最後選擇了政治經濟學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感知結構」。此概念重視過程的演變,例如:代溝、城鄉差距等,後來美國的新聞史研究者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也曾用此概念來研究新聞史。

除了感知結構之外,邱家宜還搭配了另一個概念:「選擇性傳統」。亦即,傳統是不斷地被每個世代改寫、定義與論述的,並不存在「固有的傳統文化」。

她以自己的經驗為例:「大學的時候我是唸歷史系的,可是我從來不知道台灣發生過二二八事件,直到我大學畢業都不知道,在台大歷史系的時候沒有人告訴我。我是在外省人家庭長大的,沒有家裡的長輩因為二二八而坐牢或被殺,我的親戚朋友也不會有人跟我講,即使1947年就在我出生前十幾年。」

邱家宜說,當一套論述或觀點被刻意忽視或壓抑,它就會消失在檯面上。到現在她小孩這個世代,每個人都知道二二八,其實兩代也只相差30年,在知識的傳統上卻完全不一樣。

邱家宜選擇了四位代表台灣不同群體的報人,作為理解現今台灣媒體生態的橋樑。 圖/歐新社
邱家宜選擇了四位代表台灣不同群體的報人,作為理解現今台灣媒體生態的橋樑。 圖/歐新社

賦予故事一張臉孔

既然要研究演變過程,為什麼不選擇事件,而是選擇人物?邱家宜表示,她從做新聞工作的經驗中了解到,人物永遠是最生動、最吸引人也最能引起共鳴的。邱家宜自己從小就喜歡讀人物傳記;認知心理學也指出,嬰兒最早感興趣的就是人的臉。

邱家宜說:「我當了記者之後更深刻體會:人物永遠是最有魅力的對象。好的人物描寫無論是對記者報導或歷史研究的主題都非常棒。」

不容青史盡成灰

以《亞細亞的孤兒》一書聞名的吳濁流,一般都視為文學家,但邱家宜認為,他是「偽裝成文學家的記者」。吳濁流在兩本自傳體小說中想為二二八留下紀錄,「他一直覺得自己是記者,想把台灣的歷史紀錄下來,尤其想寫二二八,那時候二二八已經被塵封、被封閉了不能寫,當時沒有人敢寫。」

吳濁流曾有過兩個報人經歷:一是二次中日戰爭時,在南京的日軍占領區擔任日人所辦《大陸新報》記者;二是在光復後,於台灣人所辦的《民報》系列工作,直到二二八發生。

在日本公學校畢業的吳濁流,有感於台灣人在台灣被當成二等公民,以為到了「祖國」中國就可以不再被歧視,可是到了中國,卻被當成日本間諜,面臨認同之錯亂與徬徨的他寫下了《亞細亞的孤兒》。到了晚年,更向台灣史學家戴國煇吐露「阿山(外省人)能說日本話的是人才,本省人能說日本話的卻是奴才」的感慨。

邱家宜說,在台灣受日本教育的知識階層,是一個失落的世代,因為他們所擅長的語言是被禁止的。像雷震或齊世英這些從中國來的人,會講日文沒有問題;可是在台灣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他們的日語被認為是奴化教育;他們在該當家作主的時候,卻被邊緣化。

儘管吳濁流代表戰後台灣整個「失落的世代」,他在《黎明前的台灣》中卻提到,要不分本省人外省人,齊心協力建設台灣,以台灣社會的未來為主體在思考。

吳濁流(右)一直覺得自己是記者,想把台灣的歷史紀錄下來。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吳濁流(右)一直覺得自己是記者,想把台灣的歷史紀錄下來。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愛台灣也愛中國的悲劇英雄

李萬居代表生長在台灣,但是有中國經驗的群體,也就是所謂的半山。邱家宜說:「李萬居家境貧困,無法受教育,母親又被日本警察逼得上吊自殺,滿懷悲憤的他對日本沒有好感。他想辦法去中國之後,接受了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的洗禮。」

李萬居在上海醒獅書局當排字工人,一邊賺錢一邊讀書,後來去法國讀書,使民主自由這些西方先進政治理想深植在心中。留法之後在中國開展得很好,憑藉其日中法三國語言長才,替國民政府進行諜報工作。

戰爭後期李萬居在中國重慶創辦《台灣民聲報》,一心一意希望國府能順利接收台灣,並預言若無法接受知台人士建言,會有悲劇發生,果然應驗。戰後他隨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捨棄進入日人遺留的金融體系,選擇接掌新聞文化事業,將《台灣新報》報社改為《台灣新生報》。

李萬居平素慷慨好客,家中總是賓客盈門,在民間很有聲望。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群眾遊行到新生報報社門口,要求社長李萬居公平報導。隔日新生報有小幅報導,李萬居因此不再受到國民政府信任,其後創辦《公論報》,選省議員、組黨,成為獨立報人、本土政治家。後來住家遭縱火、報社被侵吞,晚年貧病交加,悲憤而死。

李萬居死前跟兒子說,未能眼見反攻大陸,是他此生遺憾。邱家宜表示:「你可以看出來,他已經了解國民黨政權不等於中國,民主跟自由在黨國之前。所以他雖然自己要組黨,做了批判的言論先鋒,可是他對祖國的愛至死不渝,他把這兩個(黨與國)分開了。」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李萬居不再受到國民政府信任,其後創辦《公論報》。 圖/維基共享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李萬居不再受到國民政府信任,其後創辦《公論報》。 圖/維基共享

