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捷運潛水夫】文明二十年，潛水二十年

潛水寫手 05 Dec, 2016

1997年，數位工人在工地附近拉布條抗議，捷運二二一標隧道工程因採新工法而使他們罹患潛水夫症。而一轉眼，已過二十個年頭。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二十個年頭，該如何計數？

一段從稚嫩到成熟的時間？或者成熟到飽經風霜的歲月？

在減壓症（潛水夫症）工人身上是無止盡輪迴，在痛楚與掙扎之中。

陳定安（新店線CH221標罹病工人之一，至今未和解），這次工人們上台北致詞的代表，他們都推託自己不太會講話，但在《尋找捷運潛水夫》片中，那是真實而毫不掩飾的，在此亦是。站在首映會上，他幾乎用盡全身力氣，如此卑微，向著社會講話。

那是必要，也是不得已。

身體上，如針扎一樣的痛，差不多跟了他一輩子，從年輕到老。

「吵才有糖吃」

這是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八月時，針對台北捷運潛水夫症工人重啟談判，對著媒體所說的。的確也是，他們要吵還不容易，必須知道能夠吵、有勇氣吵，再來，還要有力氣吵。

每一次上來臺北，無論是開調解會，或是這次紀錄片映會，都是在天未破曉時啟程。從玉里到台北，258公里，幾乎等於他們一輩子的距離，到現在仍走不完。年輕時，比起家鄉，台北薪水高，彷彿一個夢，可以快速累積財富，養家、生活掙扎，咬個牙就過了。罹病後，這批工人得不到補償，也就帶著病痛回鄉，只能偶爾打零工、務農，發作時的痛楚連手臂都舉不起來，藥止不住，更遑論中醫推拿。到現在病情惡化，沒辦法久坐的他們，也只得忍著，搖搖晃晃好幾個小時到台北，為得是當初資方欠他們的照顧，有的那時一毛也沒拿。

「罹病工人已全數獲得照顧」，二十年前捷運開通，在台電大樓、江子翠站外各豎立一紀念碑，如今更顯諷刺，工人們都笑著這是他們的墓碑，抗爭之後留下的墓碑，只差沒一一刻上名字。

新店線CH221標施工時，承包商為阻擋地下水滲透，且兌現政治人物承諾——一年一線通車高效率——不當使用「壓氣工法」，將高氣壓灌至坑道內，且未照法定程序減壓、安全衛生訓練名冊造假、高壓氧急救艙僅供日籍承包商的工程師使用……這些高效率的追求卻造成工人罹病，在他們的記憶裡，北捷等於熱、濕、悶，「噢，以前下去時還沒有開始工作，已經在流汗了」，工人們這樣說，比起現在通風良好、先進的北捷，真的很難想像。

當時板南線CP262標，也使用同樣作業工法，直到新店線工人群起抗爭引發社會囑目後，才緊急停用，不過那批在坑道下的工人早已罹病，不只台籍，更包括超時工作的泰籍工人，而這批移工在工程結束後，來不及發聲就早已被遣返回國。

「那眼淚是自己流下的耶」

一九九五、九六年，潛水夫症第一波抗爭。當時一位工人在捷運外包商的工地意外受傷，向工傷協會求助，經協會發現，此工人曾在捷運工地工作，疑似患潛水夫症，經轉介至基隆海軍醫院就診，確診為減壓症職業病。往後，工人們集結，要求當初聯合承包商日商青木、台商新亞，與發包的捷運局與台北市政府負起責任。往後較早得到消息的第一、二批工人以每人七十萬元與承包商和解，不過當時第三批工人，也就是住在玉里的這些工人，因消息來得晚，且彼時身體損害來不及上台北，也未達當時承包商認定的賠償標準，而未獲任何和解金額。罹病工人們長達三年不斷行動，阻擋了當時建造中的高鐵使用此工法、高雄捷運則在多年後謹慎使用，而保護了高捷工人未罹患職業病。

那些潛水夫

二十年後，在協助花蓮工人重啟談判的抗爭過程中，當初籌畫抗爭的郭明珠、顧玉玲決定邊打仗、邊拍攝紀錄片，也就成了今天的《尋找捷運潛水夫》一片，沒有過多回憶與抗爭，在這二十年間，那些患病的工人去了哪裡呢？

有些工人去世了；有些回鄉務農；有些搬到小時候住的地方，和晚輩住一起，工人四散在汐止、深坑、基隆、板橋、台北、桃園，還有未和解的，都在花蓮玉里的山間。

「那時候的痛，就跟現在差不多，治療已經沒有什麼用了」，朱志誠回答提問的觀眾，因為錯失了治療的黃金時期，這句話似乎有點宿命，卻也是真實。

「累了，二十年了，我們都老了，不想再跟政府溝溝迪（糾纏）」，最年輕的工人李世憲在映後座談會說著，他的聲音很細很小，多少夾雜著無奈。一上台北，便在新店線CH221標段工作兩個月，接到兵單後，馬上去當兵。儘管當時在坑道內的時間不長，因此未達到資方刻意拉高認定的職業病標準，而無和解，但現在骨頭壞死、關節病變，這段時間承擔的不只是痛，而是沒有辦法好好生活、沒有穩定工作的飄泊，也因而沒有能力額外接受高壓氧治療。一直到現在，終於在二十年後，達到資方所訂的職災標準。

李世憲還有一個哥哥，李世德，他倆當時一同北上工作。李世德現住在花蓮的療養院裡，為精神疾病所苦。外人在猜，他的精神疾病多少與這十數年間用藥過度有關，持續的止痛藥及相關併發症，直到身體與精神都承受不住。

當時CH221標段的出入口，新生南路與羅斯福路口，現今變成平整的大馬路，對面是台大正門。「啊，痛噢，我剛出坑道時，走沒兩步就跌在地上，我就想說，欸，那欸軟腳，再爬起來，又跌下去」，張孝忠這樣說著，他是最嚴重的患病工人之一。跌在地上，卻以為是過度疲勞所致，當時沒有勞教，也沒勞動檢查員會檢查，他們從沒想過一輩子沒潛過水，卻得到這種病。

說後悔去做嗎，也許有工人會這麼嘆氣、悲憤；也有一些放手，想著成就交通便利，且犧牲自己。「都過了，後悔也沒用了」，許勝卿說。部分捷運工人早期也當過礦工，從塵肺症，到潛水夫病，他們幾乎接收所有台灣經濟起飛後的各種後遺症。

「現在幾乎不會搭了，捷運很貴，我搭公車就好了」，曾春雄被訪談時這麼說著，人來人往的路口與沉穩寧靜的紀念碑，同在這一座堪稱進步的城市裏頭。

二十年過去了，那些痛不會減少，他們要的不是再多的賠償金，而是能夠接受完整的醫療協助、在未來公共工程當中，不要再有職業災害發生；不要再像他們一樣受苦，如此微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