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療養院遭拆：台灣疾病書寫場所，被隱去的文資價值

許伯崧 14 Jan, 2019

如果說在台灣具有等同古蹟身份的「暫定古蹟」老屋被拆不再稀奇，那麼老屋無故自燃、或是遭判定不具文資價值遭拆，或許也不再是新聞，僅是這座島嶼上另個文資殞落的個案，也只是台灣文化價值流失的一個註腳而已。

2019年1月12日，文資團體一早接獲消息，紛紛在臉書各大文資社團張貼松山療養院將被拆除的訊息，松山療養院提報人，台北商業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蕭文杰與文資團體趕往現場，希望暫緩拆除作業，也要求台北市文化局前往現場，以《文資法》第20條第2項之緊急情況，將其逕列暫定古蹟保護。可惜，這樣的訴求未獲北市文化局接受，並未派員到場了解，而拆除作業也於下午兩點復工，將松山療養院夷為平地。

文資現勘定生死有其侷限

稍後，甫上任的新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蔡宗雄對媒體表示，文化局已於去年10月8日邀集3位文資委員現勘，而文資委員一致認為松山療養院不具文資價值，因此不予列冊追蹤，當然也無送文資審議大會之必要；蔡局長也強調，有會勘紀錄，完全符合程序¹。

依據筆者手上的文化資產評估報告指出，1號與5號兩棟建築，一棟為RC構，除有增建外，工法與材料不具特殊性，不具文資價值。另一則為磚造建築，屋頂部分有三分之二為鐵皮覆蓋、乃新作，雖然有委員同意屋頂鋼架為角鋼鉚釘接保存良好，也認同外開長條窗具特色，但綜合來說，現勘意見多認為該建築年代不詳、屋況不良、特色不彰，或具特色的構件比例不高，而以不具價值結案。

事實上，如上開現勘意見做成不具價值之結論，絕非個案。首先，以建築本身的「現況」以及構件本身的「特殊性」作為結論指引，在一定程度也侷限了文化資產的價值論述；更何況，這些隱身在漫煙荒草的老屋，本來就因管理單位或囿於經費、人力資源的限制或傳統行政文化而無法積極維護，屋況不佳本是理所當然，而以屋況作為文資價值與否的裁量標準，是否公允？這是其一。

其次，目前我國有形文化資產的類別達九大類，然而受市府敦聘為文資委員的專家，是否能恰如其份地完美對應到文資類別，這是問題之一。再者，地方文資案在近年公民提報的風氣高漲下提報量增多，委員能否配合現勘時間，若被圈選的委員無法配合，「代打」的委員專業能否符合項目需求？還是「人到就好」？

第三，文資現勘另個問題在於，文化行政人員的專業素養。我們必須知道的實情是，現勘委員（3名以上）所做成的文資評估報告，多數時候依據的是文化行政人員、或提報人所提供的書面資料，但一名公部門的文化行政人員，在案牘勞形的日常業務中，能否就提報個案提出具脈絡的完整資料，甚至能在建築形式以外，賦予該空間在人文、歷史與環境上的深度論述？

換言之，若文資委員是在未被充分說明、脈絡還原、意義詮釋，且流於地籍圖等圖資說明下，委員如何做成專業結論？或如何「被說服」？又以委員的角度視之，假設手上的資料完整度不足，甚至流於皮相般地概況陳述，在現場面對所有權人、私地主時，評估報告傾向保守結論也非屬意外。

松山療養院首開台灣結核專門醫院的濫觴

以本件松山療養院來說，事實上，衛福部食藥署作為建物所有機關，在處分前已依據《文資法》第15條就超過50年的公有建造物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縱然建物最後以不具文資價值遭拆，但食藥署依法行政的態度，仍須予以肯定。

瀏覽文資委員的現勘意見書後，其中一棟興建於民國61年，而另一棟興建年份不詳，登記年份則為民國59年。依據提報人的資料，松生療養院前身是於1915年落成的錫口養生院²，1925年改名松山療養所，1946年更名為台灣省立松山療養院，作為台灣結核病防治工作走入現代化的起點，松山療養院其歷史意義有待被彰顯。

1915年（大正4年），彼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或因為鞏固殖民地的基礎以發展經濟，或是體恤台灣人深受疾病之苦而採的懷柔政策，又或如學者張淑卿所指，台灣殖民地搭上日本本土的抗結核運動，1914 年，日本通過結核療養所及施行國庫補助等相關法令，規定3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須設置結核療養所，台灣得以在1910年代中期，由官方成立專門的結核防治療養單位。

回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結核病患，有80%為肺結核。1906年之後，台灣地區歷年因結核病死亡者，多者8千餘人，少時也有4千餘人，其死亡率最高點是在1907年，達每萬人中之23.07人。因此，台灣先於1915年3月，台灣總督府以台灣公共衛生費在七星區內湖庄設立錫口養生院，最初設有床位29床，後因增添X光機室，後縮為28床，並於同年5月，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亦建立結核病房收容病患，估計有20床³。

即便台灣引進現代醫學，但醫療資源相較「內地」日本而言，仍顯巨大落差。學者傅大為的研究指出⁴，1920年代初期，台灣每10萬人死於結核病的人數約190人，略高於日本當時的死亡率（約180人），同時期的日本6個大都市中，新設加原有的結核病床共約有1萬床，與台灣結核療養所的床位相較，差距是百倍以上。

同時，也因該時代欠缺結核病藥物加以治療，因此多採「療養」的消極處遇方針，以療養的措施另方面進行隔離與控制，因此也有1950年代前，「結核療養院作為醫療的意義很少」的論點。而這段「療養」的台灣醫療發展史，也呈顯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針對慢性疾病所展現的帝國治理觀點：以空間隔離及對身體的規訓，展演帝國殖民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並透過這樣的控制權力，強調帝國對殖民地人民的統治正當性。

