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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慧/看海豚表演可以讓人們對動物負責嗎?——談親生命性的意義與侷限

觀看海豚表演是因為人類天生就具有「親生命性」,那為何還有這麼多的物種持續消失中?...
觀看海豚表演是因為人類天生就具有「親生命性」,那為何還有這麼多的物種持續消失中? 圖/野柳海洋公園提供

隨著暑期旅遊旺季的來臨,號稱可以帶領遊客親近大自然的促銷行程也越來越常出現在平面或電子媒體上,觀看海豚表演、騎大象、與無尾熊合照……,都被包裝成老少咸宜、甚至特別適合親子參與的活動,此類廣告也總是能達到一定的效果、吸引可觀的人數參加,這個現象莫非正印證了生物學家威爾森(E.O. Wilson)的說法:我們認為其他生物是新奇的、多樣的,會被牠們吸引,甚至有時會想與它們進行感情上的交流,因為人類天生就具有「親生命性」(biophilia)?1

確實,當威爾森提出親生命性乃人類本能的主張時,所舉的一個例證就是,在美國,參觀動物園的人次超過觀賞職業運動比賽的觀眾總數。但近來也有越來越多學者對於親生命性之說抱持懷疑,認為如果人類有親生命性,何以今天會發展至每年幾乎有兩萬種物種從世界上消失的境地?而且這些滅絕還幾乎全都是人類造成的。

事實上,對於親生命性的批判不僅止於上述的質疑,反對親生命性之說的一派認為,與其說人類天生有關愛生物的傾向,不如說人類更愛可被人利用的無生物,證諸今日社會,人類對於有利其生存的物件所展現的執迷,早已取代了對大自然或其他生物的愛,甚至我們如果還在意活生生的事物,也可能是因為牠們可以轉換成對人有用的事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支持親生命性的一派還繼續堅持,甚至把人類對於某些無生物的執著,解釋為是因為非生命的物之中如果有著栩栩如生的特質、有著類似生物的形式,也同樣會讓人喜愛,那麼乾脆把對摩天大樓的愛,解釋為人在其中看到了白蟻丘的原型,再把人類對機器的迷戀,視為是因為它們的自動反應彷彿有生命一般,甚至對電腦的愛,也可以說是因為電腦軟體可以受病毒感染、可能有「蟲」,所以與生命有著呼應性,這樣一來,甚麼都可以解釋為親生命性了!這其中對親生命之說的嘲諷之意,不言可喻。

此外,現代人能辨認出的生物數量其實少得可憐,這一點也大可以用來質疑親生命性的假設——在人際中,如果我們記不得某些人的名字,恐怕難以宣稱和他們有怎樣親近的關係,而當我們說得出的生物名字如此之少時,不也透露了我們對自然的態度很可能根本是無感?2近來有澳洲自然保育學者指出,認識物種的名稱與保護物種之間有著微妙的關係,如何稱呼一個物種或是否決定命名,都可能影響大眾對保育的支持,因此主張應該為澳洲鳥類亞種命名,這似乎也正呼應了以上的推論。3

不過,如果親生命性是如此可議,或說至少是可疑的概念,何以它也曾經是不少動物研究者所共同擁護的假說?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諸如動物園的存在,確實相當程度地滿足了親生命性的需求?曾經被籲求的親生命性,已經形變為「愛之適足以害之」了嗎?在驟下定論之前,或許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親生命性之說何以曾經是——甚至現在對有些學者來說依然是——動物倫理訴求的立基點之一,何以他們認為以親生命性為訴求,能有效呼籲人們對動物負起倫理責任。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親生命性的意義

作為親生命性說法的支持者,動物研究學者崔克索(Mary Trachsel)延續了威爾森的概念,把親生命性視為一種情感與美學的經驗,她認為若只是以學院式的、疏離的態度去關注自然,往往未必能啟動人們對於自然世界的關懷、或讓人進而想去照顧更多生命,因為真正能產生這種啟動力量的,是愛,是大自然帶來的驚奇,也因此我們不能只是透過第三人稱的客觀知識去理解自然,也應該從第一人稱的日常經驗去感受動物。

