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花了五年，台灣呢？——法治教育比國民法官更重要

蔣維倫 08 Jan, 2018

國民法官制度是否需要匆忙上路？實為司法院、立法院和法務部等眾位長官深思考量、認真面對的問題。圖為2016年於高雄地方法院舉辦的人民參審活動。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先說結論：在日本，人民參與審判平均要花10天。換言之，要履行國家義務前，得先跟老闆請10天假。

職業法官：人民的經驗，比法官的知識更有說服力

自2009年以來，日本國內各方對於人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裁判員制度）多有正面評價，無論是媒體或職業法官，皆有善意的評價。在新制度實施三週年的記者會上，甚至有職業法官表示：「裁判員（國民法官）的經驗，比法官的知識還有說服力」。

根據分析，人民參與審判後，「殺人致死」案等的刑罰範圍變得較為多樣化，即刑期同時往輕刑和重刑發展；「強姦被害人並使受傷」案等的刑罰有變重的趨勢（表1）。

表1／日本「殺人致死」和「強姦被害人並使受傷」案，職業法官和裁判員制度的刑期比較。取自《裁判員裁判実施状況の検証報告書》

這可能是什麼原因呢？

1. 國民法官重視被害人的情感

在「強姦被害人並使受傷」、「強制猥褻被害人並使受傷」和「傷人並導致被害者死亡」等類型的案件，罪犯的刑責明顯變重，有可能是此類案件的被害人和家屬的心情明顯觸動了國民法官，使其將被害者的處境考量於刑罰上。

職業法官由於日復一日地接觸此類案件，難免逐漸無感；國民法官幾乎都是首次接觸，被害人所受之身體侵害、心靈創傷皆可能觸動國民法官，進而加重加害人之刑罰。此現象也許如日本憲法學者土井真一所言：「裁判員制度導入的目的，在於藉由專門性與健全常識的互相作用，實現更完善的裁判。」

2. 國民法官更注重被告是否真的悔改

研究認為，由於審判必需高效率、標準化，因此職業法官可能對於「罪犯是否真心懺悔」採取「形式認定」，例如民事賠償被害人，寫悔過書等，進而從輕量刑。

對於國民法官而言，則偏向「實質認定」。即便加害人提供民事賠償、寫悔過書，國民法官也不一定認同罪犯有悔改之心。例如加害人提供金錢賠償，若賠償金來源是加害人家屬，並非加害者本人，國民法官並不見得從輕量刑，反而會質疑此罪犯是否有真誠的悔意。

人民參與審判的可能阻礙：創傷與偏見

當然，人民參與審判也有不妥當的判例出現。

如2012年7月，日本一名患有亞斯伯格症候群的患者因殺人案被告，經裁判員制度審理後，判20年有期徒刑。其判決理由是「被告因亞斯伯格症而無反省之意，倘若回到社會，恐會再次殺人，因此有必要盡可能地長期拘禁於獄中」。

高等法院罕見地撤銷此判決，並認為被告犯行主要是受到疾病的影響，且國家對更生人有對應之更生保護措施，並非任意放任社會獨自面對，因此改判14年有期徒刑。由此可知，即便是人民參與審判，仍有可能會對特定族群有刻板印象，進而影響判決。

廢死的議題也對日本的裁判員制度造成困擾。雖然多數日本國民支持死刑，但廢除死刑仍是進行中且難解的議題。目前的做法是在選任裁判員時，加註「您是否絕對不會選擇死刑？」等問題，以做為檢察官和辯方律師排除裁判員的參考。

除了上述審判上的困擾，更實質的是，參與殘忍的案件審判會造成國民法官的心靈創傷。2013年，日本一名女性擔任某強盜殺人案的裁判員時，因目睹遺體照片和兇殺時的錄音，引發急性壓力心理創傷。參與死刑評議的裁判員也表示：「一邊譴責自己的良心，一邊進行工作」，可見對於人民來說，宣判死刑、特別是被告是否確實有罪仍需進一步認定時，是極為沉重的負擔。

每個案件平均要花10天，大家都有空嗎？

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審判的時間越來越長」，以及「越來越多人拒絕擔任裁判員」。日本2012年的官方報告即可看出，約有六成的民眾選擇辭退，且辭退率逐年升高。每個案件所花的時間和開庭次數也逐年上揚，2009年平均一個案件審理時間是3.7天，但到了2017年卻已達10天（表2）。

換言之，若被選為裁判員，民眾很可能要向聘雇的企業請假兩週。儘管日本和台灣的國情不同，但假設台灣民眾擔任國民法官，開口向雇主請假10天，真的辦得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