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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翻台灣電影史第一頁:獨臂青年高松豐次郎的新足跡(上)

高松豐次郎(左)受伊藤博文(右)的鼓勵前來台灣進行電影放映。 圖/維基共享
高松豐次郎(左)受伊藤博文(右)的鼓勵前來台灣進行電影放映。 圖/維基共享

歷史的考掘,時而像在山窮水盡無疑路的絕望之際,卻意外尋覓到通向前方的路,也一見前所未見的風景。將電影帶到台灣的高松豐次郎的考掘,就是一個例子。

伴隨1980年代本土化的腳步,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的研究,於1990年代開始浮出。高松豐次郎的名字首次出現,是李道明教授1993年9月於《電影欣賞》所發表的〈電影是如何來到台灣的?重建台灣電影史第一章(初稿)〉。這篇文章提到,他是在日本國立美術館的電影中心裡,看到市川彩的《亞細亞映畫之創造及建設》(アジア映画の創造及建設,1941)一書中的〈台灣電影事業發達史稿〉,提到高松豐次郎來台灣經營電影事業一事,開始追索高松豐次郎其人其事。

而後,李教授在1995年1月的〈台灣電影史第一章:1900-1915〉對高松豐次郎在台灣的電影事業經營有更豐富的敘述。自此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左右,雖有後繼研究者,但基本上是從李教授所建立的歷史框架,對高松豐次郎在台灣的活動進行推敲、研究。

高松豐次郎的基本輪廓是:他受伊藤博文的鼓勵前來台灣進行電影放映,來到台灣之後,後藤新平也協助高松豐次郎進行電影放映,乃至拍攝影片宣傳殖民政府在台灣的治績。此外,他在事業的高峰期也曾經擁有八家電影館。

至於高松豐次郎的活動範圍,也就是在台灣之間不斷往返。不過,近日筆者查找資料時,發現沖繩縣立藝術大學世良利和2016年的博士論文《早期沖繩電影史諸狀況》(初期沖縄映画史の諸相)當中,提到高松豐次郎事實上在往返日本與台灣期間,也到沖繩進行電影巡映,次數多達35次,其中又以日俄戰爭前後往返次數最多。

面對新發現的歷史資料,該如何重新討論高松豐次郎的電影放映?高松豐次郎來台灣有相當的政治性,因此也應可從新興帝國日本的視角與電影的政治宣傳功能來檢視。

高松豐次郎在學期間,曾在著名的落語家三遊亭圓生門下學習單口相聲。圖為三遊亭圓生。 圖/維基共享
高松豐次郎在學期間,曾在著名的落語家三遊亭圓生門下學習單口相聲。圖為三遊亭圓生。 圖/維基共享

高松豐次郎的坎坷人生

高松豐次郎1872年出生於福島,父母經營溫泉旅館,18歲的高松豐次郎對經營旅館溫泉不感興趣,藉口要考軍校離開家鄉,實則想留學墨西哥學習採礦技術,但卻因為身高過矮落榜。高松豐次郎想要留學墨西哥之舉,可以看到他對新興文明事物的興趣,這在他生命歷程裡屢次可見。

為何留學墨西哥學採礦?先從採礦來說,明治維新之後政府加速工業化腳步,1869年開放一般私人開礦權利,於是迅速出現一股開礦熱潮。開礦不僅是開礦,開礦需要電力、一定的人口等條件,也因而開礦之處也形成一個新的小城市般的聚落,學習採礦可說是一個新的發展機會。

至於留學墨西哥,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因日本人口稠密資源有限,開始推動移民政策。高松豐次郎想前往的墨西哥,1882年日本政府開始與墨西哥相互承認與通商,1880年代中後期,日本也開始出現移民美國的團體,移民墨西哥能否成行一直受到討論。經過多年討論,1897年36名的移民團從橫濱出發,但是他們因為感染霍亂、墨西哥雨季無法進入叢林等因素,最終失敗告終。36人名單裡有幾位是來自岩手與宫城,都是高松豐次郎出身的福島附近的地方。

高松豐次郎幸好躲過劫難,不過,立志出鄉關的他改以到美國為目標。為此,他到打棉工廠工作賺錢完成渡美夢想,然而,改變人生的事件就此產生。高松豐次郎領著工廠高薪的危險津貼,但這個工作自然相對風險高,果不其然,他工作時不慎左手三分之二被機器切斷。

明治維新雖然帶動日本的工業化,但勞資相關的法律卻仍付之闕如,打棉工廠只願給高松豐次郎少少的慰問金,理由是他本來就是領高風險高待遇的危險津貼。高松豐次郎手術後原本應該在醫院裡休養40天,未料,工廠規定兩個星期未到就解雇,出事後第10天高松豐次郎就忍痛繼續上班。

1894年,因勞動事故少了一隻手的高松豐次郎決心攻讀法律捍衛權益。這年,他進入明治法律學校(今日的明治大學)就讀,當時伊藤博文就是學校顧問,他對這位獨臂學生印象深刻。高松豐次郎少了一隻手,但這位明治法律學校畢業的高材生,卻有個好頭腦和便給的口才,他在學期間,在著名的落語家三遊亭圓生門下學習單口相聲。1897年畢業回到家鄉想到礦山工作,未料,他看到的不是幾年前所想的發展良機,而是礦工勞動者的貧窮。

