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潛水夫】災難立法：捷運工傷必須成為預防立法的典範

潛水寫手 14 Dec, 2016

下午開會，張孝忠幾乎快睡著了，其他人說他昨夜沒睡好，跑到地上去睡，怕因為痠痛翻身，不小心吵醒其他好不容易入眠的「戰友」，大家明天還要一起去勞動部打仗。

失語之傷

中午他點牛肉麵，麵沒吃、肉也沒吃，只喝了湯。沒問哪又痛了起來，他的面容疲倦，自今年八月調解會後再見到他，笑容越來越少出現。以前總會講些冷笑話，拿自己的潛水夫病來調侃一下，其他的工人也會一起笑，因為他們了解那痛；他們知道張孝忠是最嚴重的，電視記者都會採訪他，還到過他家拍過影片。

剩下完整的牛肉麵最後留在店裡，他沒打包帶走，然後眾人慢慢地走回民權西路上的辦公室，有些人是一拐一拐的，其中當然包括張孝忠，他的臉愈來愈暗沉，右手扶著腳，每一步都是艱困。

12月12日早上，潛水夫症工人們至少站了四十分鐘，為了抗爭，最後濃縮成新聞的四分鐘。那痛，再加上歲月，他們也不過四十多歲，壯年正盛，如今凋零。台灣一直是災難立法，有了關廠工人，才有失業救濟金；有了RCA（美國無線電公司之員工在離職後，大部分罹患癌症，至今未被認定為職業病）才修訂職安法，那潛水夫症工人呢？當時疏忽無法提前預防，而今能不能作為防治職業病的典範？

失聲的政府

若是這群本地勞工沒有辦法被自己的政府所保護，更何況現在在台灣的六十萬移工呢？作為補充性勞力，他們從事工作部份偏向粗重、危險的營造業。僅被作為一次性商品的他們，在職災、職業病發生後，早被遣返回國了。

捷運潛水夫症工人抗爭當天，我問了特地前來的法扶副執行長，林聰賢律師，「為什麼政府沒有辦法預防職業病呢？」，他聳了聳肩，指著後頭的勞動部，笑裡帶點無奈，「那要看勞動部強不強硬。台灣不願意立法，多與強硬的資方有關」，又繼續追問下去，「那到基金會申請職業病訴訟的扶助，究竟是那些呢？是辦公室文書工作？還是？」

「不不，他們（辦公室工作者）大多都認了，在我記憶中幾乎沒有職業病，頂多職災。由於職災很好判定，職業病牽涉到因果關係，還有時效性問題。法院在判定時，多仰賴職業病專家的鑑定，而這在台灣很少，其他的醫生也未必敢開。」我沒繼續問下去，近正午的陽光有點熱。

就當日抗爭結果而言，勞動部給了許多「表面的回應」，像是面面俱到，但又一點也不具體，前幾次的調解結果亦是。面對潛水夫症工人們提出的訴求，要求公共提撥百分之二的工程款，成立安全衛生基金，作為預防職業災害之用。「是，我們在政府採購法……丁類審查有明定……」、「我們會送工程安全委員會審查，書面審查會載明建議工程發包單位……」，最終只淪為依法行政、綜合判斷後的解答。

「為什麼政府沒有辦法預防職業病？」，林聰賢律師聳了聳肩，指著後頭的勞動部，「那要看勞動部強不強硬。」圖／張榮隆先生提供

工會須介入

從最開始工會的保護，到最後的法律安全網，受傷的工人永遠只能落到最後的訴訟才能一搏，好一點的，就是雇主願意負起賠償責任，不必耗費幾十年時間訴訟。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台灣大部分工會處於積弱不振的狀態，戒嚴時，因為害怕左翼勢力，工會多被執政者掌握；解嚴後，許多職業工會只被作為掛名勞保的功能之一，實質上是名存實亡。再者，工人們也未必有意識加入工會，從小並未有職業面向的教育，永遠只教學生要忍耐，爭取權益時只被冠為「不知足」、「要糖吃」的貪婪形象。

薪資過低？工時過長？忍一忍就過去了，至少還有工作、至少還有薪水，這也是其中一個台灣工時排名長的原因。台灣社會一直羨慕北歐生活，工時低、薪資高，那是他們待廣大勞工友善，還有是一整個社會體制的支持，才有的結果。以北歐¹丹麥而言，10萬勞工當中，有九十八位被認定為職業病（2005年），且具補償，鄰近的韓國是九十二位（2007年），而台灣遠低於國際標準，僅四點四位。

北市產總的鄭雅慧也表示，「我們已經輸掉七天假，若是工會沒有做好職業病預防，過勞、傷病都可以預期，他們就是後果。」，潛水夫症工人們正站在她後面。

職業病一旦發生，工人只得默默忍受，大多相信那是自己年老體衰所造成的。就算懂得要向雇主求償，也都孤立無援，工會頂多也是協助性質，甚至在營造業當中，惡質的建設公司售出建案之後，便宣布解散，工人們在發生職災後有時求助無門，更遑論潛伏期較長的職業病。

因此，12月12日潛水夫症工人在勞動部前的抗爭，北市產總、環保局工會、南科工會、中環工會等，才會站出來共同呼籲，工會應作為工人的防護網、預防職業病的第一線，若是發生任何在職場上的損害，工會應當介入調查、鑑定與處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