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弒戀（和他們屁股底下的「第三電影」）：評第58屆金馬獎（一）

壁虎先生 13 Dec, 2021

（一）、中年弒戀

上個月，在我發表對《瀑布》的嚴厲批評之後幾天，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祖蔚¹在臉書上發出了幾篇意有所指的短文，憤憤指出「電影才是母體」、「一等人創作，三等人評論」云云。

我不知道藍董事長是從哪裡生出這個可愛的想法；我也沒有因為被意有所指地稱作是「三等人」而感到生氣。事實上，我的周遭好友都比我還要憤怒，我個人是沒有被叫過「三等人」，I think it’s funny as hell。然而，我最納悶的，是他接下來所提出的實證案例：「1989年，支持『三個女人的故事』的評審多過『悲情城市』，該片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並將評審和評論相提並論，總結言下之意，便是我這樣「為非作歹的不法之徒」，就彷彿是「三等人」評審或評論家，常常亂選一通，而好電影終究會超越這些一時的評價或獎作。

在去（2020）年金馬獎複選評審愚昧無知地將報名該屆競賽的最好華語電影——馬來西亞的《南巫》——不屑一顧地掃出最佳劇情長片入圍名單，並同時提名了《同學麥娜絲》、《消失的情人節》等這些中年男人意淫世界的低劣作品後；今年金馬獎複選評審又再一次地將澳洲的《花果飄零》、香港的《少年》踢出最佳劇情長片入圍名單。複選評審不識之無地一個提名都沒給新加坡導演陳子謙的優異作品《24》，卻提名了《緝魂》、《月老》這種無聊又媚俗的大型商業規制作品，還可恥地將《青春弒戀》導演何蔚庭與胡至欣提名為「最佳導演」。

我納悶且多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要多大的不辨菽麥、多大的鬼遮眼手掌尺寸，才會驅使這位想要為2021年劣質台灣電影辯護的意見領袖，拿出金馬獎歷史上最頂級的失誤之一，並將「該年的評審」等同於我這個「三等評論人」。去年《南巫》一播映完畢，整個影展的觀眾都立即了解這部「沒有入圍最佳劇情長片」的電影是該年度金馬獎的最佳劇情長片，只有金馬獎複選評審不知道。

回到本文起初提到的幾篇臉書貼文，我承認我沒有藍董事長的中文文采——能夠持續寫作其相當於優異高中國文老師且毫無分析價值的優等長輩式標準四言絕句，而且能如此始終如一（我從上高中開始國文作文就不及格了），並在附件附上累積多年的影人影事合照——宛如過氣文人年年發出新春賀卡。你可以背誦任何五言或七言絕句，或用任何無聊心法作為標題討看客的歡心，甚至能將我等同於任何歷史上被證明錯誤的糟糕影評人。但你能做的最糟糕的決定，就是在這個時候，將我對等於「三等金馬獎評審」。想必這些評價《緝魂》、《月老》比《花果飄零》、《少年》更加優質，認為何蔚庭好過陳子謙的複選評審所展現的，便是「一等人」該有的風雅典範樣貌吧。

在去（2020）年一篇對聞天祥的專訪中，這位金馬執委會執行長在談及中國電影人和中資電影撤出金馬獎，並連帶導致台灣評審佔多數的狀態時做出以下評論：

在中國因素和疫情影響下，以往複決選的外籍評審人數大致落在五到八位，近兩年縮減至三位，少了一些不同文化的觀點，會如何反應在評選過程中？

我看到一個評論說，是因為台灣片那麼多，才會都是台灣片得獎。這是完全錯誤的推論，通常對台灣片最嚴苛的都是台灣評審，因為太近了，沒有因距離產生的......誤會，不是美感。以前很多中國、馬來西亞片都是死在自己人手上，台灣也會這樣，不會因為外籍評審少了，台片就獲利，而是會遇到更嚴格的檢視。²

