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偉／在回收場消失之後：失落的台灣垃圾治理，遭消音的拾荒者們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30 Mar, 2023

臺北市萬華區最後一間回收場「光耀五金行」在今（2023）年2月15日遭勒令歇業，民間團體五角拌特別在3月4日舉辦「在回收場消失之後」現地展覽與系列講座，邀請與會者共同思考拾荒者在都市中的生存困境，以及環境政策與土地使用等兩難。

告別營運半世紀之久的回收場，老闆黃世隆一一向熟悉的拾荒者說再見，並無奈說道：「拾荒者不是別人，有一天我們生活不如意的時候，拾荒者也有可能就是我們。」、「我們也希望環境友善、價錢友善、拾荒做得更有尊嚴」、「我們都有跟政府表達我們的困難，但我們的需求沒有真正被聽到」。

曾經傲視國際，如今資源、法源都缺？

臺灣的垃圾治理在2000年前後曾經揚名國際，環保署資源回收基金管理會的設立，以及垃圾不落地、強制分類、隨袋徵收（專用垃圾袋）等政策，曾是多國仿效、參訪的對象。立法委員洪申翰回憶，「垃圾不落地」曾為臺灣一舉減少一半的垃圾量，2010年還和「資源回收」政策一起在上海世界博覽會中獲選展出，成為臺北市府的驕傲。

時至今日，資源回收何以問題叢生，甚至引發衝突？

五角拌在展覽中指出，臺北市從1984年起，依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只能在農業區、工業區跟保護用地開設回收場，住宅區不行，這也是此次光耀五金行被迫熄燈的關鍵之一。但洪申翰直言，若要從這種法規適用性而言，臺北市一百一十多個回收場，就有六成屬於違法經營。

「我們明明需要這些人的工作，土地分區劃分裡卻說他們只能去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這些都在城市邊緣，難道城市的蛋黃區不需要回收嗎？為什麼這些區域需要回收卻不讓回收場合法存在？」

洪申翰說：「如果回收場有高達六成是違法的，這到底是個別回收場的問題，還是整體城市制度上的問題，我想答案很清楚。更別提，展覽現場已提到，臺灣透過拾荒者進入回收系統的回收總量，已經達到六十萬噸，占全臺資收總量的一成！是不能忽視的問題。」

洪申翰也指出，在國家推動淨零轉型的大方向下，要增加預算改善回收產業並非不可能，但重點還是整個機制的設計。像臺北市因為住宅區的回收場本身就屬於違法，政府因此一開始就沒有正當性進場輔導或納管；或像高雄、臺南一樣變通，允許小型回收站設在都市並檢核它們的環境計畫書、協助鄰近交通出入等。

因為法規上的弔詭與矛盾，即便撥得出預算也於事無補。在長期缺乏輔導下，社區型回收場髒亂、汙染、引起居民反感，連帶使地方議員缺乏民意基礎去爭取改善措施，惡性循環之下影響甚鉅。

「髒亂到底是誰造成的？很明顯是制度造成的，是錯誤的法規讓合法的回收站沒有辦法存在，也得不到政府幫助去改善環境、減少鄰避。」洪申翰感慨。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蔡中岳也指出，回收場是因為不符土地使用分區規範被迫結束，但臺北市尚存的回收場，符合規範的少之又少，延伸出北市甚至全臺廢棄物處理問題。未來土地分區上有沒有複合式使用的可能性？在循環經濟之下，我們又可以如何想像拾荒和回收產業的未來？

臺北市政府在2022年發佈《臺北市2025淨零行動白皮書》，廢棄物管理將以「全循環零廢棄」為目標，欲在2023年將全市資源回收率達到70%，每隔10年再增加5%。但蔡中岳質疑，政府不斷要求大家要做好分類、提升回收率的同時，回收物到後端資源回收體系要怎麼處理，卻少見明確規畫。

