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指與嫁接——廖克發《菠蘿蜜》裡的幾個意象

作品一向關注馬來西亞國族議題的紀錄片導演廖克發，這次帶來了首部劇情長片《菠蘿蜜》。這部入圍2019年第56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片子，一如以往的紀錄片《不即不離》、《還有一些樹》，也將焦點聚焦於獨立前的英屬馬來亞（現馬來西亞），以及現今的台灣。

片中兩條主線穿插並行，一條以1940年代的英屬馬來亞為背景，敘述了一名女性馬共（馬來亞共產黨）成員在森林中生下小孩蜜後，隨即將蜜送到馬來家庭寄養。另一條故事線以當今的台灣為背景，描述到台灣唸書的馬來西亞僑生一凡，邂逅了來台灣工作的菲律賓女子萊拉。

兩條故事線看似無關，但卻有一些符號與線索相互呼應。

馬共與新村

為什麼在片子的一開始，母親生下蜜後就要馬上送出去寄養？為什麼背景會是森林？這群身穿軍服的人是誰？為什麼要把孩子放進菠蘿蜜裡偷偷運出森林？想理解這一幕，就得先大致了解馬來亞共產黨（下簡稱「馬共」）的背景。

馬共1930年成立；1941年日本南侵，馬共聯手英殖民政府抗日；1945年日本投降後，馬共轉向反殖民；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列為非法組織，於是走進森林展開游擊戰，全馬進入緊急狀態（戒嚴）。1960年緊急狀態解除，馬共漸漸退守於馬泰邊境。直到1989年國際冷戰結束之際宣布解散，馬共才結束了長達41年的武裝抗爭。

了解這段歷史，我們大概可從片中的森林背景、進出村子要被搜身，來推斷這條故事線大約在1945年至1948年以後。宣布緊急狀態後，英殖民政府為了防堵華人與馬共成員接觸，將大部分散居的華人集中住在村落，以方便管理。這些形成於緊急狀態時期的華人村落，被稱為「新村」。

如片中所攝，新村周圍都以圍籬圈起，限制居民進出。每次進出都需要檢查身分，且不能攜帶食物和水，這是為了防止居民將食物和水送到隱於森林的馬共手上。因此，當蜜的母親偷渡食物給馬共成員後即被居民指控，母親被英軍打死，馬共入侵新村。在砲火聲中，蜜安靜地蹲在死去的母親身旁，握著她的手往自己臉上撫摸（或其實是揮打？），卻不見一滴淚或哭聲。

斷指與「斷奶」

另一條故事線中，我認為兩次的「斷指」安排極具象徵性。如果說《菠蘿蜜》要探討的是「離散」，那麼有一幕很有意思。

男主角一凡打工時不小心切斷手指，動完手術後手指接了回去，朋友問他會痛嗎，一凡說「我沒有感覺」。這個斷指不管是指涉中國或馬來西亞，家族史或國族史，抑或只是切斷與父親的關係，每一項應該都成立。

如果「斷指」指涉的是中國，會讓我聯想起在馬華文學史上曾引發過的「斷奶論」文學論戰。馬華作家林建國、黃錦樹提出的「斷奶論」，兩位學者主張馬華文學要與中國文學割切，馬華文學並非中國文學的支流，而有自己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其延伸出的意思則是——斷開「中國」情意結。

與之相悖的，是指涉馬來西亞。片中指出馬來西亞高教體系的缺陷，使得一凡離鄉背井到台灣唸書。馬來西亞華裔在高中畢業後的出路受限，原因之一是公立大學給予馬來人保障名額與優先錄取權，不少華裔學生被排除在外，因此只能到國外求學，而台灣是首選。同樣作為馬來西亞公民的一凡，在升學路上彷彿成了被國家拋棄的二等公民。這個斷指，精確來說應該算是「被斷指」。

拋開國族認同及身分認同，這個斷指，或也指涉一凡與父親的關係。在電影的前半部分，先敘述了一凡因與積欠賭債的父親發生口角，憤而切下父親的小指，隨後離開家裡到台灣唸書。與之相對照的，是一凡也在羊肉爐店打工時，不小心切斷了手指。

導演在訪談中提及，阿拉伯語裡的「砍掉手指」意味著「被放逐的人」，我想這不管是放在一凡或其父親身上都成立。但若放在整個馬來西亞華人的國族與身分認同來看呢？這或許是導演想要提出的疑問吧。

嫁接與混種

一凡就醫後，手指被接了回去，那麼接回去的手指，還是原本的手指嗎？截枝並嫁接後的植物，還是那個原本的植物嗎？

除了斷指，導演也另外安排了意象——植栽的「嫁接」與「混種」——那是一凡送給萊拉的新年禮物。一盆嫁接台灣與馬來西亞品種的植物，以此象徵一凡與萊拉雖是來自兩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語言，卻仍聯繫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在片中所使用的語言來看見「眾聲喧嘩」。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中，包含了閩南語、粵語、馬來語及華語等；而在台灣，也有以國語（漢語）為主的複雜口音，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等。有趣的是，片中的越南人與菲律賓人的溝通（共通）語言，竟是國語。導演也坦言，他是「有意識地將紛雜的語言融入到故事中的，只是在他看來，這不需刻意，而是自然發生」。

東南亞視角下的台灣

從一凡的生活圈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除了馬來西亞華人群體，菲律賓以及越南人也成了電影中的角色之一。一開始我會認為，這樣的安排是否稍嫌刻意，因為馬來西亞華人在台生活圈中，實際上比較少接觸外籍移工，更不用說台灣民眾與移工的交集。

但後來，我認為這樣的安排有其用意——移工們就生活在我們身邊，卻常常被忽略，甚至被排除。這部片可以點到的議題包括：假結婚真打工（中介現象）、移工逾期停留（躲避移民署官員的勞檢）、移工僱傭關係與權益保障、移工的勞健保（居留證逾期導致沒有健保，需用其他人頭領藥）、居住正義（住宿與工作環境不佳）、性別平權（所延伸出的性騷擾）等。

我想，這也是導演的所感所想，他曾在訪談中表示：「在台灣的影像作品上，除了標榜關懷移工的影片，東南亞移工卻幾乎是被消失、隱形、缺席的。」然而，這些人應該是存在的，他們就存在於你我的生活之中。這些並不只是議題，而是生活。

小結

最後，回到電影片名《菠蘿蜜》，菠蘿蜜在東南亞是非常受歡迎的水果。導演在訪談中提到，片名「菠蘿蜜」有其用意。除了菠蘿蜜是東南亞人的共同記憶，也是他小時候的回憶，導演表示小時候家人會圍在一起、坐在地上吃菠蘿蜜，因此菠蘿蜜對他來說，是「家」，也是「家人」。片中的蜜與母親一起吃菠蘿蜜、一凡和萊拉一起吃菠蘿蜜，或許就是導演要傳達的意思：「我們是一家人」。

又如，一凡教萊拉馬來語的某一幕，在唸到「菠蘿蜜」一詞時，因與菲律賓語發音相同，而成了兩人共通的詞彙，與共通的記憶，如萊拉所說：「聞起來像家的味道」。雖然萊拉後來與一凡分開時說：「我們不一樣」，但我認為即使是「不一樣」，我們或許仍能像那盆嫁接植物一樣，在愛與包容下面向陽光、向上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