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台灣的偵探劇場（中）：日本與中國早期偵探小說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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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台灣的偵探劇場（上）：「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的誕生
1862年出生的黑岩淚香，16歲開始分別到大阪與東京就讀英語學校與慶應義塾，不過，學生時代的他沉迷西洋的政治法律書籍以及偵探小說，最終未能畢業。黑岩淚香求學的1880年代前後，是爭取頒布憲法、召開國會的自由民權運動高峰，他也深受時代的感染。
離開學校之後，他進入報社工作，不過20出頭，卻面臨當局的高壓。1882年任職《東京輿論新誌》擔任編輯委員，因該報批評北海道開拓使長官，遭侮辱官吏罪起訴，黑岩淚香入獄16天。而後，任職的《日本時代》也因他為文批判當局，更是受到長期停止發行的處分。
黑岩淚香的處境說明當局對言論管制的高壓，年輕時沉迷西方偵探小說的他，開始賦予偵探小說在日本的意義。1880年代中期，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出版，其標舉的寫實主義蔚為文壇主流。不過，黑岩淚香對這種不重視懲惡的文學不以為然，他自1888年開始翻譯了英國作家修・康威（Hugh Conway）1884年的作品《暗日》（Dark Days，日譯為《法庭の美人》）之後，旋即引起轟動，而後他也翻譯不斷，引領日本偵探小說發展的第一波高潮。
黑岩淚香曾說，他之所以翻譯偵探小說，在於其中有對惡人的教訓。這是黑岩淚香的親身體驗，也與時代呼應，彼時日本的社會，歷經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之後，日本看似一新，不過在很多百姓的觀感裡，卻是政府權力至上。除了打壓民權運動之外，甚至官吏貪腐的情形也層出不窮，西方偵探小說當中的社會正義成為讀者心理的投射。
日本偵探小說與電影熱潮
日本第二波的偵探小說熱潮，是伴隨法國吉格瑪（Zigomar）電影的熱潮。1911年，吉格瑪的第一部作品《吉格瑪偵探奇談》在日本上映之後，人氣大爆發，也寫下西洋電影在日本最初的賣座紀錄。
緊接著，吉格瑪第二部作品《吉格瑪對尼克・卡特》（Zigomar contro Nick Carter）接續上場，這部作品可說是把偵探小說裡的人物拿來捉對廝殺。如前文所述，尼克・卡特（Nick Carter）是美國偵探小說的人物，該小說被翻譯為法文；法國電影則把法國製的怪盜與美國製的偵探來場大對決，可見偵探小說的跨越國界。
吉格瑪在日本的人氣，在於1911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政府要求人民自肅以表哀悼之意，自肅結束之後社會氣氛重新開放，人們也迅速地尋求娛樂的慰藉，外加此前的偵探小說都是偵探破案，吉格瑪反其道而行，是專門挑戰警方的惡漢。法國電影吉格瑪賣座之後，日本很快也出現「日製吉格瑪」，既有電影版的《日本吉格瑪》、《吉格瑪懺悔錄》，也有大量以吉格瑪為名的偵探小說的出版，其中，最有趣的或許是將吉格瑪電影本土化的小說《女吉格瑪》。
雖然吉格瑪大受觀眾喜愛，不過，吉格瑪是個惡漢，媒體的治安事件報導當中，開始用吉格瑪來稱呼這些犯罪者，吉格瑪開始變成社會的負面語彙。更嚴重的是，伴隨吉格瑪電影的人氣，日本警方也開始注意犯罪電影與現實社會中犯罪的關聯，最終，1912年禁止所有的吉格瑪電影上映。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少電影院在宣傳上將吉格瑪的名字去掉，但實際上仍是放映吉格瑪。除了吉格瑪熱潮之外，德國的1913年的偵探電影《百萬礦》（Die Millionenmine）在日本則以《天馬布朗大偵探》（天馬ブラウン大探偵）之名同樣引發熱潮。
