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辯護》：人性公差下，制度再現後的失衡

許伯崧 26 Dec, 2018

近期台灣公視新創電影《無法辯護》正式於電視頻道播映，《無法辯護》是公視首部經士林地方法院首肯入院實境拍攝的法庭劇，以知識劇的形式包裝少年虞犯、司法審判以及那些關於人性與公平正義的議題。導演曹仕翰表示，本片為討論人性公差下的制度失能議題，希望讓人們即便在認識到真相後難掩失望，但依然能親手打造美好。

《無法辯護》的故事主軸並不複雜，畫面一開鏡便以三名青少年在河邊清洗犯罪工具（西瓜刀），揭示這是一起青少年犯罪事件。劇情即以成年人與少年虞犯年共同犯下的殺人致死案為梗概，漸次鋪展事發前後，以及案件經起訴進入法院審理的過程，呼應導演所欲帶給觀眾的「人性公差下的制度失能」。

手槍、褲子、阿成，誰才是主謀？

王守強（手槍）、古子華（褲子）跟張漢成（阿成）是經常廝混一塊的兄弟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挺不挺」是這組角色常見的對話，三人一同出沒電子遊戲場、出了事不過問細節——在王守強遭圍毆時，阿成開外掛殺入敵營解救富少手槍——只問那句「挺不挺」，沒有太多對於是非的明確見解，也沒有對善與惡的深刻體會，只有非我族類，不挺不兄弟的思維。這三個角色特質簡單卻又鮮明，觀眾或許會認為對話單調，但那樣的意氣用事與不過問的互動方式，對於劇中人物年齡的詮釋，倒是恰如其分的精準到位。

一日，就在手槍得知女友劈腿後怒火中燒，自己的「馬子」被人上後，他憤恨的怒吼想殺人，隨後他交代阿成購買作案用的西瓜刀，原先三人僅為洩憤、給對方教訓，但孰料下手不知輕重，將被害人劈死於街頭。

鏡頭帶到法庭，依照《刑事訴訟法》與《刑法》規定，該案屬重罪符合強制辯護要件，然而即便主謀手槍在河邊的那場戲曾宣稱，「最後推給我就好，我爸會請律師」，但當上了法庭，手槍與褲子卻翻供，兩人一口咬定真正的主謀是阿成：兇器是阿成買的、砍人也是要幫阿成出氣，總之都是阿成的錯。

由於被告三人中僅有阿成成年，如果能夠證明阿成教唆未成年者犯罪，將以涉教唆未成年犯罪加重刑責。因此，阿成除遭檢方以《刑法》第271條第1項起訴，檢方另主張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加重其刑。因此，《無法辯護》的劇情至此聚焦在「誰才是本案主謀」的辯論，其結果將攸關阿成是判處10年、或是15年的刑期。

人性公差下的司法人

面對昔日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兄弟翻臉不認帳，阿成於法庭中失控痛哭，原先的辯護人王律師也在開庭結束後，憤恨地對電話另一頭的老闆質疑，「不是都說好了，為什麼又翻供？」王律師稱「法律只是人們想出來的遊戲規則」，對於阿成的辯護是建立在金錢的交換上，冷漠、為利所趨的性格，卻又在公設辯護人想釐清案件而追問細節時，反倒以「律師倫理」回絕。對律師倫理的各取所需，把作為人、之後才是作為一名律師的人性公差，以一幕幕不帶感情的言行鑿刻下那人物形象。

相較王律師的形象，公辯慧貞是個站在對立面的辯護人形象，埋首於卷宗，是同事眼中「再怎樣的案子她都會仔細閱卷」，慧貞認為真相總在細節裡，但同事卻挖苦她，「細節裡沒有真相，只有魔鬼」。這話說來雖苦，但倒也有幾分真實——真相裡總藏著魔鬼。

這魔鬼是什麼？是作為承審法官的昔日老師屆齡退休的「完美落幕」。為了替審判生涯完美作結，本案似乎在一開始於審判長心中，便有個早已謝幕的劇本——阿成是這起街頭砍人的主使者。

一場言詞辯論的庭裡，公辯不斷質問審判長，在她未明說的針鋒相對下，她或許質疑審判長是否忘卻「無罪推定」與「罪疑唯輕」的原則（可惜未在戲中明確質問），她更厲聲質疑，審判長所採用的人證、物證，都只為了符合他預先立下的心證所需。

