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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竿起義?起義之前你搞清楚狀況了嗎?

示意圖,非本次爭議事件。 圖/美聯社
示意圖,非本次爭議事件。 圖/美聯社

運竿風波延燒,幾乎所有輿論都是指向田徑協會與體育署,認為連選手基本的出賽權都因相關單位的後勤疏失而犧牲,於是乎千夫所指,一窩蜂式的正義延燒,似乎本案就此定讞。然而,原本一面倒的風向,在這兩天一些記者的發表更細緻的深度報導與評論後,讓整件事有了不一樣的視野。(延伸閱讀:葉耀文沒竿爭議─唯一有機會改變這瞎事的人是誰?竿子打翻一船人 田協送竿慘痛教訓

罵政府是顯學,也是很便利的情緒出口,但就最近的體育事務而言,包括世界杯足球會外賽務、棒球與足球選手出場費、運竿事件等等,單項協會成為眾矢之的沒有話說,體育署長以與田協聯繫不足而道歉,是合理的,但有名嘴順便扯上課綱爭議而批評教育部,當然荒謬可笑。知道要罵誰之前,我們必須檢視政府在運動發展上角色與各單項協會的本質。

還記得今年6月11日原本要與抽在同組的印尼進行第一場2018世界杯會外賽,但卻臨時取消嗎?國際足總就是以「政府過度干預足協運作」為名,對其國家代表隊施予禁賽處分 (國際足總的荒謬事蹟可以另文討論就是了。)由此可知,單項協會非但不是政府機構,政府與各單項協會之間甚至是該保持適當距離,以策安全的。

本質上各單項運動協會組織皆屬「人民」團體,但妙就妙在這些單項協會名義上的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社會司,實質上的目的事業主管則為教育部體育署,也就是說,單項協會有兩個主管機關,團體組織、人事、章程等等歸社會司管轄,而運動發展的資源管理與績效則屬體育署。這雙頭馬車的領導,卻給了一些單項協會夾縫中求生存的機會,理論上這些單項協會只該是民間社團組織,政府只透過體育署挹注經費協助其發展,卻無從實質監督,人事章程等等結構性的細節,更是不得逾越的紅線。

事實上政府有沒有義務灌注資源在這些單項協會上也是可議的,他們是可以自行尋求商業贊助或甚至自行籌措財源,歐美此類運動組織大多建立在市民社會的運動文化根基上,然而在台灣,黨政軍一體的戒嚴體制儘管已經崩解,但是許多運動協會卻可以上溯至黨國時期的產物,一些協會的政商關係盤根錯節,更妙的是,我們位於台北市朱崙街的體育署大樓,正是大多數協會辦公的地方,因此更難不給人協會隸屬於政府的錯誤印象。

在指導研究生論文時,我常耳提面命他們,不要有事沒事就在結論中把政府拿出來鞭一下就沒事了,罵政府是件很簡單的直覺反應,但是冤有頭、債有主,更重要的提問是,我們真的需要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怎麼運動都要管的保姆政府嗎?

政府藉著運動所乘載的國族意涵而投注資源,單項協會則利用台灣國族至上狹隘的運動視角,藉機掌握政府挹注的資源,這些錢說多不多,說少卻也過得去,所以造成運動發展難以突破的框架。體育署大樓正是個微妙的象徵,你可以說政府就像孕育運動發展的舒適子宮,但是不切斷當中的臍帶,永遠不知道孩子們是不是會自己健康地長大。我們現在就像一輩子供著無法離開母體的單項協會養分,這樣的發展模式,看似是台灣運動相對邊緣不得不為的產物,但卻可能阻滯了幼兒成長的機會。減少政府資源挹注,或許造成一些協會的淘汰,但生命或可找到出路,如果有些協會因此無法生存,或許我們也真的不配(deserve)享受它們。

廁所裡的撐竿跳,過了就罷,反倒不知道馬桶裡裝著什麼,但這次重摔濺起的滿天穢氣,正給我們一個檢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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