以上聞天祥的回答，是一個在包裝袋上貼上「如假包換」標籤的細緻「詭扯」。而我們能對聞天祥所說的最客氣評語就是，這段話的真質條件不一定為假。也就是說，台灣評審或許會（或曾）對台灣電影更嚴厲的檢視，但聞天祥沒有說的是，下一個由這兩年不堪入目的複選名單所不證自明的第二個條件句：當一部電影不符合「多數台灣評審」既有的對這幾年優質台灣工業電影裁切格式的愚蠢想像時，它連入圍最佳劇情長片的資格都沒有。

所以我要做比回罵藍董事長更糟糕的事。那就是，我們要徹底地嚴肅看待董事長的話。

但首先我必須提醒讀者，複選評審並非決選評審，不是今年黃建業、張吉安加入參與的那個評審團，也不是去年吳明益參與的那個。金馬獎往往開出華麗的決選評審名單（甚至可以用來作為某種精緻的道歉手腕，這倒是在世界各大影展屢見不鮮），並祈禱他們能挽救並遮掩複選評審的愚蠢決定，但他們並不能決定入圍名單，複選評審才能決定（不過有超過半數的複選評審會再加入決選評審團）。

《青春弒戀》

就從「最佳導演」開始吧。金馬獎複選評審提名《青春弒戀》的何蔚庭與胡至欣入圍「最佳導演」。在三年前以《幸福城市》交出一個對楊德昌《麻將》拙劣的模仿後，何蔚庭如其「Terrorizers」英文片名所展示的，再次交出了一個對楊德昌《恐怖分子》、《一一》的拙劣的模仿，但這次何蔚庭更加拙劣也更加可恥。

這部電影以在台北車站中心著一身黑衣拿武士刀砍人的林柏宏的詭譎形象為宣傳賣點，然而它的質與量和它表面上一樣，宛如晚間新聞令人作嘔的驚悚3D模擬示意圖。何蔚庭對這些角色的理解也僅停留在這些刻板印象，並向我們炫耀這種對青春的廚餘般的想像，貼上「青春」的標籤就好像在說：「看吶！青春就是如此危險！」「青春、青春，多少爛片假汝之名而拍！」似乎忘記了楊德昌在《恐怖分子》拍的是自己的「同代人」，而楊德昌在青年人支線上謹言慎行。

楊德昌在《一一》裡面有兩個敗筆，一個是對胖子不明所以地殺人沒什麼交代，另一個則是在他殺人之後，接在婷婷呆坐警局後模仿《真人快打》（Mortal Kombat）式格鬥遊戲並以血漬實景為背景的遊戲畫面。然而，嚴格來說只有一個，因為儘管後者（遊戲畫面）顯然是個十分輕浮的虛假社會評論，大家總是會忘記楊德昌設計了一整個主故事線，就是在說明大田來到簡南峻的公司提案一種「不一樣的遊戲」，它關於生命的新可能。

正是這一整個大田故事線的存在，以及南峻的失敗和其公司的短視近利的結尾；正是這個「關於生命的遊戲」的提出，長什麼樣子卻永遠缺席，才讓我們勉強放過楊德昌以「格鬥遊戲」畫面點評青年暴力的拙劣手筆。至於胖子的殺人，楊德昌則一副好像「《牯嶺街》我已經說過了所以沒什麼好說的」便以簡單的亂倫設定帶過，但至少楊德昌還知道要遠觀，彷彿我們進入不到胖子的內心，並以最少的篇幅描繪，這其實是楊德昌在想集大成的同時的藏拙，因為他知道他自己也描繪不出來。

大概是因為這二十多年來沒有什麼影評人（或者根本就沒有影評人）提醒何蔚庭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何蔚庭便將楊德昌電影最缺陷的部分放大為自己的整部影片，並以一群年輕人的愛戀為由招搖撞騙。

