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潛水夫】那年離開隧道的年輕人們——朱志誠 | 潛水寫手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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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潛水夫】那年離開隧道的年輕人們——朱志誠

捷運工人朱志誠,二十年前因舅舅邀請開始做隧道工程,第二次做工便遇上捷運新店線加壓工法作業不當而罹患潛水夫症。2016年12月12日,朱志誠代表罹病工人在勞動部前發言。 圖/作者提供
捷運工人朱志誠,二十年前因舅舅邀請開始做隧道工程,第二次做工便遇上捷運新店線加壓工法作業不當而罹患潛水夫症。2016年12月12日,朱志誠代表罹病工人在勞動部前發言。 圖/作者提供

那時我很年輕,那時候不知道幾歲,我去做的時候不知道幾歲。

四十八歲的朱志誠,二十年前因舅舅陳順明的邀請,而開始做隧道工程,第二次做工,便遇上捷運新店線因加壓工法作業不當而罹患潛水夫症,隨著年歲的增加,血液中無數看不見的氮氣泡漸漸損害他的關節與血管,導致骨頭發黑、手腳關節陣陣疼痛。

受刁難的第三批工人

得病的時候不知道,那時候覺得沒有什麼,年輕時覺得沒有什麼啊!

當時和因捷運工程而罹患潛水夫症的工人北上抗爭時,朱志誠一方面仗身體年輕,對痠痛不以為意,另一方面則是家住在離台北遙遠的花蓮玉里,比較晚接收到消息,朱志誠就成了最後一批和日本承包商追討賠償的工人。在此之前已有兩批工人完成和解。

可能是賠怕了吧!日本承包商最後一次提高請領標準,以工人骨發黑作為判賠基準,以至於朱志誠就算已經取得罹病證明,最終卻無法獲得和解賠償。但職業病時常是需長期追蹤的慢性病,二十年後朱志誠「終於」符合了標準,但承包商早已無影無蹤,捷運局也不願承擔相關責任。

我是比較輕微的,有時候感覺到會痛,有時候感覺那病沒什麼,可是看到其他工人的情形就會怕。一下痛這邊,等下又換痛這邊,痛到沒有辦法起來。那是比較嚴重的,看到都會怕。

朱志誠說的是同鄉的張孝忠,因潛水夫症膝關節肌肉長期萎縮,發病時幾乎無法直立、無法工作,長期仰賴中風母親的老農津貼過日。這些潛水夫症的工人當年都還只是剛在社會上起步的年輕人,卻因承包商未落實安全訓練與加減壓作業,而捷運工程局也未盡監督之責,導致捷運工人們必須終身背負病痛與恐懼,城市進步的代價被選擇性地扔在這些工人身上。

朱志誠在舅舅陳順明家接受潛水夫症工人紀錄片的訪談。 圖/作者提供
朱志誠在舅舅陳順明家接受潛水夫症工人紀錄片的訪談。 圖/作者提供

在坑道中進行一個潛水的動作

當年的朱志誠二十七、八歲,對城市的生活與工作還有嚮往,退伍後曾跑過兩年的成衣外務,因不習慣而選擇回玉里一年,接著才又在舅舅陳順明邀請,去做北二高隧道收尾的工程,再來便是捷運新店線的進行工作。

什麼是「進行」?就是在坑道前面一直挖、一直挖,這種工作不需要證照,只要有體力、身強體壯就可以去做,剛好適合當年沒有專業技術的他。

新店線CH221標工程在朱志誠印象中,有二百多名工人,分別被分成三班,一班八個人,八小時為一班,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挖掘。工人們每天以八小時一米的緩速前進,用鐵鏟、怪手與小火車開挖出地底的隧道,再根據紅外線照出的圓弧形修整,架上鐵絲網、噴漿固定。