當然,透過客觀地理解自然、再根據利害得失權衡我們在保育工作上該做哪些事情,這和親生命派從愛出發的保育路線也可能殊途同歸。例如面對環境危機的問題,法國哲學家塞荷(Michele Serres)便曾指出:「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是無害的而我們賭贏了,我們甚麼也沒贏,歷史只是繼續前進,但如果我們輸了,完全沒有為可能的災難做準備,我們就全盤皆輸。相反的,如果我們選擇認為我們應該對環境負責任,雖然輸了,我們也沒有輸掉甚麼,但如果贏了,我們就贏得了繼續在歷史中存在的機會。一邊是沒贏或輸,另一邊是贏或沒輸。哪個是比較好的選擇顯然很明白。」4這種以賽局理論(game theory)考量得到的結果,和親生命性一派想要呼籲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只是後者選擇以感性的方式指出:如果我們不負起對環境的責任,我們將失去那些我們所愛的事物。

既然如此,這些支持親生命性假說的學者又為何一定要強調愛呢?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注意到,許多主流的自然保育人士雖然也力倡人類對動物應負有責任,但他們談論倫理責任時,卻透露出一種管理的意味,依照一套「保育檢傷分類法」(conservation triage)——檢視受害者、評估受傷程度與存活機會、隨時準備犧牲某一些以拯救另一些——來決定如何管理與控制其他物種的命運。

在進行這些「管理」的時候,人類自己似乎自外於生態系、不受那些束縛其他生物的法則所限制,彷彿人和世界上的其他生物是可以切割開來的,生態保育也變成好像不是不同物種如何共存續的問題,因為人已被自行提升到支配者的位階了。這其中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問題之外,還可能過度從利害得失的經濟現實觀點來考量攸關生命的倫理議題,而當所謂的利害得失是依人類短程的社會需求來決定時,對其他物種的可能影響也就更令人憂心。換句話說,提倡親生命性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醒人類找回原初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連繫,體會來自生物之美的吸引力以及情感的共鳴,如此也才會把自己放回生態系之中,而較不會自居生物圈的管轄者。

觸摸動物是因為想親近其他物種?被「親近」的動物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圖為廣州動物園。...
觸摸動物是因為想親近其他物種?被「親近」的動物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圖為廣州動物園。 圖/路透社

以愛之名的侷限

問題是,雖然強調親生命性的一派一開始所主張的,是主觀感受到的經驗與客觀觀察下的知識兩者都有其重要性,也都是理解其他物種時不可偏廢的,但親生命性這套說法,在今天卻似乎越來越常被用來合理化人類以動物為娛樂的行徑。看動物表演是因為愛動物、到貓頭鷹咖啡館消費是因為天性會受野生動物吸引、到可愛動物園區觸摸動物是因為想親近其他物種,甚至國外有些昆蟲展覽館也推出觸摸區,主打讓孩子實際觸摸昆蟲以克服恐懼……,在上述這些人與動物的接觸中,被「親近」的動物要付出怎樣的代價、有甚麼下場,卻不是多數人所了解或關心的。

阿坎坡拉(Ralph Acampora)在一篇探討動物園的論文中就提到過,許多人或許真的是基於想親近自然的需求而去參觀動物園,問題是多半的動物園完全沒有達到它們宣稱的功能:讓人們更尊重荒野、理解人的侷限以及生物之間的共群性、發現人與其他物種在這世上是相互依存的……等等。相反的,她認為許多人不但沒有因為參觀動物園而增加了對自然或動物的了解,反而還強化了人類更優於其他物種的想法,因為動物園往往致力打造可以娛樂觀眾的景觀或推出動物表演,而不是以保育或教育為優先。5在這種情況下,就算親生命性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卻對於我們想親近的生命沒有幫助。

許多人或許真的是基於想親近自然的需求而去參觀動物園,問題是多半的動物園完全沒有達...
許多人或許真的是基於想親近自然的需求而去參觀動物園,問題是多半的動物園完全沒有達到它們宣稱的功能。 圖/美聯社

