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大運後,運動與政治還要在一起嗎? | 劉昌德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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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大運後,運動與政治還要在一起嗎?

世大運「台灣英雄」奪金摘銀,總統府主導舉辦盛大遊行、總統接見給予感謝。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世大運「台灣英雄」奪金摘銀,總統府主導舉辦盛大遊行、總統接見給予感謝。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世大運「台灣英雄」奪金摘銀,總統府主導舉辦盛大遊行、總統接見給予感謝。半世紀前,紅葉與金龍少棒隊等「中華健兒」打敗日本或美國隊,國民黨政府也是透過盛大遊行、由蔣總統接見給予「殊榮」,加強了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在台灣經歷民主化與兩次政黨輪替之後,運動仍然必須「為國爭光」;除了名稱因為執政者而改變之外,運動與政治的千絲萬縷,好像還是五十年不變。

在世大運成功閉幕、及台灣英雄慶祝遊行的激情後,該如何看待運動與政治的關係?我想先分享這次賽會中,無關「國族英雄」的個人觀賽經驗。

新莊棒球場的第五名之戰,台灣對上俄羅斯。當晚有微風,是台北八月中難得的舒服夏夜,但球場觀眾不多,開打時一壘座位區大概坐不到四成。在世大運後期門票熱賣的狀況中,真看不出這是場「國球」的比賽。不只是因為棒球隊的戰績太差,鄉民在網路上對球員的專注力與態度也有很多中肯批評;甚至在這場壓力不大的比賽中,還是看到球員單局出現兩次守備失誤。對期待選手「為國爭光」的球迷來說,很難不咒罵。

但是,當天仍有上千球迷在這場不受矚目的球賽中吶喊助威,享受比賽;在球賽結束後,台灣代表隊照例在投手丘列隊向球迷致意,俄羅斯隊隨後也上內野合影,球迷更不吝嗇地給了非常熱烈的歡呼。

這像是呼應英國經典暢銷運動書《足球熱》(Fever pitch)的一段文字,生動描述運動文化中「鐵桿球迷」與「一日球迷」的差別:

……(一日球迷)不是那種當你在甲聯排名十一,而且進不了任何盃賽的時候,會在3月跑來看你(兵工廠隊)在溫布敦比賽的人。他們為什麼要?他們有許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所以,兵工廠……不能再有十七年的連續敗北……不會再有在降級、在邊緣擺盪這種事了。……我們(鐵桿球迷)不怕死的賭徒忍受這些,我們之中至少有二萬人會出現,無論你們有多糟(有時候你們真的非常非常糟)……

——Nick Hornby,1992(貓學步譯,p.111)

除了這場棒球賽之外,我還去看了和平籃球館第五到第八名的女籃賽。在美國與加拿大的拉鋸戰中,當現場數百名觀眾為場上互相反超的奮戰表現驚呼與大力鼓掌時,同樣能夠感受到籃球迷們如何享受比賽,也能體驗到在台灣生根的籃球文化。

無論是國家代表隊的鐵桿棒球迷,或是純粹欣賞球技與拚勁的女籃觀眾,都是世大運場邊的驚喜——台灣運動迷不一定需要國族英雄,就能享受運動參與所帶來的愉悅,並真心給予運動員掌聲(與有時候必要的噓聲)。

台灣運動迷不一定需要國族英雄,就能享受運動參與所帶來的愉悅,並真心給予運動員掌聲(與有時候必要的噓聲)。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台灣運動迷不一定需要國族英雄,就能享受運動參與所帶來的愉悅,並真心給予運動員掌聲(與有時候必要的噓聲)。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我們的運動員在世大運期間拚盡全力,讓觀眾享受到運動參與及觀賞的力與美。無論是否奪牌,運動員與觀眾完全值得這場集體認同的饗宴。不過,對於政治人物利用運動國族認同,在世大運賽事與遊行活動的各種「沾光」言論與作法,運動迷該怎麼看待?

最簡單的犬儒主義,就是承認「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的理想,從過去到現在都只是一句口號;運動被政治利用舉世皆然,不需要大驚小怪。可是,因為如此,運動員犧牲奉獻「為國爭光」或「相忍為國」,就不斷被政治人物合理化;因為如此,球迷與觀眾就不免以國族認同當作運動的最高目標,而只把「贏球」當作「國球」。

由於自然的集體認同,為國家代表隊的勝利而歡呼吶喊是天經地義。但總把國族英雄擺在運動認同的第一位,就讓運動成為政治人物的禁臠。如何解放運動員與觀眾的單純熱情,不再被政治人物利用?如果我們目前還無法跟前述足球文化深厚的英國相提並論,那麼棒球迷「好想贏」的韓國也許可以給些啟示。

武裝政變上台的全斗煥,1980年血腥鎮壓光州民主運動後,為了轉移人民注意力,邀集數家大財團於1982年創辦了南韓職棒。 圖/南國國家檔案局(518紀念基金會)
武裝政變上台的全斗煥,1980年血腥鎮壓光州民主運動後,為了轉移人民注意力,邀集數家大財團於1982年創辦了南韓職棒。 圖/南國國家檔案局(518紀念基金會)

舉辦上屆世大運的光州,除了是民主運動「聖地」之外,職棒起亞虎隊(前身海陀虎)也有輝煌戰績,受到當地市民極大支持。不過南韓職棒的開端,卻充滿了獨裁者的算計:武裝政變上台的全斗煥,1980年血腥鎮壓光州民主運動後,為了轉移人民注意力,邀集數家大財團於1982年創辦了南韓職棒。所以包括光州的職棒球隊,一開始就是政治工具。

但運動並不照著政治劇本走。軍事鎮壓下的光州人民沒有集會自由,只能在職棒比賽時一起宣洩吶喊;雖然政府想藉此轉移人們對人權的關切,可是自主的市民也藉由球賽凝聚在地認同,一方面促成當地的運動文化發展、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維繫了在地的政治反抗。1987年包括光州的韓國各地再度爆發民主示威,本想透過隔年漢城奧運進一步鞏固統治的獨裁政權,因為西方國家與國際奧會的要求,不敢再度血腥鎮壓,反倒開啟了韓國的民主化。

各個國家、不同世代的政治人物,都想藉由運動賽事獲取政治利益,是把運動「工具化」的某種「一日球迷」。對政治人物來說,若能記取上述韓國經驗,就該體認到,與其操弄運動國族主義,不如單純地辦好賽事、與改善制度來培養運動文化——像是如何落實剛三讀通過的國體法中將各體育協會「民主化」的相關規定,就是比遊行來說更重要的事情。

而對運動迷來說,雖然為國家隊的拚鬥與優秀表現而感動,是自然的運動認同「之一」,但不該是我們的「唯一」認同。這次世大運的觀眾,正展現了「國族認同」與「台灣/中華英雄」之外的運動文化。期望從此台灣的運動能與政治分家,改由運動員與多元的鐵桿球迷一起成為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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