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老天爺賞飯吃」——賈培德的配音人生
甚麼是配音？
雖然主持過多年的廣播節目，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配音員才是德仔較為人所知的身分。
配音，本質上是一種聲音的「表演」。身為廣告配音員，就更需要具備多變的聲音表演能力，才能滿足廣告代理商多元的需求，與各種不同類型的廣告案件需要。為了詮釋情緒與行銷目的各異的文稿，廣告配音員需要揣摩不同年齡、不同腔調、不同職業背景的角色聲音。此外，還需要精準控制語速，在一般素人很難察覺到的半秒至一秒間調整語句長度，還得模仿各種口音，創作出特殊、引人注意的音質以符合各種要求，更不用說清楚完整的咬字基本功。
要達到這樣的專業度，僅僅只是擁有美好音色是不夠的，還需要經年累月的實戰經驗以及持之以恆的自我要求與鍛練才能達成。
「無論是哪一種配音員，你都不能只用『老天爺賞飯吃』來形容他們的工作。當然，良好的聲音品質是成為配音員的基本條件，但絕對不是充分條件。最終決定一個人是否能在這一行站穩腳步的關鍵，有更大部分在於是否能駕輕就熟地將聲音控制在穩定且平均的狀態，那是需要長期的自我訓練才能養成的技術。」德仔如是說。
德仔進一步說明，每一年，都有許多擁有聲音天賦的新人想進這一行，但以男性廣告配音員來說，平均二至三年，才會出現一位能穩定以此為業的新血。
從事配音工作，確實有不少吸引人的地方，例如工作有尊嚴、工作時間彈性，以及單位收入高等等。
除了部分配音員有密切合作的經紀公司之外，大部分的廣告配音員都是個體戶，自己管理自己，無需看老闆臉色或經營麻煩的辦公室人際關係，擁有高度的自由與工作尊嚴。就算偶爾還是會遇到白目的客戶，也可以隨時請他另請高明，有權利不接少數不喜歡的工作，而不至於太過影響到自己的整體收入。
此外，配音員的工作時間很自由，除了一些電視節目旁白需定期錄製之外，算是非常具彈性的工作；規劃旅行也很方便，即使消失個一兩個禮拜，回來後也不用擔心工作不保。
配音員也是個單位收入很高的行業，月收入超過十萬的廣告配音員比比皆是。錄製一則長度十秒的電視廣告是三千元起跳，不同產品的收費方式雖然不一樣，但工作一小時的酬勞至少會有一千元以上的水準。戲劇配音員的收入較少一些，一集卡通或連續劇的酬勞大約是六百至八百元不等。
這樣的收入應該也算高薪一族了吧？但是，如果與其他國家的配音業一比，便會發現到很大的落差。日本的動畫配音一集的酬勞換算成台幣是五千元起跳，約是台灣的八倍以上，這還不算台灣配音員常常必須同時配三到四個角色，工作量更為繁重。廣告配音的落差也很明顯，中國大陸的頂級廣告配音員配一支十五秒電視廣告的價碼，是台灣同級配音員的五倍，大約是新台幣三萬元。
在享受自由以及高工資的同時，也伴隨著不完整的勞動條件。由於大多數配音員都是個體戶，無法享有一般上班族都有的勞健保、員工旅遊、三節獎金、年終獎金或各項津貼。配音工作完全是「按件計酬」，更不可能有任何婚假、病假、生理假、產假等帶薪假期。
配音員的職業壽命，是有限、且通常短暫的。德仔一直覺得配音員就像賺得沒那麼多的職業運動員，在相對高的收入條件下同時也承擔相對高的職業風險。人的聲音是會變化的，當生病或感冒而倒嗓，或者因為過度使用導致聲帶長白斑、長繭，都可能瞬間結束配音員的職業生命，這種職業傷害非常殘酷、一旦發生即無法修復。隨著年紀的增長，聲帶也會漸漸鬆弛，聲音會變得更為低沉與沙啞，一般來說大約五十歲以後，能接的配音工作就會明顯減少。
觀眾的口味也會隨著流行的更迭而改變，曾經吃香一時的聲音，可能突然沒有理由的不再受到喜愛而面臨被淘汰的命運，這種市場的變化是配音員難以掌握或預測的。配音員在這點上，跟演藝人員很像。
在近三十年的廣告配音市場上，台灣廣告界流行的聲音質地至少發生過兩次明顯的改變。整體而言，從較端正純粹的音質與咬字，不斷朝向更為自然、更接近素人的音質與咬字轉移。無法跟上市場改變幅度的配音員，尤其是聲音早已定型多年的資深配音員們因此頓時失去工作機會，大量失業。
由於行業規模過小、轉業困難，如何在有限的職業生涯中，儘快賺到足以支撐家庭開銷與退休生活的存款，對德仔這樣的配音員來說，是一項嚴肅且充滿壓力的課題。
配音員的社會處境
論及配音員的社會地位，台灣的戲劇配音員，相較於日本，其實地位真的不高。最大的原因是日本有自產的動畫產業，日本聲優（配音員）就是那個角色的創造者，基本上與演員地位差別不大，可以擁有很高的媒體關注度、宣傳預算以及經紀人。台灣內容產業孱弱，電視台雖多，大部分內容卻都是別國的動畫或戲劇，配音員僅是將已由他人詮釋過的角色，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而已。
