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葛卡達世界盃有理？讓運動成為推進社會公義的動力

丁桀 22 Nov, 2022

2022卡達世界盃正式開踢，但爭議性地籌辦過程、移工權益等人權事件等，也再次成為眾家媒體的鎂光燈焦點。面對爭議，部分國家足球協會選擇避嫌不參與開幕式，或是不動員球迷參與。當然，也有如蘇格蘭足球協會，堅持參與世足開幕而受大眾抨擊。

卡達世界盃是面照妖鏡，它映照出足球在國際組織治理結構裡，人治至上的思維與機構治理的失靈，讓足球成了醜陋的政治產物，讓全世界足球迷失望透頂。同時，它也暴露當地社會不願面對的真相，將移工生命置於危險境地，妖魔化倡議人權的論述，最終讓一場世界運動盛事，成了分化社會的實境秀。

舉辦像世界盃足球等大型運動賽會，恰如運動經濟學者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所言，是國家政府在國際賽局圍場裡的一盤豪賭，賭局的籌碼不外乎是政治與經濟利益。但是，這場賭局沒有說的是，利益交換的背後，咒詛著你我眼皮底下的社會公平與正義，在名為發展的框架裡，永不得安寧。

台灣要接軌國際運動發展浪潮，要的不僅是競技運動的漂亮成績單，更需要一同帶領整個社會，知曉目前國際社會如何看待運動，重新理解國內對於運動發展的定位與想像。

2022卡達世界盃正式開踢，但爭議性地籌辦過程、移工權益等人權事件等，也再次成為眾家媒體的鎂光燈焦點。圖／美聯社

運動發展不再只是發展運動

英國運動政策學家貝瑞．胡里漢（Barry Houlihan），藉著梳理英國運動政策，論證「運動發展」（development of sport）到「透過運動發展」（development through sport）的典範轉移，亦即，運動已經不能只是將焦點放在運動軟硬體的建置，更需要瞭解如何透過運動滿足社會的發展需求。

蘇格蘭政府在2019年頒佈的「賈維報告」（The Jarvie Report 2019），就再再提醒我們身處在瞬息萬變的社會，運動主管機關更應積極覺察運動在單項協會、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間不同的角色定位與網絡關係，也直接建議蘇格蘭政府應當遵守其政治諾言，正式將人權議題的關懷，納入運動發展政策的方針，成為各級運動機構治理的根基。

足球協會作為一國足球發展的權責機構，兼具有多重身份，不僅是政策執行者，更是政策倡議者。就前者言，它負責詮釋「足球」蘊含的運動與社會意涵，得盡力滿足當下社會對足球發展的期待，交出一份足球何以欣欣向榮的計畫書與亮麗的成果報告書。就後者言，協會得絞盡腦汁思考「足球」何以幫助大眾思考社會議題，讓足球超越原先賦予的運動意義，促成社會變革。

然而，改變的主動權，最終仍掌握在特定人士與團體手上。他們對於「發展」的理解，主導了賽會的調性。顯而易見的是，卡達作為阿拉伯世界國家舉辦世界盃的先驅，早已不計任何代價，也要在沙漠裡長出一片足球綠洲。筆者在去年11月的文章，提及卡達世界盃的爭議鑲嵌在地方發展脈絡，移工與雇主的衝突，更是聘僱制度與執法單位的社會結構性問題。若主辦單位不處理，再多的杯葛與抵制，相信也叫不醒裝睡的人。

不只是場上的勝負，也是場外接近運動的權利

面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卡達世界盃爭議，國際足球總會選擇打出團結牌，號召各方球星一同將焦點拉回場上各國球員的表現，拒絕場外政治及意識形態的操弄。的確，足球能團結世界，超越各方歧異，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不過，足球同為看見社會不足的窗口，也分秒提醒著我們所處的社會並非完美，甚至壓迫著社會弱勢團體的事實。他們亟需更多人的關懷與發聲，讓國際足球發展真正回歸到平等與多元價值的初衷。

若要回應運動發展中的平等與多元價值，運動參與的不均分配必然是不可迴避的難題。尤其，當族群、性別與階級問題，一一成為弱勢族群參與運動的枷鎖時，如何捍衛每個人參與運動的權利，就成了各國最頭疼的社會議題。為此，大英國協（The Commonwealth）將運動列為基本人權的一部分，保障各族群從全民到競技運動各階段的參與權，拒絕社會性、政治性、文化性、甚至是機構性的歧視行為，影響個人接近運動場域的權利。

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曾倡議以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反抗資本主義及消費社會下，對都市生活空間的掠奪與衝擊。運動作為一種權利，也正面臨同樣地窘境，尤其是卡達舉辦世界盃，暴露出該國內部運動參與，對於性別、族裔、階級的不友善，嚴重影響一項偉大運動的發展時，更是你我不應噤聲，選擇積極為社會公義發聲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