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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信仰是如何幻滅的?評康查洛夫斯基《親愛的同志》

《親愛的同志》劇照。 圖/金馬影展
《親愛的同志》劇照。 圖/金馬影展

俄羅斯當代最多產的導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Андрей Кончаловский)今年再度帶著新作《親愛的同志》(Дорогие товарищи!)征戰威尼斯影展,並榮獲評審團特別獎。本片於金馬影展在台首映,也在近日獲俄羅斯奧斯卡委員會選為2021年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的俄國代表。

《親愛的同志》再度將鏡頭對準俄國歷史,透過導演已逾八旬的眼睛,回望祖國與祖國人民最悲涼揪心的掙扎。1962年夏天,蘇聯新切爾卡斯克城爆發一起罷工事件,蘇聯政府下令鎮壓。本片跟著忠貞共產黨員、市政廳員工柳妲的視角,一窺人們對於蘇聯、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是如何地被動搖,直至崩解。

康查洛夫斯基再度與妻子尤莉亞.維索斯卡雅(Юлия Высоцкая)合作,由她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妲。本片最為高明的安排在於,我們跟著柳妲的步伐,與她一同經歷蘇聯鎮壓的暴行、發現女兒參與抗爭的憤怒與無奈,以及面臨喪女的悲痛,因而理解她的動搖與崩解。同時,導演又以柳妲的父親,及女兒絲薇卡作為對照,帶出三代人的政治信仰,並傳神地濃縮了俄羅斯與俄羅斯人宿命般的歷史進程與失落。

帝俄的光榮遺產

柳妲的父親出生自沙皇時期,甚至曾經擔任帝俄的軍官,他明白羅曼諾夫王朝最後的破敗,卻也因為經歷過1917年至1922年的俄國內戰,而對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社會主義有了不同理解。他將是永遠活在俄羅斯帝國的人,即便軍服、徽章都布滿塵土,依舊掩蓋不了他的信仰,以及他的心為誰效忠。

除了政治立場可能讓他在蘇聯統治下喪命,東正教也是蘇聯政府所打擊的;然而,東正教與俄羅斯將近千年的融合與傳布,並非一個政權能輕易擊潰。因此,就如同柳妲的父親將聖像畫藏起來一般,東正教以其他的形式在蘇聯社會流動,並在蘇聯解體後,成為聚攏民心、支撐「喪國」的俄羅斯人的重要力量。柳妲的父親,正是代表著新舊政權交替後,懷戀往日的人們。

《親愛的同志》劇照。 圖/金馬影展
《親愛的同志》劇照。 圖/金馬影展

抵抗納粹的集體記憶

柳妲則是史達林時期,乃至於今日部分俄國人的經典面貌。二戰時期的蘇聯,不論男女都遠赴沙場,即便最後戰勝納粹,但卻付出超過兩千萬生命的慘痛代價。而後,史達林時期以大量的人力和高壓統治帶來復甦,卻也同時迫害了無數市井小民,讓他直至今日在俄國依舊評價不一。但無庸置疑的是,每當票選蘇聯與俄羅斯聯邦時期最受歡迎的領導人時,史達林總是名列前茅,甚至超越現任總統普丁。

柳妲對於史達林的信仰、對於共產黨的信仰,很大一部分出自於她的生命經驗。也因為如此,當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XX съезд КПСС)批判史達林,更正史達林時代的種種措施,並遣返納粹時被流放的政治犯、少數民族時,便被柳妲視為是對史達林的褻瀆。

然而,當她看見KGB對民眾開槍,政府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她對共產黨的信任開始漸漸崩裂。她不斷地唱著1947年蘇聯電影《春天》(Весна)的歌曲《春天進行曲》(本曲作詞人為導演父親謝爾蓋.米哈爾科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лков),希望能藉由歌詞中的愛國、愛民精神,揪住她早已動搖的信仰。只是,早在她躲在廁所中向上帝祈禱,共產黨已經不再是她心裡奉行的圭臬。

