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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資格賽,與台灣新民族時代的誕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今年三月,台灣足球代表隊擊敗汶萊,踏入了2018世界盃亞洲區資格賽的小組賽,小組賽的對手分別是伊拉克、越南、泰國、印尼,有趣的是,越、泰、印三國,正好是外國在台僑民人數最多的三個東南亞國家,分別有十五萬二千人、六萬七千人、二十一萬八千人,佔了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約2%。

這個巧合讓一開始的賽務規劃就面臨很大的挑戰,因為這可能是有史以來在台灣舉辦的足球賽事中,客場球迷最多的一次,在售票的機制與安全維護上,都面臨了極大的挑戰,甚至有球迷戲言,幸好第一檔次的對手不是抽到中國,否則台灣有可能成為足球史上,第一次小組賽所有比賽客隊球迷都多於主隊球迷的國家。

雖然印尼因為遭到國際足總禁賽,但是兩場對泰國及越南的比賽,都讓我們看到了客隊球迷的力量,在台北田徑場湧進了三千多位泰國球迷,對越南一役,粗估有七千名越南的支持者入場,甚至還發生了激進的越南球迷衝入場內的狀況,賽後對於客場球迷為何可以取得這麼多的門票,以及維安工作不夠完善,都產生了檢討的聲浪。

有人提出日後售票要有本國身分證才能購買,姑且不論這樣會限制其他國家在台友人觀看足球比賽的權利,光是在台灣擁有我國身分證的越南僑民,就超過十萬人,要限制他們購票,或是進場後不能為自己的祖國加油,實際上都是不可行,這次的抽籤,正好就是這種巧合中的巧合。

過去這二十多年,台灣社會的經濟成長,與大量外籍勞工及婚姻移民脫離不了關係,這次的事件,也給了我們思考台灣新社會型態的機會。

2012年歐洲國家盃足球賽的資格賽,德國與土耳其分在同一個小組,當時也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情況,那就是在德國陣中有好幾位土耳其裔,卻代表德國出賽的選手,在德國與土耳其舉辦的兩場賽事,都遭到了觀眾無情的噓聲,為什麼在德國也會遭到噓聲呢?因為德國擁有高達兩百八十萬的土耳其移民,在德國有大量的土耳其人雖然擁有德國身分證,但是依然心向祖國,對於像厄齊爾這些加入德國國家隊的土耳其裔選手,他們相當不以為然,在支持的球隊上面,也產生了分裂,他們在德國工作、求學,甚至在這裡出生長大,但是土耳其的信仰與血統,讓他們面臨兩難。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1971年德國與土耳其簽定了勞工協定,來彌補國內勞動人口的不足,一開始為了防止大量移民,只發給兩年的工作簽證,後來發現這樣無法吸引到優秀的技術人員,所以逐漸放寬移民條件,另外德國雇主也不希望一直更換自己的勞工,一再申請延長勞工簽證年限,讓許多勞工後來都達到了五年的取得德國身份年限,從此在德國定居結婚,到了八零年代,德國的土耳其移民已經達到百萬,目前則有約兩百八十萬的數量,隨著土耳其國力上升,近年來有許多土耳其裔離開德國返回土耳其,但這個文化衝突與融合的過程,不僅僅是完成式,也依然是進行式。

台灣的狀況當然跟德國大不相同,甚至越、泰、印,三國在台灣的勞動現象也大相逕庭,越南移民以婚姻移民為主,泰國以勞力工作為主,印尼則是以漁工與幫傭為大宗,台灣的移民法令限制也較為嚴苛,但是長期而言,會有更多的移民及需要基層勞動力的情況不會有太大改變,甚至以台灣目前的低出生率來看,這些移民在台灣社會所佔的人口比例,很可能會不降反升,如何正確的看待這些在台灣生活打拚的新移民(不管他們停留時間是三年、五年、十年),正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

近年來,屢次傳出在東南亞移民節日時,民眾對於群聚慶祝的外籍朋友頗有微詞的爭論,在中南部也發生過社區禁止外勞進入的種族歧視事件,都說明了台灣面臨新移民文化的衝擊而顯得不知所措。台灣是個島國,對於自身的生活方式擁有大洋的保護,相對而言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度也較低,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分析台灣的民族組成,包括了原住民、四百年前的舊移民、二次大戰後的新移民,甚至近年來我們常說的「新台灣之子」,其實也是新移民的一種現象,雖然我們並不自覺,但是台灣在長期的演變中,早就形成一種屬於我們自己的新民族。

世界盃資格賽看到的大批客場支持球迷,其實是新民族形成的現象之一,台灣正受到不同文化的洗禮與衝擊,如果有一天,台灣的足球代表隊陣容中,出現越南裔或是台越混血的國腳,台灣與越南再度交手時,許多越南裔球迷陷入了支持與否的兩難,正如德國與土耳其的故事,正如厄齊爾的遭遇,那或許也不是件壞事,這就是台灣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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