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接故意殺人就不會是最嚴重罪行嗎？湯景華案省思與法院誤譯

案情與量刑理由摘要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66號案件，也就是媒體所謂的湯景華殺人案案情是這樣的：湯景華因為跟翁姓、江姓友人起衝突，拿了一疊浸過汽油的報紙，在某天半夜三點左右，放到翁姓友人住處騎樓的機車腳踏板上，點火之後人就離開。

火點起來之後，迅速燒燬停放在騎樓的五輛機車，還繼續往二樓室內延燒，造成包含翁姓友人的家人在內共六人死亡，二樓另外有位林姓住戶及時逃生，翁姓友人自己則在營服役不在家，倖免於難。

對於這項犯行，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都量處死刑。在最後的確定判決裡，最高法院則痛斥被告「僅因細故，即心生忿恨，在深夜放火燒燬機車以報復」，「無比自私，手段惡劣」、「輕視他人居住安寧、財產法益及生命法益，殃及無辜」、「犯罪情狀極為嚴重」、「犯後並無絲毫愧疚之心，更無悔悟遷善之具體表現」。

儘管如此，最高法院仍撤銷原本的死刑判決，改判無期徒刑。理由是，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規定，這種案件不可以判死刑，頂多只能判無期徒刑。最高法院在新聞稿裡是這麼說明的：¹

依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所犯是最嚴重的罪行，才能科處死刑，已實質限縮刑法死刑規定的適用範圍。而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西元2018年對公政公約第6條做出第36號一般意見的拘束力解釋，對應到我國刑法架構，所謂最嚴重的罪行是指涉及直接（確定）故意殺人的犯行，間接（不確定）故意殺人則不可以適用死刑。

最高法院的見解是，依「公政公約」看法是，死刑只能用在「最嚴重的罪行」，而按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第36號一般性意見〉，涉及直接故意殺人才算得上最嚴重的罪刑，間接故意殺人並非最嚴重的罪行，不能量處死刑。

有在追蹤本案相關報導的讀者，應該早就讀到兩篇相關文章。一篇是吳巡龍檢察官投書批評，最高法院誤譯了〈第36號一般性意見〉，吳檢察官指出，這號意見第35點所稱intentional killing，就是故意殺人，intentional就是故意，包括我國刑法上的直接故意跟間接故意。最高法院將它限縮到直接故意，翻譯本身就有錯誤。

另一篇文章，是廢死聯盟法務主任林慈偉為最高法院緩頰，他認為即使本案判決有誤譯，「把我國法搭配公政公約來解釋的話，國內學說及實務意見大多認為：情節最嚴重罪行的概念範圍應不包含『間接故意』殺人這種態樣」。

碰到法院誤讀誤譯誤解「國際人權公約」，司改團體非但輕輕放下，還提出補充說明，幫法院把判決理由圓過去，這簡直媲美天文奇觀（果不其然過沒幾天宜花東就能看到火流星了）。筆者主張廢除死刑，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確地解釋適用法律。在讚嘆難得一見的天文奇觀之餘，將死刑限縮在出於直接故意的殺人犯身上，在法律上是不是真的站得住腳，仍有待討論。

故意有兩種

《刑法》上的「故意」，指的是對構成犯罪的事實（法學術語稱為「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的知與欲。如果一個人知道，按照行為時的客觀事實，自己的行為將會致使構成特定犯罪所需要的一切事實發生，而這些事實的發生也合乎他的意欲（白話的說，這就是他想要的），他就有犯罪故意。

如同前面的討論已經指出的，在我國《刑法》上，故意有兩種，有「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關於直接故意，《刑法》第13條第1項是這樣定義的：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

關於間接故意，《刑法》第13條第2項是這樣定義的：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

兩者的區別在於，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的「意欲」，形態上有所差異。在直接故意，行為人知道犯罪事實可能會發生，而且他就是要讓犯罪事實發生；在間接故意，行為人知道犯罪事實可能會發生，而且他可以接受犯罪事實的發生。你可以說，直接故意是「明知故犯」，間接故意則是「雖然不是明知故犯，但是結果變成那樣也無所謂」。

