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夜叉》的台灣之旅（下）：日本名著本土化？戰後台語電影的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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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夜叉》的台灣之旅（上）：男性復仇小說，何以成日本文學名著？
步入1930年代，《金色夜叉》在台灣依舊魅力不減。標榜為台灣人發聲的《台灣民報》，雖名之為報，但從1923年創刊以來，前後以月刊、旬刊與週刊的形式問世，直到1932年終於以《台灣新民報》之名每日發行。《台灣新民報》日刊化之後，也帶來新聞連載小說，連載小說的特色之一，就是經常加入大家所共知的事件，塑造共時性的效果。1935年阿Q之弟（徐坤泉）的《可愛的仇人》於《台灣新民報》學藝欄連載160回，引起極大迴響，1936年單行本出版，在日治時期便達三版，銷售量更是刷新讀書市場的1萬冊。
依1936年擔任《台灣新文學》主編的王詩琅說法，徐坤泉小說走紅的盛況，是「一時家傳戶誦，雖人力車伕，旅社女傭，也讀這些作品」。在這部以高雄為背景的小說當中，夜市、百貨公司、汽車、咖啡館、電影院成為作者描述城市的元素，作者透過男主角萍兒與女主角麗茹在電影院觀看《金色夜叉》的橋段鋪陳兩人的感情：
麗茹看到貫一與其情人阿宮在那悽倉的月夜，決裂於砂坡的時候，不覺為貫一灑了無數的清淚，同時亦恨阿宮不該為金錢所迷而嫁給罪惡資本家的富山，麗茹真的哭了起來了，她的手緊拉著萍兒的手，顫顫的微動著……。
也在1930年代中期，1934年至1937年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楊基銓，在《楊基銓回憶錄》當中也提到，對文科學生來說，高校時代是課外書閱讀最多的時光，在他的閱讀書單裡，就包括了《金色夜叉》，有趣的是，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間貫一熱海告別的那段話。
戰前文化人轉戰台語電影
前述是《金色夜叉》在戰前對台灣的影響。到了戰後，《金色夜叉》對台語電影有兩個層面的影響：一是年輕時受《金色夜叉》衝擊的張深切，戰後從戲劇轉戰台語電影，就像他在《里程碑》當中所說的，「在台中創辦台灣演劇會，而至近年再加入藝林影業公司，這一連串的演劇關係，究其淵源，可以追溯東京中華會館的演劇為濫觴」；二是台語電影果真有《金色夜叉》的作品問世。這兩件事情表面上看似無關，但背後卻是戰後大眾文化的變遷。
1956年何基明導演的《薛平貴與王寶釧》出現之後，掀起台語片的熱潮，幾位在戰前參與文藝活動尤其是戲劇的文化人，也在此刻紛紛投入台語片的製作。例如戰前參與台灣文藝聯盟的賴明弘1957年成立「台灣影業公司」，由呂訴上編導《愛情十字路》，這是一部以現代社會為背景的三角戀愛故事。也例如張維賢1957年成立「東陸影業」公司，拍攝《一念之差》，這部電影相關資料匱乏，如果依廣告來看，應是以現代社會為背景的愛情故事。1958年林摶秋也成立「玉峰影業公司」，雄心勃勃地建設湖山製片廠準備一搏。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多不是為了趕流行或賺快錢，而是帶著使命感要改革台語電影。張深切也是如此，他在1957年成立藝林影業公司，根據呂訴上的《台灣電影戲劇史》，藝林公司的股東包括陳逸松、劉啟光等人，匯集文化界、工商界等名流，不但資金雄厚，而且募集新人30人，講師除張深切為主之外，還積極洽詢藝文界名人。
張深切之所以從戲劇涉足到電影，1957年在《民聲日報》所發表的〈我編導《邱罔舍〉一片的動機與目的」當中，可以一窺究竟。張深切認為台語電影當中，《薛平貴與王寶釧》與《雨夜花》是最值得重視的兩部作品，前者是歌仔戲，後者是改良戲（歌仔戲的改良唱法）搬上大銀幕，之後的電影大多仿效這種類型。然而，在張深切看來，台語電影這樣的發展潮流非常危險，有識者因而對台語電影不屑一顧。
