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嘴巴的潛水員——讀世越號事件改編小說《謊言》 | 編輯室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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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嘴巴的潛水員——讀世越號事件改編小說《謊言》

由於職業特性以及商業市場的潛規則,潛水員往往是沉默的一群。  圖/路透社
由於職業特性以及商業市場的潛規則,潛水員往往是沉默的一群。 圖/路透社

(※ 本文為《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一書推薦序,時報文化授權刊載。)

沉默只會鼓舞折磨者,不是被折磨的人。

這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在一九八六年的頒獎典禮上重擊世界的一句話,儘管脈絡不盡相同,但對於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中執行搜尋任務的民間潛水員來說,或許足以受用。

潛水員是沒有嘴巴的,這是《謊言》一書中經常浮現的一句話。由於職業特性以及商業市場的潛規則,潛水員往往是沉默的一群——在黑暗的深海裡他們沉默,上岸、卸下裝備後沉默亦然。「沉默」似專業潛水員的職業倫理,然而,倘若將其做為行為指導原則,那麼關於彼時彼地的真相,或將永久沉沒於孟骨水道。除非駁船上的潛水員願意張口說話。

書中的主人翁羅梗水開口了,因為他崇仰的資深潛水前輩柳昌大,因一名潛水員在執行搜尋任務時意外死亡,柳昌大遭檢方以業務過失致死罪起訴,對於「一起」出生入死、患難與共的民間潛水員們,檢調對柳潛水員的起訴令他們憤怒,想起搜救時嚴苛的海象、裝備與醫療資源的闕如,與血汗的勞動條件,羅梗水決定書寫請願書給法官。

他意識到,一旦潛水員繼續沉默,形同鼓勵社會輿論持續栽贓與抹黑,沉默只會招來悔恨,並以此度過餘生。

潛水員是沒有嘴巴的,這是《謊言》一書中經常浮現的一句話。 圖/路透社
潛水員是沒有嘴巴的,這是《謊言》一書中經常浮現的一句話。 圖/路透社

真實的謊言,或謊言的真實?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經由仁川港前往濟州島、滿載四百七十六名高中生與船員的世越號客輪於行經孟骨水道的途中,因不明原因使船身傾斜下沉。第一時間世越號沉船消息傳出後,各種未經證實的訊息充斥在媒體上,如消息傳出後沒多久,「全員救出」的快訊一度安慰了韓國民眾,不到半晌被證明是烏龍一場。又例如,在沉船當下,傳出韓國政府已派出五百名潛水員下水搜救,而事實上當時僅有八名潛水員得以進入沉船船艙搜救而已。

在大規模災難事件爆發之際,或因地理位置的阻隔、或因消息來源的混亂,或甚至是為了搶快、搶獨家好獲取收視流量,往往對於收到的二手或多手消息疏於核實,對於誘人的流量紅盤易落入「先發再說」的惡習中。若臺灣讀者尚有印象,二○一五年的二月及六月,北臺灣分別發生復興空難墜河,以及八仙樂園粉塵燃燒事件,當時雜沓混淆的訊息擾動著社會,甚至有些錯誤的資訊記載於維基百科,成為臺灣社會公共記憶中的謊言真實。

如同這樣的搶快報導,過去也讓不少媒體吃盡苦頭,有些媒體會持保守的作風做為緊急事件的處理原則,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媒體上看到其他迂迴或稱妥協的作法,像是「不斷更新」。無論是「不斷更新」,或是所謂的「滾動式報導」,皆宣稱報導會隨著事件演進不斷更新進度,而事實為何,在此操作中成為真實的階段性版本。

換句話說,「真實」為何,是隨著事件的進展而有所不同,縱然報導出錯,媒體也可以「勘誤」作為回應。但現實是,這些一開始搶快發出去的錯誤資訊,可能成為傷人的利刃,觀眾看了一開始的報導後,已在無意識間藉由這些訊息構築自己對該事件的「世界觀」了,面對錯誤訊息的認知偏差,要校正不是太容易的事。如本書中關於潛水員的薪資與獎金問題,始終是個說不清的簡單事實,縱然事後證明潛水員的薪資並不若青瓦臺發言人及媒體報導的來得「激勵」,但對潛水員大發災難財的根深蒂固,並依此所形構的偏見,已難從閱聽眾的收視記憶中消除。

