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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少年:高風險家庭少年的一場生存之戰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也許他們需要的,不是那些我們認為很重要的知識,而是生存的方式。

「家」,本應該是呵護孩子成長的溫暖庇蔭,但家,也有著陽光照不進去的陰暗角落,進而成為揮之不去的成長陰影,終至荒蕪一片。儘管傾頹廢毀,但仍有一個個的少年,在斷岩殘壁的廢墟中,混合著血與淚,試著以自己的雙手,撐起一個「家」。這是場生存之戰。

而那些保有「善心」的人們,往往以自身階級的美好想像,以及豐沛的「憐憫」與「同情」,希望將這些少年帶回知識的殿堂,認為這樣就可以改善他們的困境。但或許他們需要的,不是什麼「知識」,而是該怎麼活下來。

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面對廢墟少年的議題,最大的不同點在於,西方社會將每一個少年當作是整個社會、國家的寶貴資產,所以對於每一個少年都投入大量的資源,因為唯有照顧好少年,國家才有未來。在東方社會,更多的是「你家的孩子是你家的事」、「自己孩子都顧不好了,哪有空顧別人家的孩子」,而「別人的孩子死不完」相信更是耳熟能詳。

亦不能否認的是,在社會上的確有許許多多帶著善意的人,身體力行地付出各種資源, 但需提醒的是,在伸出援手的同時,過度的「同情」與「憐憫」,對於這些少年而言,反而有可能強化了他們心中的不足與自卑。

——「我是為你好」的善心,扼殺了少年自由發展的可能。他們缺的不是同情、不是憐憫,從他們墮入廢墟中的那天,最不缺的就是就是同情與憐憫。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如何與社會、社群有重新連結的機會。

從家庭走入廢墟,在廢墟中重建家

據資料顯示,大部分從家走入廢墟的少年,多數來自高風險家庭(High-risk families),如家庭成員關係紊亂、衝突、精神疾病、酒癮、藥癮、單親、隔代教養、失業等,以致嚴重影響家庭教育與照護等功能。

許多年幼的少年,就必須面對因父母離異、重病、菸酒毒癮等問題扛起養家的重擔,從一個「被照顧者」被迫成為「照顧者」。當家庭失去了原本應有功能,讓少年往廢墟走去,而少年又必須靠著稚嫩卻堅毅的雙手,重新在廢墟中建起一個家。唯有如此,少年也才有機會避免再度墜落,在回家以前,徘徊在觀護所的大門兩側。

為了重建家,這些在廢墟中奮鬥的少年,被迫放棄了學業,沒有經濟的後援,他們必須以時間換取生存的空間。夜間部上課4小時,無法立即兌現未來的美好。但同樣的4小時,卻可以勞力工作換得下一餐的溫飽、長輩的醫藥費,甚至是無數張無照駕駛的罰單——畢竟在許多公共運輸不發達的城市,機車是必要之惡。

高密度及長時間的勞動所帶來的身心挑戰,都漸漸地磨耗著這些少年的精神與體力。如何重返學校,坐在教室乖乖的聽課,顯然是一道跨不過的巨大挑戰。「知識」不再是他們眼中的必須,如何活下去、下一餐在哪裡、工作能不能穩定持續?這些才是他們最關心的話題。

然而,更殘酷的現實是,因為受到學歷的限制,能選擇的工作更是有限,不要說法令規定的最低時薪150元,有時候能達到100元的水準,就是難得的好運。

我們以為《勞基法》的立意良善,如何扼殺廢墟少年的機會?

多數的廢墟少年,能從事的都是臨時性的時薪制工作,就是我們常說的「PT」,有做有錢,沒做沒錢,但《勞基法》第47條48條規定,「童工」不能於晚上8點到凌晨6點之間工作,且工作時間不能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且雇用童工的雇主,必須經過政府層層的資格審核。

在相關法令的限制下,工作的選擇大幅減少,看似完整且周到的保護,看在雇主眼裡,他們成為「難用」的人,為了避免面對政府審核及查緝的麻煩,乾脆直接表明「不用未滿16歲的」。

或許在現代社會裡,嫌審查麻煩及躲避查緝的雇主都是所謂的「慣老闆」應給予非難,然而在那個世界,少年們也因此失去一個謀生的機會。廢墟少年夾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成為這場戰役下被忽視、甚或是被犧牲的存在。

