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海上來（下）：語言，一道看不見的海洋屏障

▍前情提要

在上一篇〈經濟、空間與性別鑄成的失語困境〉中，我試圖以「經濟」、「空間的配置」和「性別」幾個面向來討論移工與雇主間的權力不對等，是如何在事前升高移工成為性暴力受害者的風險，而事後又如何增加了司法救濟、證據保存的困難。若上一篇討論的是「失語」的困境，是心有所想卻無處可發，那麼這一篇的重點將置放於，受到性暴力的移工突破層層限制，決定「發聲」，此際她們又將遭遇怎樣的疑難。

語言隔閡與通譯的不足

經濟的弱勢，擔憂失去工作，讓移工有苦難言；空間權利的弱勢，增加移工受性暴力的風險，也因空間上的隔絕使證據保存不易。此外，構成受性暴力移工的多重弱勢的處境，尚有語言。語言的隔閡以及現形通譯制度的不足，再一次使移工沈入更巨大、更黑暗的失語泥沼。

於此，受訪的NGO工作者、檢察官與法官都坦承，在法庭活動中，無論文字或語言都用中文完成，對臺灣人來說，法律文字普遍費解，法庭上的肅穆與莊嚴氣息更增加受害者心理上的壓力，近用司法資源，臺灣人都不免畏懼，遑論無法充分掌握中文的異鄉人。

語言問題為其一，另一則為「國族」問題。汪英達指出，「如果你打1955報案，且是緊急案件，如發生性侵或毆打等情事，電話中對方會詢問你的安全是否受到威脅，以及你是否有報警的打算。若你給予肯定的見解，不久後，會有巡邏員警前往現場查看。一般的派出所，並沒有外事警員的編制，也就是說，這位巡邏員警通常是沒有辦法與該移工溝通的。」此外，汪英達揭露的另個事實是：基層員警對移工的普遍不友善。

他指出，有些時候，外籍移工明顯的是性暴力受害者，然員警卻詢問移工是否為逃跑外勞。「我們庇護中心曾遇過有員警直接當著雇主的面，以中文詢問該移工，『妳的雇主有欺負妳嗎？』」，他質疑，在這種情況下，移工真的敢說嗎？

或許有人會認為，語言就算隔閡，我們還是可以找翻譯來協助受害者，讓她的受害情境得以完整於法庭上呈現。然而，這恐怕是對於移工的特殊性疏於瞭解了。

Sherry提醒我一件事，能夠像她一樣，以英文流利溝通的菲律賓人並不如大家所料想的多。以A來說，A是菲律賓人，但A精通的僅有當地的Tagalog，而政府給菲律賓籍的移工找來的翻譯，多只精通英文，而不會菲律賓人日常溝通的Tagalog。¹

同時，一般的通譯由於不具備法律，甚至翻譯的背景，所以在開庭之前，不僅不會與雙方當事人先做些基礎的溝通與了解，在法庭內，更不會就法律程序做出任何進一步的解釋，對於本身即不諳台灣司法系統的移工來說，通譯給予的協助非常有限。A反應之後，雖在律師的協助下順利地更換通譯，但由於人選有限，日後所換的通譯仍舊無法提供A有效的協助。

通譯的問題，是很多法官在辦案時，都難免感到頭疼的。具有仲介背景的通譯，本身即有道德風險；而多數通譯本身並不具備語言上的專業，或者法律知識，只是單純地「會說該移工的語言」，卻因檢察官或法官所能遴選的名單有限，最終只能選擇將就。曾有法官不具名表示：「有時候看到移工只講了兩、三句，通譯轉過頭來卻說了一大串，心底雖覺得複雜，卻也不能說什麼，畢竟我也不理解移工的語言。」

受訪的蕭永昌檢察官及王子榮法官指出，最大的問題是通譯的報酬太低廉了，導致通譯的素質始終無法提升。王子榮法官更進一步地表示：現行運作的狀況，移工必須有點「碰運氣」，不是每一間法院都能夠培養其長期合作的通譯，以他所任職的法院，透過多次交流，已逐漸培養出幾個固定人選，而這些通譯也因為跟法院有穩定的合作，逐漸養成法庭知識。

除了通譯之外，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性暴力發生後，社會局會依照規定指派一名社工協助受害移工，A的個案中，警詢時雖然社工都在旁陪伴，但兩人之間卻因諸多考量，始終無法在互信的基礎下互動。汪英達嘆了一口氣，他表示，相較於社工，移工們通常更信賴同國籍的姊妹或NGO，像A真正信任的是有同國籍的姊妹Sherry，以及Sherry所服務的NGO——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然而因法規限制，他們只能在門外焦急等待。這應是汪英達心內的莫大遺憾，採訪過程中，他不只一次地強調，「A與我們具有信賴關係，我們卻無法進入法庭，我們不斷地想著，如果我們可以進去，那該有多好，至少我們可以了解，究竟A與通譯之間出了什麼狀況，而不是每一次只能在門外乾著急。」