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兩大經典，在日本偵探小說史當中，處於一個過渡階段。福爾摩斯的翻譯首先出現在1899年的《中央新聞》，翻譯者是黑岩淚香的友人水田南陽。亞森羅蘋的翻譯則始自1909年，較有系統的翻譯則從1915年星野辰男一系列的翻譯開始。不過，無論是福爾摩斯或是亞森羅蘋，都受日本引進乃至本土跟拍的偵探電影風潮的影響，沒有爆發較大規模的人氣。
然而，這兩部作品卻對下個階段日本偵探小說的發展有所影響，偵探小說專門雜誌《新青年》於1920年的問世，其中，江戶川亂步在1923年於該雜誌所發表的《兩分銅幣》，就標示了江戶川亂步時代的來臨與日本偵探小說的興起。江戶川亂步1936年的《怪人二十面相》就受亞森羅蘋的變身的影響，江戶川亂步更是戰前戰後都曾翻譯福爾摩斯系列的作品，足見這兩部經典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從翻譯到中國版的福爾摩斯、亞森羅蘋
梁啟超，是中國滿清末年鼓吹變革的關鍵人物。
1886年他在上海創辦《時務報》，這份報紙除了鼓吹變革之外，也刊載了許多域外新知，中國第一次的福爾摩斯翻譯，便刊登於1886年的《時務報》。而後，接續出現多的版本的翻譯。為什麼翻譯福爾摩斯，1904年周桂生於《歇洛克復生偵探案弁言》當中指出：
吾國視泰西，風俗既殊，嗜好亦別。…尤以偵探小說，為吾國所絕乏，實未嘗夢見。…至於內地讞案，動以刑求，暗無天日者更不必論。如是，復安用偵探之勞其心血哉！至若泰西各國，最尊人權，涉訟者例得請人為辯護，故茍非證據鑿榷，不能妄加入罪。此偵探學之所以由廣也。
可以看到，與日本的黑岩淚香翻譯偵探小說的心境類似，都是希望透過偵探小說追求公義。從清末民初開始，福爾摩斯的翻譯版本不斷出現，有趣的是，翻譯文體貫穿文言與白話。至於亞森羅蘋的翻譯，1912年開始出現，較有系統的翻譯則出自作家周瘦鵑之手。這位「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也曾翻譯福爾摩斯，他在1914年於《時報》連載亞森羅蘋小說，1915年開始出版單行本，1925年更主編了《亞森羅蘋全集》。
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的作品在中國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版的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也開始出現。1893年出生的程小青，21歲參加小說徵文，他以偵探小說〈燈光人影〉參賽並獲選，原本小說中主角為「霍森」，但出版社誤植為「霍桑」，自此開啟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時代。程小青除了創作小說之外，也與周瘦鵑翻譯福爾摩斯的作品，所以他對福爾摩斯瞭若指掌。另外，他還透過函授學習犯罪學等相關知識，筆下的霍桑就是中國版的福爾摩斯。
與霍桑相對的就是作家孫了紅所創造的表面上是偵探、實則為俠盜的「魯平」，這個名字的發音與亞森羅蘋的「羅蘋」相近。1924年開始，孫了紅開始發表「東方亞森羅蘋」系列，1925年「魯平探案」系列登場。霍桑與魯平系列當中，多以上海為背景，也再現了屬於小市民階層的上海景象，故事人物多出現在戲院、旅館、餐廳等空間，時髦的咖啡廳與舞廳較少出現，即便出現也是以罪惡淵藪之姿出現。
除此之外，國家敘事時而出現其中，例如程小青的《血匕首》將背景拉到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透過學運份子與反學運份子之間的情殺案，帶出官僚軍閥收買學生打壓學運的故事。孫了紅的《藍色響尾蛇》，更是帶出魯平與日本女間諜智鬥的情節。
值得注意的是，霍桑與魯平的人氣時刻，也是中國電影興起的年代，中國的偵探電影當中，或可分為兩類，一是以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命名者，如1931年的《福爾摩斯偵探案》、《亞森羅賓》與《俠盜盧鬢》。二是中國的偵探小說搬上大銀幕或是偵探作家擔任編劇的作品，程小青就是一個指標，他1930年代開始或者作品翻拍為電影，或者為電影公司撰寫偵探電影的劇本，這些電影包括1931年的《舞女血》、1932年的《江南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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