它沒有在林柏宏的角色上告訴我們關於「simp」的任何新事物，而它最想向觀眾炫耀的鏡頭，居然是繭居的主角用一種著魔的惡毒臉孔盯著電競手機螢幕，然後螢幕上展示主角在真人實景斬殺路人並跳出金幣的鏡頭！你們電影的顧問是誰？難道是90年代的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嗎？你搭配不祥的環境配樂，然後推軌進林柏宏對著電腦螢幕自慰入迷的特寫，告訴觀眾這就是「社會不定時炸彈」的面容？你換上任何人的臉，他都會長得像不定時炸彈！會打電動，會看A片自慰，跟家人處不來，以及繭居，沒了。再來即「理所當然」地心生妒意？理所當然地套上殺人犯的面具，理所當然地尾隨網紅？Cosplayer理所當然地就是不蘊世事的傻妹？

何蔚庭幼稚有餘地硬要姚愛寗尷尬地模仿《恐怖分子》亂打電話？放一首已經被用一億遍的蕭邦夜曲就佯裝自己是藝術電影？這樣就叫作展現社會？為什麼一整代台灣電影人（鍾孟宏、何蔚庭）總會罹患上自以為拍電影就等同於「社會批評家」的絕症？這就是你們以為新電影的遺產嗎？你知道對這部電影最公允的評價是什麼嗎？就把林柏宏自慰的臉換成何蔚庭，接著把螢幕上的陳庭妮換成楊德昌的墳墓，將這部電影改名為《中年弑戀》。林柏宏和這些浮面的角色一樣，只是社會焦慮下被很投機地抓出來的替死鬼，而這部《中年弑戀》只是台灣電影工業銷售明星時排放出來工業廢氣，這團廢氣透過指著年輕觀眾說你們就是恐怖分子掩飾自己有毒的中年危機，而金馬獎複選評審指著這團有毒廢氣說這是最佳導演候選人！為什麼？只因Jean-Louis Vialard幫你拍的李沐和林哲熹在電話亭躲雨的鏡頭很美嗎？

台灣電影人總是妄想自己要當楊德昌的傳人，或宛如老鼠會般地試圖從中推舉出一個，儘管他們沒注意到楊德昌的傳人早就已經有了——一個叫黑澤清、一個叫濱口竜介。他們才是唯一有資格被封予這個稱號的人，但他們的共通點都是他們根本不需要這個稱號，他們青出於藍。

更不用提濱口竜介早在2015年就證明給我們看了。難道不正是在《歡樂時光》（Happy Hour）的角色純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加了不起的周郁芬？當我們看到她在法庭眾目睽睽之下接受羞辱般的審問卻坦然無悔的長鏡頭，它難道不正接續了繆騫人那顆特寫獨白卻說得更多、更純粹、更傑出嗎？純是我們的英雄，我們的安蒂岡妮（Antigone）。而當我們看到她的丈夫，一個pure evil，濱口竜介創作過最了不起的角色之一，他的不動如山、非人冷漠與完全融合於大它者的話語，比《金甲部隊》（Full Metal Jacket）的Pvt. Pyle還徹底，這難道不正是平庸中最恐怖的恐怖嗎？他是《恐怖分子》裡李立中的邏輯結果，一個究極加強版。這才是屬於我們這個世代的新電影！

噢你看！這不是藍董事長嗎？一連發了六篇《青春弒戀》創作心法³。想必這就是一等文人的風範了吧？

然而，最諷刺的是，當何蔚庭還在沙坑裡對著楊德昌的墳墓高潮的時候，台灣遊戲已經飛出銀河系了。「楊德昌在拍《一一》時大概怎麼樣也想不到，當赤燭真正做出大田先生的願景中的電玩，台灣電影會是墮落的小田。」在看完《返校》後，我如此評論道。所有台灣電影人的夢想，都被這一代的台灣遊戲開發者實現了，而他們還在做他們新電影的春夢，在電影中將電玩當作他們發洩淫慾的二等媒介，當吳念真在去年台北電影獎為徐漢強的遊戲改編拙劣電影《返校》背書並高呼「台灣電影的新可能」時⁴，他只是一個距離太過遙遠、遭彈盡援絕的中年人們拱出來為難的、有氣無力的尷尬吉祥物。