而為親生命性背書若推到極端,還可能出現把自然科學博物館內「請勿觸摸標本」的標語視為我們想親近動物的證據:有研究者認為,這禁令弔詭地說明了我們有多麼想觸摸即使已變成標本的野生動物、我們想要更靠近牠們、和牠們同在一個空間,一如我們想親近被馴養的家畜一般;這些動物標本被認為可以喚起我們與其他生命平等連結的感受,而不是征服慾的展現,甚至於狩獵,也可以如此觀之。6如果親生命性是用來當成人類可以以愛之名恣意接近與利用動物,也就難怪反對親生命性的一派會激進地說,生命不需要我們的愛(the "bio" doesn't need our "philia")。7

當然,我們可以不必在支持親生命性與反對此假說之間二選一,但我們確實必須了解,把親生命性當成人類的本能並加以合理化,對生態保育來說有它的侷限與危險,因為我們很可能未必知道怎樣的親近才不會造成傷害。若回到動物園的例子來說,阿坎坡拉一方面認為,動物園即使以讓人看到「野性」動物為目標來打造「自然」環境,再怎麼樣都還是與滿足動物的天性有相當距離,但是另方面她也承認,參觀動物園的人數之多,讓我們不能忽略親生命性的需求可能確實存在。面對這個難題,她認為我們因此更需要嚴肅地思考,如果想接觸動物,什麼樣的情況是較好的,例如不以滿足人類觀看需求為優先的動物救傷中心,或是如澳洲企鵝島這類的地方,就是她認為比較理想的觀看場域。

如同哲學家林吉思(Alphonso Lingis)所言,生物現象的豐富性就像萬花筒般,有時牠們的形式與顏色之多變與眩目,早已超出偽裝欺敵或溝通行為的所需,這些猶如存在於生物自身之中的炫耀與展示性,若會吸引我們觀看的慾望、帶來視覺上的快樂,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我們還是必須了解,那些豐富性並不是為了讓人類觀看而存在的景觀8。因此,在有機會接近與觀看動物的時候,拿捏適當的距離、讓自己準備好接受牠們所展現出的各種未知,並容許動物不以我們期待的方式出現,才是一種比較好的、既能滿足親生命性,又不傷害動物的方式。換句話說,我們終究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不管天性傾向如何,人如果想和自然世界建立親近關係,絕對是需要學習的,只是以愛之名,並不足以保護任何生命。

圖為澳洲企鵝島(Phillip Island)。 圖/取自Phillip Isl...
圖為澳洲企鵝島(Phillip Island)。 圖/取自Phillip Island

  • 文:黃宗慧,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曾任《台大文史哲學報》英文編輯、《中外文學》總編輯,編有《台灣動物小說選》(二魚文化出版),合編有《放牠的手在你心上》(本事文化出版);書評、文化觀察及動物保護議題之專欄散見報章雜誌。學術專長領域為精神分析與動物研究,個人研究興趣則為家中七貓與二龜的日常生活點滴。

  • 威爾森親生命性的概念早已廣被引用,台灣亦有其著作之中譯本,關於此概念的進一步介紹可參考《生物圈的未來》一書,頁214-222。楊玉齡譯,天下文化出版。
  • 以上反對親生命性的說法均整理自2013年出版的The Infested Mind: Why Humans Fear, Loathe, and Love Insects一書,作者 Jeffrey A. Lockwood是昆蟲生態學家也是哲學教授。
  • 這項研究報告指出,過去在保育上,亞種的價值經常被忽略,如果建立英文俗名以及一份亞種的俗名清單,對保育澳洲鳥類將有所助益。詳細的介紹可參考以下連結
  • 引自崔克索"Reviving Biophilia: Feeling Our Academic Way to a Future with Other Animals"一文。
  • “Zoos and Eyes: Contesting Captivity and Seeking Successor Practices.”
  • 詳見June Dwyer, "Do Not Feed the Animals: Do Not Touch: Desire for Wild Animal Companionship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同註二。
  • 同註五,引自阿坎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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