德仔說，一個在廣告配音圈子內站穩的配音員，年收入想要超過百萬，真的是輕而易舉的，但他還是常常從他人的好奇之中，發現人們對這個行業有許多誤解。最有趣的誤解是：「你是配音員，那你的主業是甚麼啊？」在許多人的想像裡，配音這種接案子的工作收入不穩定，加上經驗中又很少聽到有人做這行，便會產生配音只能當外快的印象。
即使廣告配音員算是高薪一族，但從業人數少，整個業界的經濟規模就不可能大。配音員的工作範圍也相對單純，主要是跟各錄音室、電視台合作，製作公司或廣告公司再透過錄音室跟配音員聯絡，依靠經紀公司推案的需求並不強，因此大部分的廣告配音員都是「跑單幫」，自己接案就綽綽有餘了。
不僅僅是在於勞動條件的差異上面，人數的「少」，在其他方面也為配音員造成許多的困擾。因為人數少，在主要的社會結構以及各項規範上，就不會將這群人考慮進去，這不見得是歧視，但這的確是一種忽視。既然看不見這些人的存在，當然也就不易瞭解到這些人的需要。由於全台灣所有的配音員加起來不超過一百人，人數少導致能見度低，政府在考慮各項勞動政策時，也就從來不會顧及他們的需求。
德仔讀大學的時候申請了兩萬元額度的學生卡，那時不需要財力證明就能辦。在告別學生身分之後，即使已經年收百萬，卻無法辦額度更高的信用卡。因為配音員的工作收入，稱為「執行業務所得」，相對於薪資所得，這種收入別是非常多樣化的類別，政府整理這些資訊所需要的時間也更久。因此，配音員們永遠無法申請到「去年度」的所得證明，而需要再過一年才能得到這些資料。可是銀行為了確保償債能力，都需要前一年度的所得證明作為申辦條件，由於這樣的時間差，要辦卡真的是難上加難。
在貸款方面，一個人的償債能力（收入+資產），會決定你在買房子時能貸到的成數。三十二歲時德仔打算買房子，捧著好不容易存到的房價兩成存款，希望向銀行貸到在當時並不算高的房價八成貸款。跑遍了各家銀行，噩夢再次重現，所有銀行都只認德仔拿不到的「前一年度」所得證明，德仔甚至將當年收到的幾百張扣繳憑單全數影印交給銀行，想要證明該年度依然擁有足夠的償債能力，但最終只換來銀行的一句話：「先生，不好意思，您這種工作在我們的規定裡就是一個月三萬五，只能給您房價六成五的貸款。」
後來還是拜先前長期與同一銀行往來良好的紀錄，那間銀行幾經考慮後才給了他房價八成貸款。這絕對不是銀行故意找配音員這一行的麻煩，歸根究底，還是因為配音員人數實在太少了，許多社會規範很自然地排除了配音員的生活處境。
廣告配音員由於人數稀少加上養成困難，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是被視為藝術創作者般對待，廣播與電視廣告配音的版權也是如同音樂版權一般處理，多版本與多年度皆必須分別收費，享有受智慧財產權保障的權利地位，但這在台灣則是天方夜譚。
在台灣，配音員們在工作開始之前常被要求簽下一紙切結書，表示放棄一切著作權利。雖然在業界的潛規則裡，某些程度的版本改作廠商依然會付費，但只要有任何爭議發生，配音員們總會因為這紙切結書而百口莫辯，求助無門。個別配音員因為害怕失去工作加上缺乏工會奧援，使得台灣的廣告配音員不得不讓出自己應得的權利，將自己置於法律上弱勢的一端。
談到工會，為什麼台灣的廣告配音員難以得到工會奧援呢？那是因為台灣的配音人員職業工會長期由戲劇配音員主導，從來鮮少對廣告配音員投以關愛的眼神。相對於戲劇配音員來說，廣告配音員的人數更為稀少，在工會中影響力低；工會主事者由於本身工作經驗的局限，對於廣告配音員的工作處境了解亦不足。換到另一個角度來看，許多廣告配音員也因為預期加入配音工會沒有太多好處，而寧願把勞健保掛在其他工會或是朋友的公司裡而不願加入配音工會，廣告配音員們對工會的影響力就因此而更弱，形成惡性循環。
這一兩年來，透過網路，廣告配音員們漸漸組成人際社群，並開啟與配音工會的互動，期待未來能使廣告配音員的權益得到更多保障。
「人數過少」，一直是廣告配音員在社會上陷於不利處境的最大理由，工作與生活狀態不為人所知，因此幾乎不存在於社會上的所有規則與制度之內。德仔認為，這跟同志在社會上的處境，竟也有幾分相似。回到他自己的生命經驗，他認為許多時候，社會不是故意要歧視，或者刻意打壓你，當一個群體人數過少，就容易被忽略，並且被視為不重要。多數人的冷漠與忽視，也是讓無數「個體」難以融入群體生活的關鍵因素。
※ 本文摘編自《入圍的有王牌配音員賈培德》，更多內容請參閱本書。
《入圍的有王牌配音員賈培德》作者： 賈培德出版社：沐風文化出版日期：2018/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