「國家電影中心」在去年正式轉型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但屬於我們這一代最好的「台灣視聽文化資產」不是這些「多力多滋人文主義」電影，而是日頭遊戲的《Carto》、《策馬入山林》；是SIGONO的《OPUS：龍脈常歌》、《OPUS：靈魂之橋》、《OPUS：地球計畫》；是赤燭的《返校》和《還願》；是玻璃心工作室的《守夜人：長夜》。你要找這兩年「台灣視聽文化」的最高藝術成就？你要找的是《Carto》；你要找今年台灣最好的視聽文化劇本？那你要找的是《OPUS：龍脈常歌》！你要找台灣最好的動畫、美術、建模、設計和配樂，你要找的是他們全部，台灣電影裡沒有你要找的東西！而他們有台灣電影早已丟失的東西：好奇心和愛。當《OPUS：龍脈常歌》用細膩而炙熱的鋼筆一筆一劃地將我們的文化被殖民史編織成一首美麗的詩歌，《緝魂》中的程偉豪仍廉價地在地攤上叫賣東方主義民俗符號。

他們熱切地實驗自己的傳媒性質，他們熱切地進行「場面調度」，他們逼視他們所能提供的生命的穿透力，他們甚至明目張膽地在遊戲裡「玩電影」。在遊戲的世界中，有更多令人作嘔的3A消費性廢棄物和剝削玩家的廉價跟風之作，但他們依舊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另闢蹊徑，將自己與其他的東西區別開來。他們的媒介並非特別高尚，他們只是比較好奇，而電影人有的時候，會忘記這樣的好奇。⁵

《緝魂》

接下來就是最佳劇情長片了。金馬複選評審當然提名了程偉豪的《緝魂》！難道它不正實現了上一代投機主義電影人浪費了台灣二十年的創作時間，試圖達成關於中國和台灣合拍電影的寶島大夢嗎？難道李烈、葉如芬等業界大佬不是直到2017、2018年還在高呼合拍片萬歲嗎？⁶

新一代的程偉豪達成了他們的夢想，並為新一代台灣電影人的自我審查種下種子。《緝魂》在中國賣了一億人民幣，像漂白水一樣洗去所有可供辨認的真實世界印記，只留下遠景中的台北101，並貼合中國商業電影最夯的刑偵類型，透過廉價地透明螢幕特效，和在空拍鏡頭中的大樓表面，打上贊助商商標建構模糊近未來。

中國電影哪裡缺席金馬獎？這部80%的台詞都用來解釋「設定」而非人類行為的空洞電影，骨子裡只是高成本低效率堆出的《世間情》。而它的演員只是上了發條吐出解釋劇情台詞的反烏托邦機器人，它只需要機械式地安排兩場哭戲和一個深櫃跨性別苦情戲就能打發金馬獎複選評審了。發現丈夫出軌的妻子理所當然地要跳樓，並理所當然地要像《蝴蝶夢》（Rebecca）一樣變成鬼影，叛逆的公子理所當然地發瘋，大企業老闆理所當然地想要永生不死，警察也理所當然地一定要正義（我需要一個中國合拍片告訴我什麼叫正義？）

《緝魂》的偽道德來自它處於一個封閉系統，在一個操控所有條件的真空實驗室裡，用不願接受人情世故、就可以憑空羅織一個罪名，生出一個惡並將它判刑抹去，宛如張震的意識洗去王世聰的意識，它沒有道德，也沒有人情，它只是算計後的力比多（libido）經濟套套邏輯（tautology），然後就是《老闆渡假去》（Weekend at Bernie's）／老闆認罪去！