王子榮坦承，這確為立法上的疏漏，法條訂得太死，有時，移工信賴的對象可能是在台灣的同鄉，或者是與他們語言相通的NGO工作人員，目前立法上，NGO既不具備親屬關係、也不符合法條規定的職業身份，在性侵案件中的被害人接受訊問時，並無法在場，提供意見，未來應修法，讓被害者信賴的對象可以陪同他們，降低他們接受訊問時的心理壓力。

我們如何看待飄洋過海的移工？

在書寫這篇文章前，我在網上瀏覽幾個可見度較高的移工討論區。很快地，我從這些平台上，幾個比較熱議的話題，感受到從中所透露出的徵兆。通常，這些平台的使用者，除了仲介之外，多半是家有老幼，或身障者、重殘者，而現有的家庭成員無力負擔照顧重責的家庭。相對於移工，他們雖是較有資力的一方，但若置於台灣社會整體，他們立即顯得無助且蒼白。即使移工薪資相對便宜，對不少家庭來說仍是重擔。也因為不全的社福制度，讓部分家庭選擇較為高壓、強硬的管理方式，以確保家中的看護人力不至於出現空窗期。

好比說，汪英達先生有談到一點，移工若在台灣已建立起與同鄉的人際圈，將提升於她在受害時儘速得到援助的機率。但，不難想見的是，「外勞在台灣建立起與同鄉的人際圈」，在部分雇主眼中，將帶來精神上的緊張。他們認為移工與同鄉過從甚密，將提升她日後不告而別、轉往打黑工的機率。有些雇主甚至提出，應極力避免移工建立起自己的人際網絡，輕則上班時容易分神，想跟朋友聊天，重則容易「學壞」，會開始爭取放假、加薪等等，可說是「後患無窮」。

而在討論如何管理家中的家事外勞時，常見的討論是怎樣的管理是「合理」？法律或倫理的界線又如何畫出？然而，只要一個不小心，這樣的討論便易擦槍走火、煙硝漫升。光是「家中無足夠的房間，給外勞睡客廳，鋪個床墊好嗎」如此日常的問題，也能引來兩種思維的摩擦與衝突。若有人答「換作是你，工作一整天，晚上還要睡客廳，你隔天有精神工作嗎？騰一個空間，給他們一點隱私權吧」，後續的回應也可能是尖銳的「他們如果不滿意就回去啊，要來台灣工作領這個錢，就是要付出這個代價」，「台灣的房價這麼高，家中即使有三房，夫妻一房，小孩一房，老人家一房，那些喊說要給外勞獨立空間的，要我們這些財力不佳的家庭情何以堪」。

有時，煙硝甚至能引起更廣泛的爆裂，也像是上述提到的，「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多數雇用外勞的家庭無一不反對，他們認為「為什麼寧願保障外勞轉換雇主的權利，也不願看見小家庭在空窗期的無助與痛苦？」

越是深入這議題，便越能感受到移工與雇主之間的關係，隨著演進，隨著制度與和社會風氣的變遷，被引導成一種零合遊戲的局面，意即，一方之所得必為一方之所失。外勞與雇主之間，似乎隱約有一條界限分明的線，若站在移工這一端，那雇主那一方很難不將你視為威脅；反之亦然。

移工與雇主之間的膠著，其實是許多問題的倒影，是台灣長照困境的倒影，也是台灣低薪問題的倒影，甚至能說，是全球化與自由化之後，勞工易遭剝削的倒影，這麼多問題聚在一塊同柴薪的堆疊，只需要一根小火柴，就能引起大火。對A而言，對於阿妮而言，對於更多飄洋過海，只想求個經濟安穩的移工，卻遭遇性暴力的移工而言，她們也許在深夜時分也曾經自問，「為什麼是我？」。當然，這個問題可以輕易地以個人的命運作為解釋，但在經過層層的抽絲剝繭之下，這個問題也能深沈地理解為：這社會上，有些人始終站得，比我們更逼近危險。

移工為什麼容易成為僱主決定施展性暴力的對象？有什麼物質條件阻礙了移工的求援？又有哪些因素導致性侵或性騷擾證據的保存不易。要受到通盤檢討的部分，絕不應僅止於移工這一個區塊。記者會當日所揭櫫的「看見移工處境」，應只是一個起點，從移工處境出發，將有許多更為錯雜及嚴肅的問題，亟待我們的正視。我們必須在「如何看待飄洋過海的移工」這份提問上，填上自己的答案，那將決定移工處境的未來往哪裡去，而台灣人又可以留給這塊土地甚麼樣的價值。

• 在此，有個小插曲不得不談，這並不是A第一次與通譯交手，兩年前，A的第三位雇主，在A工作時以肢體猥褻A，A於是對雇主提出告訴，當時，編派給A的通譯，具有仲介背景，在為A翻譯的過程中，不知道出了什麼差錯，通譯突然在A與醫生的面前將驗傷單撕毀。由於事情發生在兩年前，究竟為什麼該名通譯要做出此舉，已難以考究，但這個事件卻影響到A對於台灣司法系統的不信任，並間接導致當她再度被新任雇主侵犯時，對於尋求司法救濟始終猶豫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