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軒宇／當弱勢成為更弱勢：氣候變遷下的高風險族群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27 Sep, 2019

2019年是全世界青年群起為氣候罷課的一年，年輕人向大人們訴諸世代正義，要求正視氣候變遷帶來的嚴峻挑戰，自3月和5月前兩次的罷課以來，9月的第三次氣候罷課串聯已在世界各地號召超過400萬人上街，要求各國政府立即行動，以避免全球溫度上升超過1.5℃。

2019年也是臺灣遭遇莫拉克風災10週年與九二一地震20週年，在兩次重大災害與20年來多次風災水災的衝擊下，臺灣累積了厚實的災後救助與重建經驗（參考：「災變 20 年，921 教會我們的事」專題），「防災」的思維也日益重要。

然而，這些經驗如何讓我們承接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抑或已經遠遠趕不上災害發生的速度？在極端天氣事件日漸頻繁的今日，「防災」早已難以完全防患，也因此，「與災害共存」的「韌性」（Resilience）——強調對災害的因應與調適、保持彈性面對災害的能力等——將是社會扶持網絡亟需努力實踐的典範轉移。

更甚者，不同於一般地震或颱風的單次性災害，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危害是日常且漸進的，全球暖化造成的極冷極熱、強降雨（暴雨）等天氣事件多次而頻繁，對於缺乏社會資源的弱勢族群來說，其損害並不亞於大型災難。面對「災害的日常化」，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當弱勢成為更弱勢：災變中的高風險族群

國際上因應氣候變遷所採取的策略可分為「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兩種。「減緩」是指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使氣候變遷的速度趨緩；「調適」則是透過規畫與行動，調整目前的環境與生活型態等，以適應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

當氣候變遷日益不可逆，無常的災害化為日常時，增強對災害的應變能力以提升生存機率就顯得至關重要。

然而，正因為弱勢族群並沒有條件抵抗／逃離其身處的風險環境，難以擺脫外部壓迫，使他們成為氣候變遷的環境衝擊下，災害適應能力低、高「脆弱性」（Vulnerability）（易受或無法處理氣候變遷負面影響）的高風險族群。

氣候災害的高風險族群可能含括：獨居、失能、無法自立生活、缺乏經濟來源、沒有支持系統、生活在災害潛勢區等，沒有足夠的能力來面對生活中突如襲來的驟變。

從經濟扶助的角度來看，看似是家庭中的經濟支柱失業、福利身分改變、家庭成員生病等，然而從環境視角來看，使家庭遭逢高風險處境的成因很可能是停電、淹水、寒流、酷熱等，導致生活與社會功能受損。

氣候災害的高風險族群可能含括：獨居、失能、無法自立生活。圖為2018年823水災後，國軍進入淹水地區援救受困長者。圖／歐新社

讓高風險族群能夠適應風險環境，便是「韌性」（Resilience）的意義所在，協助高風險族群「調適」、因應環境風險，因此成為社會扶助的重要環節。

包括失能的受照顧者如何應對極熱極冷的天氣、維持照顧品質、易淹水的地層下陷區如何透過空間配置防止財物損失、長照機構與輔具仰賴者，如何提升能源自給率與備援系統以防止停電衝擊等。近來屏東八八風災重建的「陽光永久屋」便是一例——面對偏鄉部落在用電和環境上的脆弱度，透過建置陽光屋頂幫助部落能源自主，以增進對氣候災難的調適能力。

除了極端天氣事件對居民造成的生活衝擊，氣候變遷也會影響社區的微氣候（Microclimates）對在地環境造成改變，如農產漁獲減少影響居民生計、都市熱島效應加劇增加工人負擔等，此時若以單一視角的生活適應「調適」方案，並不足以回應社區環境的改變。

「以社區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CBA）在此時成為關鍵。不同的社區擁有的環境因子與面臨的改變有所差異，透過由下而上的參與，讓不同利害關係人，包括生命或生計最受衝擊的族群，與擁有資源條件的既得利益者共同承擔、探討氣候變遷的影響和調適，建立具「韌性」的在地支持系統，社區才能逐漸進化成具有自然適應能力的有機體。

雨林中的居民，如何擺脫犧牲的體系

2011 年我曾到印尼蘇門答臘島協助雨林復育的社區工作，印尼是棕櫚油的出口大國，每年有大片原生雨林遭砍伐，改種植油棕樹，當地居民面臨的困境是：油棕樹的產值帶來收入，卻也帶走了生態與文化。

在沒有自來水的部落，河水是一切生活的基礎，當跨國企業將雨林鯨吞蠶食、拿走多數利益，留給在地的卻是不復存在的水土涵養能力，乾季缺水和雨季的濁黃泥水，使得收入低廉的居民需額外購買淨水，但為了賺取生活費又投身破壞雨林的油棕樹種植，陷入惡性循環。

「沒有選擇」是居民的寫照。

為了協助居民擺脫「犧牲的體系」，不再陷入為了生存破壞環境、最終卻傷害自己又沒錢可賺的困境，公民團體以雨林復育為主軸進駐部落，讓居民透過種樹復興森林、賺取收入，並導入生態友善的有機農業，為部落創造在棕櫚油產業以外的其他就業選擇，也讓青年有條件得以留在家鄉。

看似與「人」無關的雨林復育，核心其實緊扣「讓居民脫離剝削並有條件選擇想要的生活」。身處災害高風險環境中的居民，其日常生計很可能也仰賴高汙染／高環境風險的產業型態，無論是石化業、礦業、農林漁業等，皆使居民淪為加劇氣候變遷的共犯，並不斷把自身推向災害邊緣。

在這種情形下，「減緩」氣候變遷的方案其實就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將環境因子納入生態系統評估時，便不難發現身處的環境可能就是居民難以翻身的重大原因，若我們有足夠的環境敏感度，不僅能協助居民脫離風險情境，更能進一步設計協助方案，將加劇氣候變遷的因子移除。

今年8月，亞馬遜雨林大火引發全球關注，當各界在爭論消息的真假、已開發國家是否有資格譴責巴西、各國的碳排責任等，是否曾看見在雨林中生活的居民？當我們把環境與人的結構視角置入時，不難發現不論「國家」的責任為何，當氣候災害發生時，受害的往往是平民，如何讓居民能脫離災害風險，也就成為解決氣候變遷的重要課題。

綠色社會工作：看見人在劇變中的處境與需求

英國社工學者Lena Dominelli近來大力提倡「綠色社會工作」（Green Social Work），強調社會工作應重視人與環境的關係，並以跨學門的行動參與和研究，解決環境破壞與結構不均帶來的傷害。

當環境變遷的災害化為日常時，單一個案的災後福利援助已無法回應日益增加的災民需求，「綠色社會工作」將是臺灣社政體系必須學習的課題，包括「災前」的防災準備、減少災害發生機率，到「災後」的重返日常，更進一步在平日裡注重增強「災時」的適應力。如此擴大對災害的理解與納入環境思維，社會工作方能不再僅是補破網的存在。

此外，氣候變遷涉及的層面與廣度雖難以靠單一專業解決，需同時仰賴「減緩」與「調適」的相互搭配，但氣候變遷影響的核心仍然是「人」，綠色社會工作強調看見人在氣候劇變中的處境與需求，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間成為轉譯者，成為政府政策部門、民間單位與社區居民間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