依此觀之，松山療養院為見證日本帝國殖民時期對身體規訓與空間隔離的重要場域，為人類重要文化遺產，具有地域性與跨國性，與樂生療養院同等重要，拆除殊為可惜。

鍾理和與《笠山農場》

在抗結核病藥物尚未發明前，結核病患者的處遇方式以療養為主。而療養所的選址，著重風景秀麗、空氣新鮮與日光充足的地點；在日殖時期，空氣與日光療法都是結核病的多元處遇之一。

松山療養所的設址，曾為結核病友的作家黃海在《聆聽時光散文集》一書中，提及1959年入住松山療養院的時光，「這裡環境幽雅、花木扶疏、山明水秀，如果不是罹病，住在這裡真會有人間仙境之感」，呈現出南港山系與埤塘的優美景色。然而，他也憶及，種種因結核病而來的「隔離」措施，如何導致另種對疾病的污名化，以及因偏見而來的歧視對待：

被隔離的傳染病人，常遭受歧視，有時病人稍為走出門口散步，馬上會被警衛喝斥召回，不管有錢沒錢，住在這裡就等於是「病犯」，要就不住進來，在家中隔離治療，只有自己家人知道，親友也難免害怕。我曾在門口與病友閒聊，看見行路人走過，掩鼻而過，生怕我們的結核菌散播感染到他身上，我們對於這種情形，幾已麻木不仁。——〈履痕悠悠〉，p.45。

除了黃海外，另一位以文學成就聞名的結核病友是為作家鍾理和，他一生懷才不遇，依據生平文件紀錄，「運氣」也鮮少降臨在鍾理和身上。1947年，鍾理和應同父異母弟鍾和鳴（後改名鍾浩東）之邀北上基隆中學任教，同年10月因肺病復發住進松山療養院，之後三年未曾出院。1950年，在結核病久病纏身下，他進行胸廓整形手術、切除六根肋骨，至此終病一生。10年後，鍾理和在修改中篇小說《雨》的改編工作時喀血而死，後世稱其為「血泊中的筆耕者」。

鍾理和的代表作長篇小說《笠山農場》，便是在松山療養院時期構思，於出院後5年完成（1955年）。此外，鍾理和在松山療養院時期，留下為數頗豐的日記手稿，一一紀錄了他入院、院中生活、對疾病的體悟、為手術的不安寫下遺書，以及弟鍾和鳴的死訊（因捲入白色恐怖事件，遭判死刑，於1950年10月14日台北馬場町行刑）⁵。

這些珍貴的手稿，詳實記錄下台灣文學家於松山療養院的生命軌跡與思想脈絡，同時也為當年台灣的結核病療養留下患者視角的紀錄，是為台灣疾病文學瑰寶。

以下摘錄兩則療病日記，一則為鍾理和對患病的體悟，另一則為醫師林新澤鼓勵鍾理和仿效日本作家本條民雄以疾病為書寫題材：

據說我們是有了病的人，已經是和社會斷絕情緣了，於是在我們周圍築起了一道圍牆，隔開來。牆內和牆外是分成兩個世界了；這裡有著不同的生活、感情、思維。而牆前圍植的、如帶的一環油加里樹林，則不但加深了兩個世界的距離，而且是愈見其幽邃和隱約了。我們由掩映的樹縫間望出去，人間即在咫尺；由那裡我們失去了的生活、人情、恩愛、太陽、事業，不斷向我們招手。——1950年4月28日，松山療養院。

我們談起日本文學，提到病和文學的表現。他給我說，北條民雄的悲慘生涯和他的作品。北條民雄患瘾，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他勸我病稍好時，無妨也寫寫療病記之類的東西。他以為療病本身，便是一篇可歌可泣的奮鬥史，自己體驗了，赤裸裸地寫出來，準會是一篇感人甚深的作品。——1950年4月29日，松山療養院。

「不被看見」的文資保存困境

即使經比對歷史文件，松山療養院多有擴建與拆除紀錄，就現有資料尚無法確認本件提報文資是否為1915年落成的主建築，也尚未能確認鍾理和入住的院所是否尚存，但作為台灣醫療史、疾病書寫以及醫學與人文精神交織的場所，不管是文化資產的基礎調查工作，或是文資委員的現勘評估報告，事實上是嚴重缺乏此一領域的勾勒與描繪；在材料如此貧瘠下，要如何做出「不具文資價值」的判定？

此外，在松山療養所的拆除爭議中，另個關切的重點在於，由於早年因著隔離與控制的管理需求，使該地處於管制區域，而樹林扶疏更添松山療養所的隱匿性，使其因「不被看見」而使相關研究與價值論述不足，因而令文資價值侷限於硬體構件的評判，而未能將帝國的海外殖民史、台灣醫療發展史，以及將醫學文學與場所精神綜整考量。

可惜的是，即便如此，現行文化資產價值判定制度仍給予委員極大的生殺大權，一旦將公部門的預算管考工具制度併入觀察，一旦後續發包文資調查案，恐怕又將吃掉經費不多的文化預算。在層層的制度與行政文化箝制下，這樣的結論報告，或許也不是那麼令人意外。

究其實，本次遭拆的建築，依然有諸多歷史細節留待挖掘與考證，然而作為松山療養院的區域，本件理應以系統性保存的觀念採全區保存，然而後續文化局長蔡宗雄卻以「已有兩棟登錄歷史建築」的說法試圖取消有關爭議，甚至漠視文資審議流程中，長期受公民質疑的諸多制度暗角。這樣的回應策略，恐怕離文化局長「文化里長伯」的自詡還很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