蔡中岳強調，政府推動減碳、淨零固然立意良善，但回收產業鏈因此受到影響而需要做出調整與轉型，所謂「公正轉型」的其中一個概念，就是希望政府編列經費、提出規畫，照顧過程中會受影響到的人，尤其是身處於這個系統末端的拾荒者。

拾荒者成為「缺席的聲音」，零散而無力爭取

洪申翰也提及，拾荒者／資收個體戶在整個垃圾回收體系裡是「缺乏代表」的群體，沒有人能進入重要場合發聲，長久以來都在政策討論中缺席。台灣勞工陣線主任洪敬舒也指出，拾荒者在臺灣，是一個一個零碎的個體，想要單打獨鬥在產業中面對各種困難，幾乎不可能，更別提有餘力思考未來發展。

「拾荒工作在國際上嚴格來說並不被視為尊嚴勞動，」洪敬舒解釋：「勞動者在其中缺乏相對應的權利保障（例如勞健保），彼此又常各自零散、獨立作業，使得要動員他們成為組織，發出集體的聲音、提出訴求非常不易，遑論推派代表與政府、上游廠商議價。」

洪敬舒建議，此時若能組織成「合作社」，透過回收合作社的民主共同管理、引進資源回收再加工等技術，將有機會讓合作社中的每個人有權利提出自己的想法、強化勞動保障，甚至使回收物透過加工再利用，轉化成為更高價的產品。

洪敬舒援引國外案例，像巴西的拾荒業約二十五萬人，其中有一千四百多個拾荒合作社，之中又有一千兩百多個合作社進一步組成二級聯合組織，直接和回收產業上游、公部門對話，進而改善社會位置、改變層層剝削的困境，甚至在內部成立互助系統（例如免利息的借貸組織）。

然而，臺灣目前沒有類似的資源回收合作社，社會脈絡和經濟文化也不同。巴西拾荒者多數年齡層更低，許多年輕人找不到收入更高的工作而落入拾荒；臺灣不僅拾荒者年齡層高，且傳統的回收場大多是家傳經營，家族成員就是基本的勞動力來源，沒有動力對外尋求協助並組織成合作社。

關於拾荒者組織與代表性問題，看守台灣協會祕書長謝和霖也觀察到，環保署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和資源回收基金管理會中，雖然有資源回收領域的代表，卻常是掌握利益的上游「業者」；或例如慈濟有遍佈四處的環保站，某部分也因為有「大愛感恩科技公司」等代表在其中。整個體系都沒有拾荒者參與，直接影響後續的資源分配。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更指出，有些回收場業者和拾荒者雖然看似共生關係，其實因為缺乏議價空間與權力不對等，貧富差距也很大。且貧窮議題的共通現象，正是每個貧困的人都很零碎甚至孤立，單獨面對所有困境。

為此，巫彥德建議：「我們該做的不是一味想著如何創造財富給貧窮者，而是要投入資源和方法來創造連結。」他也強調，零散的個體並非無法組織，表達與發聲也都是可訓練培力的。例如在他們的研究中，法國由底層貧窮者推動的第四世界運動，便很強調「缺席者的聲音」。

貧窮者因為非典型勞動和家庭樣態很不同，經常缺席各種類似的民主討論場合。因此在第四世界運動中，組織動員者會指定某些人定時在事前詢問這些成員的想法，將它們帶進會議中，會後再將討論與回饋帶回給這些「缺席的成員」。這種方式使每個人的聲音都能被聽見、被傳達，甚至有人雖然不能經常出席，卻因此能在其中「參與」了數年之久。

洪敬舒也以工會運動為例，指出在零散的個體剛開始要組織時，適時的外部協助（如國外發展成熟的工會會投入輔導、推動成立組織），先讓其中的核心成員成立、穩固，之後再盡可能讓內部力量發展，慢慢擴增，是比較可行的方式。當群體擴大到數萬甚至數十萬人時，不怕在政策或社會中沒有聲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