第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外省人

雷震是標準的外省人,曾經是蔣介石的親信,非常受重用。可是他對國民黨的擁護就像李萬居一樣,他並沒有認為國民黨高於國家,他覺得國民黨執政可以對國家好的時候,他支持國民黨,然而當國民黨執政違反他心中理想的時候,他就有不同的選擇。可以看出他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堅持是超越地域省籍之限制的。

邱家宜表示,當她在看《雷震回憶錄》時,發現雷震的一個特別之處:雷震早年的族群經驗,對其民主人格有很深的影響。也許能解釋當外省族群歧視本省族群時,雷震抱持不同看法的原因。

雷震從小在河南移民到浙江的社群裡長大,河南人歧視浙江人,稱其為土人、蠻子。一日,雷震在身為浙江人的母親面前提到蠻子兩字,被母親瞪了一眼,之後雷震就開始想:對喔,難道媽媽是蠻子嗎?他發現,其實河南人沒道理歧視浙江人,那只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文化優越感。

雷震因為《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的抨擊坐了十年牢,出獄之後更堅定了他的台獨思想,寫了《萬言書》,主張台灣應該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並表示為了外省族群在台灣能夠立足,必須和本省人和解合作,分享政權。

台灣重要的黨外人士無不受他啟發,康寧祥、張富忠、林正杰、施明德等人所辦的黨外雜誌都是以《自由中國》為先驅與標竿。他與李萬居、郭雨新、吳三連等本土政治力量合作,雖然功敗垂成,卻是鬆動國府專制的第一槍。

雷震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堅持是超越地域省籍之限制的。 圖/維基共享
雷震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堅持是超越地域省籍之限制的。 圖/維基共享

讓人直呼「原來如此」的三民主義新聞學

曾虛白更是特別,對台灣傳播界的影響非常深遠。邱家宜說:「他是國府的文宣舵手,跟台灣傳播高等教育非常重要的領航者,領導中央社長達15年,中央社還辦了曾虛白新聞獎。」

曾虛白獨創三民主義新聞學,提倡「領袖是諸葛亮,人民是阿斗,不了解諸葛亮的苦心,端賴記者擔任其間橋梁」的論調,其概念跟近代古典主義新聞學認為記者應該盡可能保持政治與經濟上的獨立、發揮監督功能的概念大相逕庭。

在抗日戰爭時,曾虛白在國際宣傳處當副處長,後來跟著蔣介石下野到台灣。邱家宜表示,從曾虛白所寫和蔣介石的互動中,可以看出他對蔣介石有一種父愛,這種父愛是他對權力者的一種父親影像的投射,與其人格養成有很大的關係。

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把過去中國歷史上跟傳播媒體、報紙相關的內容嫁接到國府傳播的系統。其中的邏輯是說,記者心中有個老闆,這個老闆可以是領袖、政黨首腦,也可以置換成媒體老闆、廣告主或收視率。這套新聞觀透過政大、文化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不斷複製、傳播,成為新聞工作者的模範主流。

曾虛白對台灣傳播界的影響非常深遠。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曾虛白對台灣傳播界的影響非常深遠。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在歷史夾縫中走上不同道路

基於邱家宜自身的觀察,對於現在的記者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她認為是缺乏傳統之故。「我們的新聞專業沒有傳統,沒有一個新聞專業的傳統說記者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格、自我的角色體會跟認知。」

她說,在光復初期,吳濁流他們的台灣民報是以社會的木鐸自許,那時的記者會去追蹤官員們有沒有濫用公器或貪污舞弊等情事。事實上,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台灣報業其實是以西方報業作為他們的楷模跟範型,因此台灣在日治時期就已經有西方近代意義的報紙。

但是這樣的思維在二二八之後被軍報、黨報、三民主義新聞學的系統所取代,直到台灣解嚴。期間雖有過《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公論報》,以及齊世英的《時與潮》雜誌,和香港的徐復觀的《民主評論》等批判性媒體,但都無法撼動主流。

感知結構的重組與更新

台灣短短60年間經歷從清國、日治到民國兩次巨變,產生三種自我認同:清國人、日本人、民國人。吳濁流剛出生時,日治才沒多久,他的祖父經常跟他講要考進士舉人;曾虛白的角色是國府認同論述的生產者;李萬居希望能夠反攻大陸;反而是跟台灣這塊土地沒有情感連帶的雷震出於民主價值與對現實的認知,主張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成為名符其實的獨派。

雷震跟李萬居早年都效忠國府,後來他們都認為民主自由的價值高於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價值。所以他們成為組新黨的同志與難友,開啟可能在未來具有主導性的感知結構與認同格局:(國家)認同的問題是否能被其他價值所超越?

「認同的問題真的重要到不可以被超越嗎?我覺得我們從雷震跟李萬居兩人最後能夠匯流在一起,可以找到一個線索。」邱家宜說道。

(原文授權轉載自「卓越新聞電子報」,原標題為〈追溯戰後初期台灣報人的腳步,破解今日台灣媒體的亂象根源〉)

國家認同的問題是否能被其他價值所超越? 圖/路透社
國家認同的問題是否能被其他價值所超越? 圖/路透社

 


 

  • 文:陳洧農,卓越新聞電子報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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