此刻,日本最早一批的社會主義運動者片山潛正在東北活動,準備集結勞動者的力量,兩人一拍即合,高松豐次郎貢獻的就是他的腦與嘴。日本最早以勞資關係為主題的勞動劇是1899年的「二大發行國家之光職工錦」,這齣舞台劇的作者便是高松豐次郎本人。

然而,1900年治安警察法頒布,條文中賦予警察對集會終止甚至解散的權力。這對勞動運動是一大打擊,高松豐次郎腦筋動得快轉戰電影放映。最重要的理由是勞工集會可能隨時被終止,但電影作為新奇玩意兒仍處於無法可管的模糊地帶,尤其是戶外電影放映填充放映所需的瓦斯需要約40分鐘,這段時間剛好可以拿來即席演講。

「基隆座」為基隆市第一家電影院,興建於1908年3月2日,創辦人為高松豐次郎。 圖/國家文化記憶庫
「基隆座」為基隆市第一家電影院,興建於1908年3月2日,創辦人為高松豐次郎。 圖/國家文化記憶庫

圖為日治末期皇民化運動期間的第二代嘉義座前,座主為日本人高松豐次郎。 圖/國家文化記憶庫
圖為日治末期皇民化運動期間的第二代嘉義座前,座主為日本人高松豐次郎。 圖/國家文化記憶庫

獨臂青年台灣電影放映的起點

也就在這一年,伊藤博文找來高松豐次郎放映電影。伊藤博文在日本邁向新興帝國之路上,是個關鍵的人物,日本是內閣制,他四度擔任內總理大臣,甲午戰爭的發生與馬關條約的簽訂都在他第二度總理大臣任內。不過,儘管日本在甲午戰爭獲勝並因此得到台灣,但日本國內卻有「台灣賣卻」的呼聲,也因此,台灣治理對伊藤博文來說,是個重要的問題。

伊藤博文敏銳地注意到可以電影進行政治宣傳,這也許與他在電影問世之初便有觀影經驗有關。1897年,引入愛迪生放映系統的荒井商會在東京的歌舞伎座請來各國公使、政府大臣與社會名流前來觀看。這一夜,工作人員發現伊藤博文赫然在座,此刻,他是內閣解散後的自由之身。1900年,伊藤博文找來高松豐次郎在赤坂的餐廳放映電影,此刻的伊藤博文,或許思考著要找那些人去台灣發展幫忙治理?

他對高松豐次郎說,「你說過一些社會主義的演講無所謂,我會做你的後盾,去台灣巡映電影吧」!也許因為伊藤博文願意當後盾的承諾下,高松豐次郎隔年先行來台考察,按市川彩〈台灣電影事業發達史稿〉的說法,高松豐次郎1901年就曾來過台灣。推估應是先來了解狀況試水溫,而後,1904年開始較長期在台灣生活。其間,他也因為影片來源之故往返日本與台灣。

伊藤博文注意到電影作為政治宣傳之用,電影卻也因為戰爭在日本掀起人氣。日本媒介的發展非常有趣,都與戰爭有關係,明治維新之後,1877年爆發西南戰爭,人們關心戰況的發展,爭相讀報了解最新情勢,也因此奠定報紙的存在基礎。

至於電影,則是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吉澤商店等多間公司派出攝影師拍攝戰況,人們關心戰況之故,電影也因此奠定人氣地位。有趣的是,因為日俄戰爭影片大受歡迎,片商想辦法製作以日俄戰爭為主題的電影,有的確實是日俄戰爭畫面,但有的卻是虛構、只為了賺錢而為之。無論如何,日俄戰爭電影在日本可以說是高人氣。

高松豐次郎第一次出現在《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是在1904年5月24日。報導指出他在淡水館放映日俄戰爭相關的《旅順的海戰》(旅順の海戰)、《日本兵的練習》(日本兵の練習)等影片的實況。高松豐次郎的口才與台風畢竟已在日本磨練過,報導特別提到他能用滑稽又簡單明瞭,連小孩都能懂的語言解說。

高松豐次郎不愧是帶動氣氛的高手,報導還提到放映的最後,高松豐次郎從自己的左手被機器割斷的人生辛酸,乃至因而從事勞工運動等歷程向觀眾報告,這些話就像準備在台灣長期發展的高松豐次郎對觀眾的自我介紹。

高松豐次郎是伊藤博文請來台灣進行電影放映的,自然不會是單槍匹馬。他的電影放映,一開始是以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為平台,這是後藤新平的妻子後藤和子1904年所發起成立的協會。成員主要是在台日人的妻子以及台灣社會賢達的妻子,宗旨在於推動社會公益與慈善活動,台北、台中與台南都設有分部。高松豐次郎以這些分布為組織,進行電影放映。

另一方面,官方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也對高松豐次郎的一舉一動,舉凡日本返台歸來帶來的影片、為台灣總督府拍攝的影片、電影事業版圖介紹都有詳盡的報導。

這是原來我們所知的高松豐次郎來台前期的活動狀況。

▍下篇:

重翻台灣電影史第一頁:獨臂青年高松豐次郎的新足跡(下)

描述日俄戰爭旅順口海戰的版畫。 圖/維基共享
描述日俄戰爭旅順口海戰的版畫。 圖/維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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