我們剛進去前幾天,耳朵也會痛、眼睛也會痛。後來多進去幾次,才稍微習慣。剛開始沒有一個人習慣的。我帶一個手錶進去,手錶(鏡面)就啵跳走了。

在建造中的隧道加壓,是為了防止滲水塌陷,卻也導致從未潛水過的工人罹患減壓症。由於隧道內實際壓力比外面大,工人進出前都必須經過一個密閉的壓氣艙,門關起來,艙內壓力會加壓或減壓到與隧道內/外相同才會打開,時間有嚴格的規範,在隧道中待越久,出來前就該經過越久的減壓。減/加壓的程序照理來說應有人管理、控制的程序,卻完全放工人自己操作,不懂其中原理也未受訓過的工人自然是覺得越快越好。

明明就說,大氣壓力裡面不能喝有氣的東西,身體可能會受傷還是怎樣,日本人還叫我們買可樂進去喝。

承商的管理明顯出現問題,除了壓氣艙操作、不按安全規範外,工作環境也十分惡劣,最初未裝空調系統時,空氣悶熱、粉塵飛散,連不工作時都大汗淋漓;也曾發生過跳電、加壓設備全面停擺,整個隧道快速降溫的狀況,朱志誠形容那時「很像冰箱打開來那樣,整個都在冒煙」,擔心坍塌的工人與日本技師都紛紛跑了起來。

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朱志誠做不到一年就選擇離開,回到玉里老家幫爸爸一起種西瓜。他說是因為感覺到空氣怪怪的,如果普通隧道還不會,但在地底下很不一樣,白天常常會想什麼時候隧道可能塌下來。

2016年7月18日,勞團代表顧玉玲在調解會前與工人們一同討論應對策略。(右一為朱志誠) 圖/作者提供
2016年7月18日,勞團代表顧玉玲在調解會前與工人們一同討論應對策略。(右一為朱志誠) 圖/作者提供

病,無路可走

抗爭爆發後,朱志誠也跟著工傷協會、工委會到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市議會、勞動部前抗議,也曾親耳聽見官員給予承諾又失信,然而令他最忿忿難平的卻是被醫生一次次宣告無藥可醫的命運。

最初看醫生,醫生說治療無效,時隔二十年再次就醫,花蓮地方醫院的醫生直白地表示,時間隔那麼久了,做高壓氧治療也沒有用了。「專業醫師講的!那還要找誰看?最起碼如果說有高壓氧可以作,你要講說時間多久可以去做一次,保持狀況正常,最起碼你一個專業醫師,最起碼你要給一條路走啊……」

移動快速的列車、乾淨整潔的車站,那年建立這一切的年輕人們,如今卻拖著一身病痛、恐懼黯然回鄉。朱志誠的命可能算好的了,家裡還有田地,學會種稻、種西瓜,農耕以外的時間再接接零工,生活還過得去。那些家裡沒有地的,只能帶著痠痛的關節持續替人做農、做工。最糟的則像張孝忠那樣,每天醒來不確定自己今日能否站立不摔倒。

遠在花蓮玉里的他們未能分享台北城市的進步,卻必須背負其遺落下來的惡果,像是隧道中被小火車送出洞口的土石一般,他們也坐著一列列的火車被送離台北,尚未能獲得公平的對待。

即使如此,朱志誠也未表露太多的怨懟,只說:「現在捷運大家如果坐的很快樂的話,想說還有安慰,最起碼隧道有通,做得很好這樣,如果捷運出鎚的話就不好了。」

結束訪談前被問到,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說,朱志誠這樣答:「花蓮空氣比較好,你們在台北工作上班,有空來鄉下比較好,空氣比較好。」

整理逐字稿看到這句話,總會有種想哭的衝動。

「現在捷運大家如果坐的很快樂的話,想說還有安慰,最起碼隧道有通,做得很好這樣。」2016年7月18日,朱志誠(左一)與夥伴們搭乘捷運準備前往位於北市府的調解會。 圖/作者提供
「現在捷運大家如果坐的很快樂的話,想說還有安慰,最起碼隧道有通,做得很好這樣。」2016年7月18日,朱志誠(左一)與夥伴們搭乘捷運準備前往位於北市府的調解會。 圖/作者提供

  • 文/徐文倩,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大四,準畢業生,正努力學習溫柔,嘗試拉近與社會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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