在沉船當下,傳出韓國政府已派出五百名潛水員下水搜救,而事實上當時僅有八名潛水員得以進入沉船船艙搜救而已。 圖/路透社
在沉船當下,傳出韓國政府已派出五百名潛水員下水搜救,而事實上當時僅有八名潛水員得以進入沉船船艙搜救而已。 圖/路透社

觀看他人苦難以後

世越號沉船事件後,作者金琸桓透過訪談事件中的關係人及一般民眾對該事件的看法,除勾勒事件的具體形貌外,並賦予韓國社會間衝突與矛盾之血肉。其中,在採訪記者殷哲賢的章節,透過殷哲賢所經歷的「新聞現場」的視框,對韓國新聞媒體提出深刻的質問與自省。

作為攝影記者的殷哲賢,在世越號沉船訊息傳出後,便被指派前往當地拍攝新聞照片。在編輯部「第一抵達」的指令下,殷哲賢一行人不斷踩深油門,一路往出事地點疾駛而去。他一面如競賽般的拍攝嗚咽與痛哭的家屬影像,另面則如全身掃描般攝下罹難者的遺體。他說,就算知道拍下遺體也不會登在報紙上,但因為編輯部的要求,以及同行的搶拍,怎麼說自己也不得不參加這場苦難的競賽。

在一次次的艦艇靠岸以及拍攝遺體的反覆循環中,一位美國籍的記者瑪莉亞直指這是不道德的行為,她的詰問讓殷哲賢感到羞愧。他意識到攝影者與被攝者間的關係,相機不再如蘇姍.桑塔格所言般只是一張通行證,使他得以卸下攝影者需擔負的責任。他轉而將鏡頭調焦對準家屬們望向大海的背影,不再拍攝遺體,那是他負起攝影者責任的方式。

從殷哲賢的自省以及爾後的攝影實踐,我們也不禁反問,觀看他人的痛苦所需擔負的責任是什麼?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膚淺或浪漫,或是我們可藉由觀看獲得力量,主動了解他人的痛苦,並知悉你如何作為。

我們也不禁反問,觀看他人的痛苦所需擔負的責任是什麼? 圖/路透社
我們也不禁反問,觀看他人的痛苦所需擔負的責任是什麼? 圖/路透社

謊言的力道

若我們將對此書的認識尺度稍微放寬到韓國社會的影視文本,無論是《殺人回憶》、《黎泰院殺人事件》,到近幾年於臺灣社群網站中熱議的《正義辯護人》與《熔爐》等,皆透出影視文化界對於韓國政府的不信任感。此外,關於對新聞業倫理的扣問,近年來也有《皮諾丘》或《菜鳥的逆襲》等通俗影劇作品。這些影視文本除了延續了韓國社會裡的「恨」文化,也是一種對於政府、對於媒體不信任的加總。

世越號的悲劇事件不僅存在發生事故的當下,後續韓國政府的應變顢頇以及新聞媒體的報導失當,更使海上的災害事件朝陸地上擴散出去,不僅在受難者家屬的心上,亦在搜救潛水員的骨上。一次又一次的謊言,一次又一次搗毀他們破碎如爛泥的心。

如同《皮諾丘》裡主人翁所說,「正因為人們認為皮諾丘不會說謊,所以無條件的信任他,就像人們也會無條件相信記者一樣。無論皮諾丘或記者都必須知道,正因為人們無條件的信任他們,他們說的每句話,殺傷力都比一般人更大!」

因無條件信任新聞的我們,也因此信任轉身成為壓迫家屬與潛水員的來源。這樣的場景我們並不陌生,當謊言成媒體真實,當謊言加深成見,當謊言建築世界後,面對謊言,沉默不夠,打破沉默同樣不夠,我們必須開始說、繼續說、不斷地說,與謊言展開公共記憶的爭奪,這是記憶的鬥爭,更是真實的鬥爭。

「在升上水面的時間,我不斷的向失蹤者發問,這讓我一次又一次的潛入船內。」面對一層堆疊一層暗黑無際的深海,潛水員透過不斷向懷抱中的失蹤者發問讓他睹定再次下沈的信念;作為閱聽眾,我們也必須在一則則的報導中不斷提問,面對真相撲朔,用觸覺、嗅覺與聽覺去接近、去感受,直到將真實的遺骸緊緊抓住的那一刻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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