程偉豪用最廉價的類型印象包裝這一切金字塔騙局，從最浮面的恐怖片，到最浮面的肥皂劇，再到最浮面的推理，透過跳換類型遮掩自己如果定在一個點，便毫無建構空間感和懸念的拙劣調度能力（因為只要定在任何一個點、超過一秒，任何一位這輩子曾看過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觀眾就會開始不耐）。反正只要想不到拍什麼就放一顆張震的苦瓜臉，空拍鏡頭可以其醜無比，恐怖片的部分則只要攝影機放肩膀上隨便晃一晃，美術組有畫一堆符咒後製再加一堆特效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的真相是什麼？這不就是《尼爾：人工生命》（NieR Replicant）的設定嗎（身體和靈魂分開導致兩者打架）？而且是用消毒水消滅它所有可能的生命力，再打入類固醇之後，令人最嘔的大而無當的版本，而且你在電影前三分之一的老鼠（記者）會就已經講完了。這麼有料的設定，視覺卻還玩不出任何東西，杜琪峯和韋家輝沒有特別傑出的《神探》光拍吃飯走路都還有創意一百倍，然後你們撿橫尾太郎的一片頭皮削放在電影的高潮結尾，讓李銘順哭哭啼啼地吐出來，華語電影最高殿堂的評審便高呼：哇！好深刻的人性教訓！最佳劇情長片！程偉豪最佳導演！那這些吳下阿蒙真的去玩《尼爾：人工生命》會不會魂魄爆裂？

《月老》

九把刀的《月老》和程偉豪《緝魂》根本上是同一種電影，他們都將自己的角色封鎖於一個封閉系統之中，並用一個浮誇鋪張而自我取消的套套邏輯故事，以倫常教訓為煙霧彈，賦予某個《異形》（Alien）幼蟲般的「不死慾望」某種道德正當性，只是在《月老》中被賦予道德正當性的，是可能比《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更噁的噁男邏輯。

只有對愛有一種機械式想像的人才能順理成章地在看到這些機械角色與機械情感時，感到理所當然地快樂。它像是一個在迎新宿營第一支舞中沒有獲得滿足的中年人的報復春夢——一個成本高昂的康輔社學長姊宿營表演。我們看到《靈魂急轉彎》（Soul）、《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紅衣小女孩》和《大隻佬》被縫在一起，只為了讓宋芸樺羞赧的一句「好啊！」更加香甜誘人。它拍給愛慾正萌芽的中學生看，尤其當你想要欺騙他們的時候。

《月老》跟《緝魂》一樣是發條橘子式的電影，用「理所當然」的暴力符號秩序齒輪化地化約有機體的慾望，以收編主體，進行強制簽約，以潤滑社會大它者的道德慾望運作。在這裡，我們看見金馬獎複選評審的評選邏輯，他們想要看到一種複雜程度低於或等於長輩圖的幼稚人情世故，但一定要用一種複雜程度高於俄羅斯娃娃的類型大雜燴包裝，以讓自己的幼稚品味顯得比較體面。他們想要能刺激多巴胺分泌的力比多經濟雲霄飛車，同時擁護陳腐道德邏輯，又能將觀眾安全送回舒適圈的機械影片，他們稱其為「最佳」。

在《緝魂》和《月老》這兩部猶如《摩登時代》（Modern Times）中工廠齒輪運轉的電影裡，唯一試圖打破這個變態人情世故、道德經濟的都被描繪為變態的反派（《緝魂》中的同志愛侶、《月老》中的鬼頭成），這些支線天外飛來並敷衍了事，而都是透過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支線執念，主角被給予某種有條件的慾望滿足的特權。華語電影最高殿堂的複選評審試圖在他們觀賞的影片中，選擇能弭補其原初閹割創傷的奶嘴替代品，畢竟人類史上的第一個陽物，便是奶嘴。《消失的情人節》獲得去年的最佳劇情長片，難道還不夠證明多數台灣電影人們的審美連續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