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與庶民的歧見：酒駕刑事政策何去何從？

寇德曼 27 Feb, 2019

大量酒駕案件，伴隨部分的肇事結果，隨著新聞的報導，讓民眾對於酒駕的厭惡有增無減。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不能安全駕駛罪——俗稱酒醉駕車——自1999年立法以來的這20年來，與毒品（16.14%）、詐欺（15.32%）、傷害（13.14%，主要是車禍）、竊盜（8.11%），佔了地檢署偵查結案的被告人數三分之二¹，成為台灣最主要的犯罪類型之一。雖然從1999年立法以來，本罪多次加重處罰，並多方宣導、教育民眾，但被告人數，仍從2008年的6萬人以下，2011年時超過7萬人，2013年突破8萬人，2014年時更達到歷史最高峰的9萬7千多人²，近3年雖然略為減少，但仍在8萬人以上。

大量酒駕案件，伴隨部分的肇事結果，隨著新聞的報導，讓民眾對於酒駕的厭惡有增無減。近日法務部在行政院的指示下，再次研擬酒駕是否再加重處罰，除肇事刑度朝向「殺人罪」處理外，對於累犯也要加重處罰，但這樣的修法方向，在實務界眼中，不少意見表示無法接受，可見法院與庶民在這件事情上，存在相當大的歧見。

法院對於酒駕的態度

法院對於刑事犯罪量刑上有兩種明顯的特徵，第一種是偏好是能不關就不關，第二種則是能判輕就判輕。

第一種偏好可以用個常見的例子說明，過去的普通竊盜罪不能易科罰金，法官如果不想關被告，只能判處罰金刑或緩刑（通常要與被害人和解）。

但在2001年修正《刑法》後，放寬了易科罰金的規定，普通竊盜罪只要宣告刑在6個月以下，就可以易科罰金，許多原本會習慣判罰金刑的法官，之後就將被告「加重」為拘役或六個月以6有期徒刑，理由很簡單，反正都不用關，乾脆判重一點³。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加重竊盜罪上，2001年修法後，有期徒刑判到法定刑下限的6個月時，被告就可以免除牢獄之災，法官量刑上隨即產生「減輕」的現象，原本過去會判超過6個月，之後都輕判為6個月⁴。從上述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法官量刑的偏好之一，就是讓被告不用關。

第二種特徵，同樣以竊盜罪來當例子，加重竊盜罪的法定刑是6個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法官量刑從來不是在6個月到5年之間常態分佈，而是1年以下的法定刑下限區間，佔了科刑人數的90%以上，真正被判到超過1年、2年、3年的，可說少之又少。

兩大量刑偏好作用下，酒駕犯罪即使立法院在2008年、2011年、2013年三度修法加重，將一般酒駕法定刑上限從1年提高到2年，但一審法官量刑絕大多數仍維持得易科罰金的刑度，比例從2007年的99.5%以上稍微降低到2013年的97.5%⁵，甚至以法定刑有期徒刑2月來判刑者約莫三分之一，若把有期徒刑3月的區間也納入，可以接近7成，充分反映出前述所謂「能判輕就判輕」、「能不關就不關」的法官偏好。

曾經有位法官，對於自己承審幾十件酒駕案件，只要是初犯，幾乎不問對象，一律判最輕的有期徒刑，氣得配對的公訴檢察官（法官檢察官基本上固定配對）訴諸媒體，更罕見的提起上訴。

2月26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左）、交通部長林佳龍（右）針對酒駕在立法院備詢。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法院為什麼會有這種量刑偏好

法院會有樣的量刑偏好，不僅僅是個案法官上的決定，很多時候會考慮到被告和檢察官的需求。對檢察官而言，單純酒駕屬於輕犯罪，只要起訴後不判無罪，原則上都可接受，對被告或辯護律師來說，不用入監服刑是最低可接受的範圍。如果逾越了雙方的底線，幾乎都會提起上訴，挑戰法官的判決。

也因此，處理單純酒駕案件，法院幾乎都會用簡易程序結案，判有罪、不用關，來滿足檢察官、被告的需求，以此程序結案後，雙方也不能上訴，法官的判決也是達到「折服」當事人的效果，可說皆大歡喜。

修法若要限縮法官的量刑權限，甚至強迫被告要入監服刑的時候，法官和律師自然就會群起反彈。法官擔心法定刑太重，自己不能輕判讓被告免關，對方就會上訴挑戰自己的判決，影響折服率；律師擔心法定刑太重，自己不能替被告爭取免關，對客戶不好交代；甚至法定刑太重，也會讓監獄人滿為患，造成檢察官和矯正署執行上的問題，法務部也未必會支持。

在這種各取所需的立場下，法律圈碰到庶民倡議要修法重刑化時，自然會表示反對，認為重刑無用，畢竟庶民無法證明如果加重刑責，就一定能夠解決酒駕問題。

特別是客觀統計數字上顯示，儘管2008年以來三度修正酒駕刑責，被告人數並沒有明顯減少，還如本文一開始所引述的一般，自2008年到2014年還持續增加，就表示修刑法不足以解決酒駕的問題，反而應該從教育、宣導不應酒駕的方式，來取代重刑。同時，主張酒駕背後社會問題眾多，若不以社會政策來根本預防，徒然加重刑度，只會累死第一線的院檢警人員。

庶民為何不能理解法官？

法律圈往往疑惑，民眾為何不能理解此種「重刑無用論」的思維，而一味要加重刑度，彷彿重刑化就是萬靈丹一樣；但站在民眾的立場，也會疑惑為何法律圈總會認為被告可以教化，所以不要處以重刑？

2008年到2013年固然修過三次酒駕刑責，法定刑是加重了酒駕的刑度，但實際上並沒有增加被告入監服刑的比率，甚至還因為警方大力取締酒駕，被告人數增加的關係，這個比率還減少了。

依照法務部的統計，2009年酒駕入監服刑人數，相較於當年判處拘役以上自由刑的被告人數，約為24.7%，但在2011年、2013年兩度修法加重刑度的隔年，入監服刑的比率反而降為18.7%和14.3%⁶。

理論上，法定刑上下限提高的結果，法官量刑應該尊重立法者的意思，加重刑度不是嗎？為何從入監服刑的比率上，看不到此一結果？在民眾看來，自然會懷疑法官根本沒有在重判酒駕被告，犯罪人數自然無法減少？所謂「重刑無用論」根本就是假議題。

再來，法律圈總推崇教育宣導的社會政策，才能根本改善酒駕犯罪問題。但自這20多年來，政府機關從上到下，宣傳酒後不開車的標語，恐怕從來沒少過，但酒駕累犯比率反而越來越多，從2016年的24.3%提高到2018年的31.3%，民眾反而會懷疑，為何法律圈不能理解重刑化的必要性，迷信只要「教育宣導」就像召喚寶可夢神獸烈空座或是亞瑟王要追尋的聖杯一樣，就可以解決酒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