為此，他投入台語電影改革，其目標是：戲不亂做、話不亂講、服不隨便穿、樂不隨便配、歌不隨便唱、景不隨便採等六個要點，簡言之，就是要以做戲劇的認真態度來拍台語電影。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張深切有這樣的變革之心，藝林影業公司的投資人陳逸松也有志一同，在《陳逸松回憶錄》裡可以看到他對台語電影越趨低俗的發展頗感憂心，於是支持張深切投資電影事業。
轉入電影圈的張深切創作活躍，寫出了《邱罔舍》劇本兩部、《婚變》、《生死鬥》、《人間與地獄》、《荔鏡傳》等劇本，不過，真正拍成電影的只有《邱罔舍》第一部。這部電影已不可考，幸好在1998年出版的《張深切全集》當中還能看到劇本，基本上，邱罔舍就是鄉里間幽默時而捉狹的人物，透過這個角色帶出笑料與人性轉折，邱罔舍的笑料元素裡，台語的語言魅力是核心。
藝林影業公司雖然股東組成陣容浩大，但一部《邱罔舍》之後就宣告結束。這部作品雖然獲得1957年第一屆台語片影展的特別獎，不過，票房不佳導致公司內部的紛爭，營運也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這不僅是張深切個人的失利，也可以說是戰前活躍的文化人在戰後的集體挫敗。
1957、1958年是台語電影一個微妙的分界線，戰前活躍在戲劇領域的張維賢、張深切、林摶秋在戰後不約而同在這個時間點轉戰電影界，他們都有很強的使命感要改革台語電影。以張深切為例，他所要改革的對象就是歌仔戲電影與改良戲電影兩種，他的態度就像是1930年代的知識人，他們認為歌仔戲粗鄙甚至有違風化，1930年台灣民眾黨的黨綱便有禁止歌仔戲。
張維賢、張深切與林摶秋想要改變現狀，但張維賢與張深切卻反成為「一片公司」的電影人，林摶秋出身礦業家族，能夠奮鬥較久，五部作品收尾。附帶一提的是，戰前活躍的文化人拍的電影唯獨林摶秋的作品有所保存，2019年林摶秋的四部作品修復版問世，在影像裡，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年代未能得到共鳴，但卻是注入戲劇魂的導演的認真作品。
台灣本土版的《金色夜叉》
為什麼戰前活躍的文化人在此時刻紛紛失利？
戰後大眾文化生產機制的變化是一大關鍵。儘管戰前台灣已進入廣播與電影的年代，不過，台灣人所能掌握的媒介資源相當少。到了戰後，廣播與電影的媒介外加戰前就極具人氣的歌仔戲，產生了加乘的效果。歌仔戲不僅僅是一場場戲台演出的戲劇，而是廣播電台也播放，甚至廣播電台索性也成立歌仔戲團，大銀幕上也有歌仔戲的熱鬧景況。
類似的情況，1960年代再演繹一次。林福地導演1964年的《金色夜叉》就是一個例子。這部電影的底片已不可考，如果以廣告海報來看，「風行世界暢銷著名文學改編至聖愛情倫理文藝巨片！」「無情的正月十七夜，無論明年的今夜，後年的今夜，十年後、百年後！」的宣傳字句，乃至仿《金色夜叉》小說當中間貫一熱海告白後將阿宮推開一景的圖畫，都標示這部電影是以《金色夜叉》為基礎。
這版本的《金色夜叉》亮點之一是文夏的主題曲，文夏的台語歌曲《金色夜叉》堪稱台語歌曲當中的異數，因為這首歌曲共分四部，時間也長達極為少見的12分鐘。這首如同歌劇一般的流行歌曲當中，可以看到台語電影《金色夜叉》的劇情結構基本上與小說相同。有趣的是，男女主角的名字改以在地化的文雄與阿惠，宮澤家對間貫一所提留學歐洲的條件，也改為彼時台灣青年所嚮往的美國。
重點是文夏。當戰前活躍的文化人成立電影公司準備改革台語電影之際，1957年也是台語大眾文化重要的一年。這一年，33又3分之1轉唱片取代78轉唱片，「亞洲唱片」開始製作台語流行歌曲，也迅速成為台語歌曲的盟主，文夏與洪一峰都是亞洲唱片的歌手。在唱片、廣播電台等媒介下，兩人在1960年代成為台語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並參與演出多部台語電影。
然而，當1950年代台語大眾文化的生產機制從廣播、電影與唱片開始蓬勃發展之際，同時也是國語政策強力推行的時刻，國語電影隨著1960年代中影的健康寫實主義與香港影電影取得優勢地位，外加國語流行歌曲，台語大眾文化開始被視為次等文化。
《金色夜叉》的台灣之旅，恰可帶出戰前戰後台灣大眾文化變遷樣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