解凍時期帶來的世代衝突

絲薇卡在二戰期間出生,等到她邁入青少年時,史達林早已過世。她信仰那短暫的解凍氛圍(1953年至1958年被稱為「解凍時期」),相信自己活在民主社會,相信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相信政府應以人民的福祉為最終目標。然而,待抗爭結束後,她的信仰也崩解了,或許她尚未到明白一切的年紀,但對於政府的信任,卻不再如新切爾卡斯克事件前堅定。三天過去,人們都已不再天真。

從柳妲的父親至絲薇卡這三代,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改朝換代,或是世界秩序全然地轉變。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敵我都如此分明;但當立場不同的人是鄰居、親人、情人時,一切竟變得如此複雜,也讓人停下腳步,省思自己一直以來堅信的是什麼。

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俄羅斯經歷了三個政權,從帝俄、蘇聯,至俄羅斯聯邦。每一代人都相信自己的政府與領導人,不論他是沙皇、總書記,還是總統,而每一代人都經歷了信仰的破滅。

《親愛的同志》劇照。 圖/金馬影展
《親愛的同志》劇照。 圖/金馬影展

批判是最深沉的愛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或許便是一個身在其中,卻又想抽離自己並記錄一切的人。他的父親是蘇聯國歌的作者(本片第一幕即是柳妲在蘇聯國歌開始播放時離開情人的床);康查洛夫斯基在赫魯雪夫時期曾受到迫害遠赴海外,而今日在普丁政權下,他卻又在俄羅斯電影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政治上的這些複雜背景與連結,都成了他創作的養分,也是一輩子都無法擺脫的糾纏。

對俄羅斯導演來說,敘述祖國的醜惡,亦是他們愛祖國的方式。對於這個歷史超過千年的國家而言,每一頁故事都值得被書寫,每一段歷史都不該被切割,因為這是他們為什麼擁有如此豐富且複雜的臉孔。悲傷的是,太多俄羅斯導演揭開歷史的瘡疤,想告訴世界何以俄國永遠在歐亞大陸徘徊,何以俄羅斯人信仰的價值與他人不同,是什麼樣的土地與歷史鑿出了今日的俄羅斯面容。

然而,他們得到的回應往往是全世界的人揪著這些作品,告訴他們:「為什麼你們會長成這副德性?」無怪乎康查洛夫斯基如此介紹自己的電影:

對我來說,尤為珍貴的是我的多數在蘇聯時期出生的同事們欣賞了這部電影。這對我來說很重要,這意味著我設法恢復了那個時代的精神,並講述我親愛的同志們的矛盾生活——那些經歷了戰爭、擊敗納粹但劇烈受傷,在最短的時間內重建了國家的那一代蘇聯人民。問題是:外國能多大程度的理解或嘗試理解我這一代人生活中的矛盾……我不確定這是可能的。

如此矛盾在《親愛的同志》中隨處可見,不論是對於信仰的掙扎、軍人和KGB中有正有邪的角色,或是殺戮場景輔以歡快的配樂,以及全片黑白淡化了血腥等等。康查洛夫斯基透過劇中人物的互動,更為深層且廣泛地刻畫了蘇聯一代人們的生活。而「矛盾」二字,不論在過去或今日,都是概括形容俄羅斯時必定也必須提到的詞彙。

理解歷史,才有和解的可能

如同片中三代人對於過去的懷念,與對於今日的失望一般,俄羅斯人在蘇聯解體後,邁入市場機制、邁入民主政體。民主對我們來說,是多元意見的發聲,是生命財產的保障,是如空氣一樣自然的存在;但對俄國人來說,卻是經濟動盪、自殺率、失業率居高不下、道德敗壞、價值迷茫的一段日子。今日俄國再度走回強人領導、威權統治的老路,似乎又是一道必然踏上的宿命輪迴。

《親愛的同志》4:3的畫幅和黑白的畫面,讓人無可避免地想起康查洛夫斯基的前作《罪:米開朗基羅》(Грех)和《尋找天堂的三個人》(Рай),然而導演這次卸下了神秘主義,直視政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引人深省。這部電影跨越了虛構與生活的界線,以幾近報導文學的敘事,重回那個血跡被洗去、被柏油覆蓋的1962年夏天。當人們理解了自身歷史,才有與自己和解、與歷史和解的可能。

《親愛的同志》劇照。 圖/金馬影展
《親愛的同志》劇照。 圖/金馬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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