此外,在廢墟的世界裡,另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小媽媽」。起因可能是因為性別教育的不足,也可能是基於對「愛」的渴求但卻沒有正確的認識,導致不少的「小孩帶小孩」的現象。小孩的父親是誰?多是廢墟中的一塊碎瓦,難以拼湊。

同時,懷孕的小媽媽除了要扛起養活自己的重擔,現在又多了一個新生命,別說人工流產的費用,連溫飽都是問題。又面對職場上的歧視,縱然找到間願意收留的工廠,但《勞基法》第50條51條的限制,又恐怕會讓小媽媽又陷入另個困境。

我們都理解《勞基法》對於保護童工(少年)的立意良善與理想,然而理想很美好、現實卻很骨感,童工(少年)成為大多數雇主不敢踩的紅線,讓真正需要這些工作的廢墟少年被框限。但如果你我是雇主,又有誰願意自找麻煩?這樣理想與現實的拉扯,每天都在上演著。

從家庭走入廢墟的少年,外表的堅毅只是表象,孩子內心對於「愛」的渴求及對安全感、認同感、依賴感的索求,以及面對求職上的重重限制,政府與社會資源能否承接住這些少年、進一步改善他的處境,並建立社會安全網?現實是,當社會慣常以「改善經濟」這種簡單且表面的思考模式作為解決問題的指導方針,那麼,我們一線的社會安全網勢必不足以承接住。甚至止不住墜落的速度,反而因此加速他的墜落。

有部分少年選擇加入幫派或被詐騙集團吸收,因為在那裡,只要肯做就有錢賺,不再有學歷、年齡的限制,也不用擔憂挨餓受凍,還有了看似「存在」的美好感受,卻僅是另個泡沫化的前奏。在泡泡消散於夜空之後,廢墟少年終究還是墜回司法體系這道最後的防護網。

來到安置機構,問題就被解決了嗎?

在墜到司法體系之後,這些少年被貼上「司法少年」的標籤,第一線的行政資源也因對「司法少年」存在或多或少的刻板印象,甚或技巧性的疏離,願意接受司法少年的安置機構更是稀少。而有些「幸運」的少年,在墜入司法體系前,就被通報認為家庭應重整而將少年進行安置。至於沒有被通報的「黑數」有多少?實在難以估計。

此外,安置機構因為資源的不足,導致人力物力上的缺乏,為了有效的管理,往往發展出階級、制度分明的「地下世界」。年長且正值青春期的少年,在安置機構刻意的「去性化」管理下,對於「性」缺乏正確的認知;縱使安置機構內少年性侵案屢次發生,也只讓安置機構採取更嚴厲、更去性化的管理方式,並未因此正視少年的性需求。這也與長期以來,台灣社會與文化將「性」視為禁忌,缺少正當且有效的認識與教育有關。

通報社工介入,似乎對於高風險家庭有幫助,但一個家庭的問題絕對不僅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往往伴隨著酒癮、藥癮以及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擾,或許有人會說「喝酒吃藥難怪沒錢」、「自甘墮落怪誰?」,但卻撇過頭忽視,能讓他們釋放困頓生活壓力的,往往就是這些不被同意的行為。

經濟問題雖然是最容易被發現與解決的問題,但若我們誤以為解決經濟困境就等同解決家庭失功能的議題,那麼,恐怕我們永遠採取的,都是單純的經濟補助方案,而難以深鑿議題核心,翻開一片片的碎瓦,探找問題的本源何在。

從原生家庭被拉出來到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的少年,比起一般的少年,更缺乏安全感,更需要的是陪伴、傾聽,在社工眼裡所謂的叛逆期,實際上卻是少年抗議的方式,也是他求救的訊息,少年需要的是持續的陪伴、傾聽然後溝通——我怎麼說、你怎麼做,這並不是溝通。

日前,由新媒體《報導者》出版的《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一書,以一則則廢墟少年的故事,構築那些散落在台灣角落的真實人生;不只是故事,更是一則啟事,告訴人們,在快速發達的城市生活中,依然有著廢墟。而其中,依然有人。

在此特別感謝願意持續關注廢墟少年,以及持續努力及付出的媒體與社會大眾,期盼一篇篇的文章與充滿血淚的真實故事,能喚起政府的正視,公眾們也能投入更多的資源與能量予以協助。希望透過持續的愛,修復傷痕累累的心,拉一把掛在護網上搖搖欲墜的「廢墟少年」。

他們都還是少年,需要溫暖與呵護的少年。

《廢墟少年》書封。 圖/衛城出版提供
《廢墟少年》書封。 圖/衛城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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