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強暴，但不敢讓任何人知道」——日本裁判員的難題

蔣維倫 24 Jan, 2018

日本司法界發現，部分性暴力案被害人為了避免自己的案件被國民法官審理，會要求警方用較輕的罪行起訴強暴犯。圖／美聯社

人民參與審判，能使官員們用平民的角度看待性侵案，讓法官、檢察官、立法委員們理解到，社會對於性侵案是多麼地沉痛。

被害人的兩難：我被強暴，但不敢讓任何人知道

2009年，日本開始施行人民參與刑事審判（日本稱「裁判員制度」，以下將以此稱呼），讓民眾的聲音能反應到司法體制裡。但同年九月，一名日本女大學生被強暴，她請求警方用輕罪起訴強暴犯，因為她擔心裁判員制度會讓更多人知道自己被強暴。警方同意了她的請求，但檢察官不認同前者意見，該名女大學生的案子，最終仍進入了裁判員的法庭裡。

日本司法界發現，部分性暴力案被害人為了避免自己的案件被人民法官審理，會要求警方用較輕的罪行起訴強暴犯。原因在於裁判員制度下，法官將由平民組成，若遴選出的平民恰好是被害者的親友，被害人將難以承受審判期間的二次傷害及恥辱感。此外，被性侵的羞恥感，也可能會讓受害者選擇不報案。部分被害者互助團體對此情況感到憂慮，甚至建議將性侵案排除在裁判員制度之外。

職業法官：以前的性侵犯似乎判太輕

若以司法改革的角度而言，性侵案也許剛好是最需要被調整的部分。自從人民參與審判之後，日本赫然發現到在性侵案件裡，司法官員和一般民眾在認知上有巨大的差異。在表1可以發現到，相較於只有職業法官，在人民參與審判下，法官們傾向給予強暴犯們更重的刑期（紫紅色）。曾與一般平民參與審判的職業法官們，也觀察到此現象：

從人民的意見裡發現，以前的性侵案似乎判的過於寬鬆。
裁判員制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司法界重新用一般民眾的眼光審視，性侵案究竟應該要判幾年？

民眾對於性侵案的深痛惡絕，不僅顯示在數據上。在裁判員制度上路的三年內，就出現了兩起裁判員們覺得檢方建議的刑罰太短，最終裁決比檢方的建議刑期更嚴厲的案件。¹

這對日本司法界深層的意涵可能是：法官、檢察官們的思維已脫離了人民的日常，因此才出現職業法官和裁判員制度下，強暴犯刑期差異的結果；而對日本國會議員們的省思可能是：現今刑法對於強暴犯的懲罰可能過輕，無法真實地體現出強暴犯們對於日本社會的危害。

裁判員制的引入，讓日本官員們開始能用平民的角度看待性侵案；讓門房裡的法官、檢察官們理解到，社會對於性侵案是多麼地沉痛；讓立法官員們認真地思考，強暴犯對國家的創傷有多大，進而討論刑法中的刑期長度是否有調整之必要。

表1／日本「強姦被害人並使受傷」案，職業法官和裁判員制度的刑期比較。取自《裁判員裁判実施状況の検証報告書》

日本司法界怎麼保護性侵被害人？

回到本文開頭那名被強暴的女大學生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社會對於強暴被害人可能並不友善。同時國外學者也指出，日本社會對於性暴力的資訊並不普及，人民更缺乏對於性暴力的危機意識。長期下來，使得日本社會存在著「被強暴的人自己也要負一部分責任」的潛意識，因此被害人感到自責、恥辱，進而不信任司法制度。

然而，日本司法界不認為應該將性侵案排除於裁判員制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非將問題掩蓋，如同日本的律師Satoru Shinomiya認為：

如果不讓人民參與審判，一般百姓將無法意識到性犯罪的嚴重性，以及性暴力對被害者的苦痛。若不能讓人民體認到事實，那麼當被害者回到日常生活、重新面對人群時，她們的自責、痛苦也不會有改善的一天。

因此日本司法界採取了幾項措施，希望能保護被害人，包括讓受害者協助準備裁判員候選名單，以剔除親友、鄰居等，避免審判所造成的二次傷害。同時在審判期間，將隱蔽被害人個資，改以「被害人A或被害人B」等形式呈現，盡可能減低資訊流出的可能性。

我們準備好讓性侵被害人面對國民參審制度了嗎？

反觀台灣，社會上仍有少部分人對性侵被害者不友善，甚至出現批判、公審性侵被害人的事件（如：輔大性侵案公審會）。和日本相比，台灣對於防範性暴力的知識，可能沒有比日本更進步。在這種氣氛不友善、知識不普及的條件下，我國即將上路的「國民參與司法審判制度」（國民法官）裡，勢必也會面臨到「被害人不信任司法制度，寧可用較輕罪刑起訴強暴犯，甚至不敢報案」的困境。

檢視司法院「國民參與司法審判制度」的草案，雖有「性侵被害人表明不願行國民參與審判，宜由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審判」之聲明。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非將問題掩蓋，讓司法聽到社會聲音和保護被害人也不該是相互衝突的事情。

台灣的司法院應仿效日本，完備草案內容，以更細膩的做法（被害人個資採化名、事先篩選國民法官名單、引介互助力量），讓人民更相信司法，同時也讓政府聽見人民的聲音，如此政府官員們才能依此調整制度，讓台灣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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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Mari Hirayama (2013) Lay judge decisions in sex crime case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rea of Saiban-in trials. Yonsei Law Journal.
Philip L. Reichel, Yumi E. Suzuki (2015) Japan’s Lay Judge System: A Summary of Its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Current Statu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5, 247-262. DOI: 10.1177/1057567715588948.
Yumi E. Suzuki (2016) Sexual Violence in Japan: Implications of the Lay Judge System on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Journal of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4, 75-81. DOI: 10.15640/jlcj.v4n1a5.
裁判員裁判実施状況の検証報告書。日本最高裁判所事務総局。平成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