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的中國金融副省長，是老虎還是羔羊？

中國經濟下行，形勢嚴峻，許多棘手問題來自地方債務以及地方治理失衡，為強化金融管理效率、防杜風險，近期中共當局增派「金融副省長」，累計約達全國半數省份。雖然中國許多官式分析樂觀其成，咸認將是省級「標準配備」，然而此職務迄今流動性高，歷練功能高於實質成效，恐將淪為官場面子工程。

中國媒體《21世紀經濟報導》指出，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目前有15位金融副省長。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也都擁有金融副市長。

增強黨領導金融工作能力？

所謂金融副省長並非新鮮事，早在2012至2017年，中國已有過三位金融副省長。2017年7月，中國第5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大會主旨為「增強黨領導金融工作能力」，習近平並且指示要「大力培養、選拔、使用政治過硬、作風優良、業務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別是要注意培養金融高端人才。」這是習近平對中國金融人事主題罕見的明確指示。

此後，金融副省長彷彿成了一場習近平「欽定」的政治動員秀，比方現任15位金融副省長，有13位是在2017年這次中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調任的，2018年1月派任了3位「金融副省長」，2019年至第3季派任了6位金融副省長，其中9月最後一週更像在衝業績，派任了4位。

這群金融副省長的普遍樣貌是專業青壯派高管，年約四、五十歲，學經歷漂亮，多專攻經濟、金融、財務、管理等領域，在大型銀行、證監會系統等金融專業工作二、三十年，雖然欠缺地方行政資歷與人脈，卻被期盼能挹注金融資源與專業。

中共當局為什麼此時此刻擴編金融副省長？又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

縱然中國經濟下行由來已久，然而美中貿易戰以及中國本身政經因素，導致近兩年經濟跌勢加劇，已經是中共當局公開承認並且急於對付的重大問題，因此以欽定金融副省長空降地方，期以發揮政治宣示，以及安定金融秩序、統籌金融政務之效。

但是，經濟問題原本就是地方政務重中之重，難道說既有的省級幹部都在喝茶睡覺？金融副省長到底是不是疊床架屋？能不能融入地方政務？因執行時程尚短，並無改革之效，加上目前15個金融副省長職務，之前有13位人事異動，多已回鍋金融市場，令人質疑這幾年來所謂金融副省長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更令人質疑所謂金融副省長是不是另一種迎合「習思想」的面子工程？

至於金融副省長應該要解決的天大問題，可謂鋪天蓋地，管理與預防地方金融風險，自是金融副省長的執政要務，可是這種結構性問題何其沈重，豈是隨時過水的金融副省長能夠解決？

無能解決結構性問題

中國目前的龐大金融危機，盤根錯節，治絲益棼，原因相當複雜。簡而言之，主要原因之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共當局以4兆人民幣刺激經濟，加上放貸草率而高額的地方融資平台，像財神爺受到暴發戶般的官商群起歡迎，導致各種公私營融資平台隨之劇增，五花八門的影子銀行也如蔓草叢生。

此外，欠缺新聞媒體、獨立司法與公民監督制衡的地方政府，以及國企巨獸甚至大學院校，還熱衷成為股東，P2P等欠缺信用管制的雜牌金融科技風起雲湧，金融亂象紛呈，全民競相拜金，迅速捲入淘金的狂歡、盲目的發達，甚至勃發的民族自豪亂流當中，卻是深陷金融流沙而不自知。

再則，中共當局追趕GDP以符合各級KPI之錯誤政策，以及欠缺制衡的極權政治文化，掌握了地方政府福利與官員升遷發達之命脈，於是地方官商團伙汲汲於圈地、圈錢、炒房、搞基建，無數鬼城與白象工程如龐然巨獸從地平線昂然崛起，卻毫無用武之地，近年中共當局面臨龐大債務危機，了解到嚴重性，不斷強調要「去槓桿」，卻發現問題已經大到危及政黨與政權之存續，深陷兩難困境。

中國目前表面上是遭遇經濟難關，實際上是政治難關。把政治問題當作經濟問題來治理，是中共當局目前因應空前危機最大的盲點，而「千錯萬錯絕對不會是黨的錯，更不會是習近平的錯」，迅速成為不容挑戰的定律，恐怕更是致命的未爆彈。

中國面臨自上而下的結構崩解與系統危機，在這種政經體系下，改革開放不如30年前，國進民退越大越強，全面封殺新聞自由與獨立司法，對維權律師與公民團體毫不留情。

縱使全中國任命了31個高富帥白富美、又專業又體面、又忠誠又閃亮的「金融副省長」，就好像在墮落樂園裏頭裝設了31隻華麗的旋轉木馬，圍繞著黨軸心原地轉圈圈，隨時來來去去，除了逗趣，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萬一搞得習與黨不愉快，也難保不會淪為代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