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便當的法官倫理（二）：誰的「不良」觀感？

孫健智 17 Mar, 2020

回到《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這條規定不應解釋為「法官不應引起社會不良觀感」，第一個理由就是，這種解釋在《評注》當中找不到根據，更牴觸了《評注》的內容。

從前面的說明來看，「妥當」與「廉正」這兩項準則對法官的要求，都無法直接以「社會觀感」作為判斷標準，而是應以法官的職務、法官履行職務的能力，以及法治與民主的理念為判斷標準。

對照之下，《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規定，法官應該保有的高尚品格、應該避免的不當行為，以及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象的行為，其具體內容與範圍，也應當以法官的職務與權限為核心，加以界定。

當然，違反「妥當」與「廉正」的行為，通常都會引起社會不良觀感，但因此直接以社會觀感作為法官的行為準則，是倒果為因。這就像我們在法庭上看到的毒販，大抵都是吸毒吸到自己在賣毒品，我們卻不能因此把吸毒當成販毒、或把販毒當成吸毒來處罰。

因為「法官」，所以「倫理」

第二個理由在於，把《法官倫理規範》第5條解釋為「法官不應引起社會不良觀感」，將涵蓋過廣，而管得太寬，就會失去正當性。

《法官倫理規範》不是《心經》或《靜思語》，也不是吃飽閒閒拿來修身養性用的。《法官法》要求法官遵守它（第13條），還將「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列為個案評鑑的事由（第30條第2項7款），而評鑑通往懲戒，不遵守倫理規範的法官，嚴重的話可能連工作都丟了。

我們首先是人，接著才是法官。法官作為國民而享有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法官倫理規範》則對這些權利加以限制，其限制及於言論、行為，乃至於思想，如此廣泛、往往也十分嚴格的限制；之所以正當，是因為接受這些限制的法官，才能撐起民主法治憲政國家的司法。

我們本來就是因為當了法官，才必須受到《法官倫理規範》的拘束，這種拘束的正當性，也就只能建立在法官的職務、法官履行職務的能力、法治與民主的理念上。在這些基礎之外，妄加訴諸「社會觀感」，其正當性就會大有問題。¹

明確的規範才是可行的規範

第三個理由在於，「社會觀感」其實是非常空洞的概念：「社會觀感」到底是什麼？誰的觀感才算是「社會觀感」？它是社會主流的觀感，還是多數人的觀感？我們又該怎麼知道它對法官的要求是什麼？或者我們只能說，「我看到我就知道」（I know it when I see it）？

這麼不明確的概念，不要說當成《法官倫理規範》的內容，就連拿來要求一般人，都不適當，因為在如此模糊的規範底下，到底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事前難以理解或預見、事後也難以審查或確認。²

強調公眾對司法懷有極高的期待，或是引述「能夠成為法官，是一種特殊的榮譽，因此應該要有與這份榮譽相襯的舉止」之類名言錦句，都只是好聽而已，沒有實質意義。如此吹捧身為法官的殊榮，無法幫助我們理解，《法官倫理規範》到底要求或禁止什麼樣的行為。

不要給法官造神

第四個理由在於，不要給法官造神。擔任法官的人不該將自己神格化，人民也不該以神的標準來要求法官，因為審判只能是人對人的審判。而沒有這層認知，就會脫離現實，《法官倫理規範》就會跟著失去意義。

臺灣社會想像的法官形象，向來自相矛盾：人民想像法官是神，時而懷有日審陽夜判陰的幻想，時而批評法官不食人間煙火，而看到法官像人、是人、也要吃喝拉撒睡、也有親人朋友、也有情緒、會高興會生氣，卻又要抨擊法官言行不檢。

如果我們考慮到法學論證的本質，就不難發現，無論出於敬意或敵意，這種法官形象都是有害的。法官必須在裁判裡說明，抽象的法律條文，怎麼適用到具體的個案事實上，可以說，裁判就是，透過說理與推論，交代法官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與結果。

法官總不能說，儘管我找不到相關的法律、也講不出像樣的理由，但我憑著自己的道德良知、憑著自己的憲法意識、人權意識、憑著自己的人格特質、憑著我處處合乎社會觀感的思想言行，打從心底就認為這樣的裁判是對的。所以這就是對的。

雖然法官的道德良知是司法獨立的最後屏障，但光憑道德良知，是無法讓法律生效或失效的。我們是民主法治憲政國家，只有立法院可以制定法律，只有大法官可以宣告法律違憲。法官的道德良知、人格特質、憲法意識或人權意識，都不是越權濫權地扮演立法者或大法官的正當理由。

儘管《評注》告訴我們，「對於司法機關的信心，不僅建立於其成員之能力及勤勉之上，而且也建立於其廉正及道德正直上。」（第109點）臺灣的困境卻在於，越是把裁判的正確性建立在法官的高風亮節上，就越是沒辦法就事論事地檢討那些為人稱道、或引起爭議的裁判，而這會阻礙社會的進步。拿社會觀感來填充法官倫理的內涵，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