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鍛造這個世代的中文系——從回應台文系出發 | 顏訥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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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鍛造這個世代的中文系——從回應台文系出發

圖/新華社
圖/新華社

接續著詩人楊佳嫻與唐捐一系列關於中文系各種妖異之事的有趣討論,我在上一篇文章裡,試著以國文課綱微調作為入口,舉出我輩中文系學生在面對當代社會諸多議題時,可能會遇到的困境。然而,相對於我在討論中僅是提問,台大中文系許暉林老師在〈讀中文系的人〉一文裡,以「教中文系的人」的觀點,進一步推導出幾點值得深思的答案,包括從語言專業的角度來看「為什麼要念中文系?」「念中文系有什麼用?」,以及未來中文系內部開課架構如何調整,才能夠讓學生更有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

其中,許暉林老師敏銳地指出:「中文系的專業是語言,以及透過語言所表述的一切。」這個專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語言是這個世界運作所依賴的主要媒介。」因此,如果學生能夠從文本中學習語言運作的法則,便能解析、揭露語言背後被掩蓋了的權力結構、偏見謊言。透過這樣的訓練,讀文學的人,也就能比其他專業領域多了一種介入、改變社會的利器。許暉林老師從語言進入,再從語言出來,讓「讀中文系的人」就算被指為魯蛇,也可以是牙齒銳利無堅不摧的一條好蛇。

不過,在許老師的討論裡,與中文系相對的專業領域,是文章一開始提到將人文科系視為「汽車音響」的理工科系;因此,「念中文系有什麼用?」的問題,可以說是面對理工科系用「產值」來作為「有沒有用」的衡量標準時,除了中文系以外,人文科系共同的挑戰。所以,許老師提出以「語言專業」作為改變社會的起點,這也可以是其他學習語言系所的專業,例如最直接相關的:「讀台文系的人」。

所以,「讀中文系的人」除了面對理工專業領域提出的質疑之外,又該如何回應「讀台文系的人」的發問呢?特別是台文系對語言的認識,比中文系又更貼近台灣語言發展的狀況,較能理解台灣人語言使用的混雜性,也對語言背後連結的權力運作更為敏感。

當語言作為一種專業

「語言訓練作為文學系的專業」,若放在中文系vs. 外文系,也就是中、西對治的秤台上,兩者的語言專業養成並不容易被搞混,也不會互搶資源。然而,換成中文系vs. 台文系呢?這就回到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沒談清楚的問題,也就是由「中文系」這個名字在現在所帶出來的認同斷裂感。台文系所尚未成立之前,台灣文學的課程開設與知識生產,皆包含在中文系所之中,那時候,學生還不必去仔細分殊「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似乎它們之間共享同一種書寫系統,理所當然有某種承接關係。不過,中國文學研究在中文系中有一套完整的知識訓練系統,包括必修、選修的分配,目的是讓學生能夠文、史、哲、語兼備;相較之下,台灣文學的訓練就有點隨喜隨緣的味道,以選修為多,學生喜歡選什麼課程就選什麼課程。當然,精彩的老師很多,只是在課程安排上,並沒有告訴學生應該優先學什麼,才能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台灣文學知識架構,特別是概論式的課程又較專題式的課程少,學生難有全面的認識。

台文系所成立以後,台灣文學研究專業化。除了原本在中文系也能學到的理論、方法、作家專題之外,更多了台灣文學史、台灣文學文獻、台灣語言等基礎課程。因此,即使我一直以來關注台灣文學,也很幸運地在東華中文系開設的現、當代文學史中,學到台灣文學史的某些議題。可是,一旦與台灣文學所出身的同輩對話時,還是能感受到彼此養成的差異,讓我隱約有種「不在脈絡裡」的自知之明,也自覺光是用古典與現代(時間斷代與書面語使用)來區分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是絕對不夠的。

例如,我對中國文化如何在台灣變形很有興趣,可是,若真的要細想這個問題的源頭,馬上就發現自己對明清至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的認識,實在是支離破碎。因此,有人提出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傳統與根本,來替學習中國古典文學辯護的時候,我很好奇這樣的立論根基,是真的對中國文化,乃至範圍較小的古典文學如何在台灣發生,有一個系譜性的認識嗎?