王律師的因利所趨、檢察官因敬畏老師的權威而表現出怯懦一面、公辯的棄而不捨，以及審判長對自身權威的不知節制，甚至在開庭前以社會經驗「機會教育」公辯而不避諱，這些司法人所折射出的人性，或許也表現出司法體系裡某些照不進光線的陰暗角落。　

證人不來就真的可以不必來嗎？

為了替被告爭取有利的判刑，公辯四處查訪相關人證，最後找到手槍的女友好說歹說希望她出面作證，證明阿成是為了幫手槍出氣，而「阿成完全不認識被害人」。

然而，可以想見，也許是基於怕惹事、甚至怕自身遭受安全威脅，手槍女友遲未現身，空蕩蕩的證人席遲滯了案情進展，在劇情的設計中，這樣的「缺席感」為電影情節製造出深沈的遺憾；「就差證人了！」觀眾心裡越是希望有人出面翻轉劇情，劇情又總是往你預期的反向越行越遠。

這裡有個制度上的前提需釐清。在片中，劇情描寫著重於公辯採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的方式私下委請證人出庭，而以法院審理中傳喚證人的正式程序來說，如果要證人出庭作證，必須由檢察官、辯護人提出聲請，並說明和本案的關連性，接著由法院以傳票通知證人到庭，如證人無正當理由不出庭，最高可處以3萬元的罰緩，屢傳屢罰，罰到你出庭為止，甚至可拘提證人到庭作證¹，不會是片中所呈現的「沒來就算了」。此外，也令人納悶的是，若該證人對釐清案情有關鍵地位，為什麼法官未休庭而堅持把庭開完呢？

當然，司法實務不是沒遇過證人不想到庭的情況，尤其證人本身又是被害人的話，害怕到庭作證、畏懼面對被告乃人之常情。此外，又以暴力犯罪為例，證人雖然不是被害人，但擔心自己作證引來後續報復，或擔心身份曝光。事實上，目前已有相關規定可保障證人安全，如在硬體設施上，如果不希望與被告碰面，法院設有指認室與被告區隔，透過視訊設備接受交互詰問。同時，證人在作證結束可提前退庭、走區分走道，若依然有安全疑慮，可請求法官指派法警保護離開法院。

所以，若攸關事實釐清的證人能出庭，不僅有助釐清案情，也避免案件審理曠日費時，讓真相更能早日水落石出。劇中稍嫌美中不足的是，證人沒來「就沒來了」，審判長也以他的「效能司法」，迅速終結本案言詞辯論，並宣告判決期日，這其實曲解了司法的實務運作，尤其有利與不利被告都要注意，這已是法官奉為圭臬的誡命；天秤上度量的是證據的重量，而不是審判者的喜惡或私心。

因為無法，所以同理

雖然最後阿成遭判幾年，在最後一場無聲的戲中未能得知，但在《無法辯護》中，之所以「無法辯護」，在於那位欲以完美句點落幕的審判長，以其「自由心證」看似獨立地完成審理，但在面對人性無以形狀的牢籠，那樣的自由有其極限，令依法辯護成為無法辯護；依法，也是無法。

德高望重的審判長，或許在閱聽眾心中留下「只要有了心證，人證物證都可以很素樸」的印象，審判長是不正義的嗎？然而他卻「正義」的處以被告法律上的制裁。審判長是正義的嗎？但他為何為加速審理而無視公辯之抗辯？那幕審判長反問公辯「你說另兩名被告翻供後的口供不可信，那你的證人又可信？」的特寫，尖銳地凸顯出善與惡、正義與不正義以及個人聲譽與被告權益之對比。這樣的審理品質，無怪乎阿成阿嬤會無奈地感嘆，「有錢判生，沒錢判死」。

《無法辯護》在影像經營上頗具用心，不管是長鏡頭的使用，或是利用拍攝現場的空間感營造出既迷離又真實的分割畫面，又或是電子遊戲場中五光十色的光影所呈現出的慘綠年少，卻因此凸顯出劇情本身的節奏稍嫌緩慢、不夠明快，在法庭的辯論攻防中，對話也略微單薄，少了叩問的力道與質詢的厚度。

作為台灣法庭劇的拓荒者，或許因應戲劇張力，將證人的缺位所導致的遺憾最大化是必然的走向，卻忽略了，即便操作司法系統的人在人性面前依舊軟弱，但仍須兼顧戲劇張力與正確法律知識之平衡。無論是阿成的無法言說、公辯的無法辯護、觀眾心中無法消解的鬱悶，或是因劇本設定而來的再現無法，縱然有些缺憾，但或許那樣的「無法」，都可望在日後成為「同理」的養分，深深埋入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