舉例來說，如果某個剛喝過酒的人打算開車上路，而他明明知道自己的酒測值已經超標，他就有酒駕的直接故意；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酒測值是多少，但就算超標他也無所謂，他就有酒駕的間接故意。

相對於此，有沒有可能行為人知道自己的酒測值有超標的可能性，但他真心相信應該沒有真的超標，因此非但沒有直接故意，甚至連間接故意都沒有呢？學說上將這種心理狀態稱為「有認識過失」，而法律上也承認這種可能，《刑法》第14條第2項就規定：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間接故意跟有認識過失之間的界線何在，在法學上向來爭論不休；也有部分學者認為，間接故意並不存在，只要知道有可能卻還去做，就通通都是直接故意。在具體個案中，怎麼證明或認定被告到底怎麼想，就是另一個更複雜的問題了。

容任犯罪結果當然好過明知故犯？

《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的，我們的《刑法》並沒有規定「殺人者死」，相反地，《刑法》已經預設，殺人者輕重有別，《刑法》本身就已經要求，法官必須區分殺人犯的情節輕重，只有其中最嚴重的，才能量處死刑。

換句話說，要限制死刑的適用範圍，只將死刑用在情節最重大的殺人犯身上，根本就不需要援引「公政公約」，也不需要訴諸〈第36號一般性意見〉，《刑法》本身就已經內建了這樣的誡命。

那麼，只有出於直接故意的殺人才是「情節最重大」，出於間接故意者當然不算嗎？《刑法》第57條列出諸多量刑因子，要求法院在量刑時必須「審酌一切情狀」，綜合考量，行為人有沒有直接故意，只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別無規定的情形下，機械性地運用其中一項量刑因子，本身就有流於恣意的危險。

或許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最高法院才會試著援引〈第36號一般性意見〉，而如前所述，由於翻譯錯誤——或者應該更加直接了當地說，由於理解上的錯誤，這項嘗試並不成功。

如果我們回到法律概念的定義本身，要成立間接故意，行為人必須抱持著容任犯罪事實發生的態度，在這種心態下，在某些具體個案中，犯罪行為會導致什麼結果，說不定更容易失去控制，也更容易殃及無辜。

就像本案，一個點報紙燒機車的動作，最後燒死了六個人，是因為剛好就有六個人來不及逃跑，假如那個林姓住戶沒有及時逃生，就會是七個人；那位翁姓友人連一根寒毛都沒傷到，只因為他出於種種巧合而不在住處，假如這些巧合都不存在，結果會是怎樣，沒人知道；假如那天二樓的住戶因為某些原因而全家都不在（比方說剛好全家去哪裡露營），很可能根本就不會死人。

這些都是假如，而且都是被告無法控制的假如，而這些假如所促成的結果，是透過間接故意歸責到被告頭上的。當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的結果，抱持著毫不在意、蠻不在乎、交給機緣巧合決定的心態，法院還說因為他是間接故意、所以當然不如直接故意來得嚴重，說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牽強。

終究是故意

間接故意的原文是dolus eventualis，字面意思是「終究是故意」，而《刑法》、「公政公約」或〈第36號一般性意見〉都未曾預設，「終究是故意」當然好過「明知故犯」，光是指出這個殺人犯是出於間接故意、所以不能判處死刑，論理似有不足。

本文從最高法院的誤譯切入，卻也要籲請讀者，千萬不要誤譯本文。筆者並沒有聲稱換做是我就會判死刑（坦白講，我認為被告連殺人的間接故意都沒有，頂多是有認識過失）。筆者主張廢除死刑，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確地解釋適用法律，尤其在涉及人權保障之際，我們需要的，不是虛無飄渺的人權意識、憲法意識，而是憲法、人權法扎扎實實的法律解釋。

• 本文不處理兩公約為什麼是我國現行法、為什麼對法官有拘束力、又該如何解釋適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