因此,語言訓練可以是中文系與台文系的共同專業。然而,剝開語言拆解出的世界,正因為所站立的立場和語境不同,兩系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絕對不只是偏重古典還是現代的問題。即使同樣是學習古典文學,中國古典詩與台灣漢詩也還是有不同的發展脈絡。因此,中文系是不是能作為「以語言訓練為專業的系所」之代表?我想,這個代表性已經透過國文課綱等議題逐漸被撼動。在台文系所不斷反省、清理語言與文化、權力、國族、認同的過程裡,中文系要透過古代漢語看出去的世界,應該也不會只是用來背頌古代韻文而已。

為什麼不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也許有人會質疑,文學系所的市場就夠小了,打群架總比釘孤枝有勝算啊!為什麼還要分你我?我想,這就接續了剛剛提到的:中文系是漢語教學研究科系的代表嗎?過去,這問題是台文系所比較常在追問,中文系所因為發展時間長,「代表性」還未被全面動搖,比較少認真地去清理、分殊。

不過,在重新認識台灣文學、歷史的發展脈絡之後,我認為,這個問題是中文系學生也應該問的,而且要常常問。

因為在情的認同上,我們這一輩已經開始懷疑,中國文化在當代台灣是否依舊能保有正統地位?在史的認知上,也疑惑中國文化是在哪一個時期取得正統地位?如何取得?另一方面,又覺得文言與白話並不能算是兩種完全相異的語言系統,若讓中文系直接更名為外文系,一時半刻也難以接受。在以上種種不同層次的矛盾之下,使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出:「能不能將台灣文化視為混種,而中國文化是形構台灣文化的材料之一?」這個問題基本上是站在中文系如果不具有「代表性」,那麼「台灣中文系的特色」應該是什麼來思考。正因為台灣中文系有這樣特殊的發展脈絡,如果讓中國文化成為形構台灣文化的「之一」,或許能找出台灣中文系有異於中國中文系,乃至世界各國漢學系的定位,也能與台灣文學系對話、合作,在議題與課程上互相支援。

然而,詩人印卡針對此說指出:要不要讓台灣文化成為「混種」?這不應該是優勢文化問的問題。在權力關係不均下,實在不宜站在錯誤的位置上發問。反覆思考後,我認為這是很好的提醒。也就是在一廂情願地希望構成合作關係之前,還有些地雷需要去踩。

即使在情感認同上,我的「文化混種」問法,是在台灣文化未來會變成優勢文化,而中國文化會轉為從屬者的位置上設想;然而,目前在教育場域中資源分配的現實,的確是以中文系為中心,優於台文系許多。當然,這可以從學科建制的時間長短,人力產出的比例來解釋,也可以從教育體系中(特別是普及基礎與通識教育),誰才是主體、中心的問題來看。如果同樣是語言專業,為什麼中文系畢業的學生,更有資格在中學教育、大學通識取得教職?中文系的語言專業,與台文系的語文專業有什麼不同?答案應該不會只是簡單的文言、白話比例之分,而是有更明確相異的知識系統。對兩個系所每年不斷從生產線上出品的學生們來說,語言爭奪戰背後最實際的權力結構、資源分配,恐怕才是最令人徬徨的問題。

據我所知,目前清大中文系已經出讓核心通識課程中,以「中國文學經典與中國思想經典」為教學目標的「文化經典」,重新提問:「清華校園需要什麼樣的文化經典課程?」課程整合雖然仍是進行式,不過,清大中文系未來如何以理工科系相對強勢的校園裡,從通識教育為出發點,思考「文化經典」應該如何建重整?由誰來參與?令人期待。

我想,除了系所內部課程調整之外,我們這一輩讀中文系的人,在解決中文系vs.理工科系的焦慮,組成文學復仇者聯盟,面對理工薩諾斯壓境之前,也必須回應中文系vs. 台文系的問題;並且誠實地面對文學系所內部權力、資源分配的不均,才有辦法進一步與台灣文學系所在分科化的學院架構中,發展出對話、互補的合作關係。此外,也可以將台灣文學視為一個參照系,定位台灣中文系的發展特色,在原有體制完備的經典閱讀基礎訓練上,鍛造屬於我們這個世代的中文系品牌。

我始終相信,這是台灣中文系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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