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少年：高風險家庭少年的一場生存之戰
也許他們需要的，不是那些我們認為很重要的知識，而是生存的方式。
「家」，本應該是呵護孩子成長的溫暖庇蔭，但家，也有著陽光照不進去的陰暗角落，進而成為揮之不去的成長陰影，終至荒蕪一片。儘管傾頹廢毀，但仍有一個個的少年，在斷岩殘壁的廢墟中，混合著血與淚，試著以自己的雙手，撐起一個「家」。這是場生存之戰。
而那些保有「善心」的人們，往往以自身階級的美好想像，以及豐沛的「憐憫」與「同情」，希望將這些少年帶回知識的殿堂，認為這樣就可以改善他們的困境。但或許他們需要的，不是什麼「知識」，而是該怎麼活下來。
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面對廢墟少年的議題，最大的不同點在於，西方社會將每一個少年當作是整個社會、國家的寶貴資產，所以對於每一個少年都投入大量的資源，因為唯有照顧好少年，國家才有未來。在東方社會，更多的是「你家的孩子是你家的事」、「自己孩子都顧不好了，哪有空顧別人家的孩子」，而「別人的孩子死不完」相信更是耳熟能詳。
亦不能否認的是，在社會上的確有許許多多帶著善意的人，身體力行地付出各種資源， 但需提醒的是，在伸出援手的同時，過度的「同情」與「憐憫」，對於這些少年而言，反而有可能強化了他們心中的不足與自卑。
——「我是為你好」的善心，扼殺了少年自由發展的可能。他們缺的不是同情、不是憐憫，從他們墮入廢墟中的那天，最不缺的就是就是同情與憐憫。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如何與社會、社群有重新連結的機會。
從家庭走入廢墟，在廢墟中重建家
據資料顯示，大部分從家走入廢墟的少年，多數來自高風險家庭（High-risk families），如家庭成員關係紊亂、衝突、精神疾病、酒癮、藥癮、單親、隔代教養、失業等，以致嚴重影響家庭教育與照護等功能。
許多年幼的少年，就必須面對因父母離異、重病、菸酒毒癮等問題扛起養家的重擔，從一個「被照顧者」被迫成為「照顧者」。當家庭失去了原本應有功能，讓少年往廢墟走去，而少年又必須靠著稚嫩卻堅毅的雙手，重新在廢墟中建起一個家。唯有如此，少年也才有機會避免再度墜落，在回家以前，徘徊在觀護所的大門兩側。
為了重建家，這些在廢墟中奮鬥的少年，被迫放棄了學業，沒有經濟的後援，他們必須以時間換取生存的空間。夜間部上課4小時，無法立即兌現未來的美好。但同樣的4小時，卻可以勞力工作換得下一餐的溫飽、長輩的醫藥費，甚至是無數張無照駕駛的罰單——畢竟在許多公共運輸不發達的城市，機車是必要之惡。
高密度及長時間的勞動所帶來的身心挑戰，都漸漸地磨耗著這些少年的精神與體力。如何重返學校，坐在教室乖乖的聽課，顯然是一道跨不過的巨大挑戰。「知識」不再是他們眼中的必須，如何活下去、下一餐在哪裡、工作能不能穩定持續？這些才是他們最關心的話題。
然而，更殘酷的現實是，因為受到學歷的限制，能選擇的工作更是有限，不要說法令規定的最低時薪150元，有時候能達到100元的水準，就是難得的好運。
我們以為《勞基法》的立意良善，如何扼殺廢墟少年的機會？
多數的廢墟少年，能從事的都是臨時性的時薪制工作，就是我們常說的「PT」，有做有錢，沒做沒錢，但《勞基法》第47條、48條規定，「童工」不能於晚上8點到凌晨6點之間工作，且工作時間不能超過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且雇用童工的雇主，必須經過政府層層的資格審核。
在相關法令的限制下，工作的選擇大幅減少，看似完整且周到的保護，看在雇主眼裡，他們成為「難用」的人，為了避免面對政府審核及查緝的麻煩，乾脆直接表明「不用未滿16歲的」。
或許在現代社會裡，嫌審查麻煩及躲避查緝的雇主都是所謂的「慣老闆」應給予非難，然而在那個世界，少年們也因此失去一個謀生的機會。廢墟少年夾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成為這場戰役下被忽視、甚或是被犧牲的存在。
此外，在廢墟的世界裡，另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小媽媽」。起因可能是因為性別教育的不足，也可能是基於對「愛」的渴求但卻沒有正確的認識，導致不少的「小孩帶小孩」的現象。小孩的父親是誰？多是廢墟中的一塊碎瓦，難以拼湊。
同時，懷孕的小媽媽除了要扛起養活自己的重擔，現在又多了一個新生命，別說人工流產的費用，連溫飽都是問題。又面對職場上的歧視，縱然找到間願意收留的工廠，但《勞基法》第50條、51條的限制，又恐怕會讓小媽媽又陷入另個困境。
我們都理解《勞基法》對於保護童工（少年）的立意良善與理想，然而理想很美好、現實卻很骨感，童工（少年）成為大多數雇主不敢踩的紅線，讓真正需要這些工作的廢墟少年被框限。但如果你我是雇主，又有誰願意自找麻煩？這樣理想與現實的拉扯，每天都在上演著。
從家庭走入廢墟的少年，外表的堅毅只是表象，孩子內心對於「愛」的渴求及對安全感、認同感、依賴感的索求，以及面對求職上的重重限制，政府與社會資源能否承接住這些少年、進一步改善他的處境，並建立社會安全網？現實是，當社會慣常以「改善經濟」這種簡單且表面的思考模式作為解決問題的指導方針，那麼，我們一線的社會安全網勢必不足以承接住。甚至止不住墜落的速度，反而因此加速他的墜落。
有部分少年選擇加入幫派或被詐騙集團吸收，因為在那裡，只要肯做就有錢賺，不再有學歷、年齡的限制，也不用擔憂挨餓受凍，還有了看似「存在」的美好感受，卻僅是另個泡沫化的前奏。在泡泡消散於夜空之後，廢墟少年終究還是墜回司法體系這道最後的防護網。
來到安置機構，問題就被解決了嗎？
在墜到司法體系之後，這些少年被貼上「司法少年」的標籤，第一線的行政資源也因對「司法少年」存在或多或少的刻板印象，甚或技巧性的疏離，願意接受司法少年的安置機構更是稀少。而有些「幸運」的少年，在墜入司法體系前，就被通報認為家庭應重整而將少年進行安置。至於沒有被通報的「黑數」有多少？實在難以估計。
此外，安置機構因為資源的不足，導致人力物力上的缺乏，為了有效的管理，往往發展出階級、制度分明的「地下世界」。年長且正值青春期的少年，在安置機構刻意的「去性化」管理下，對於「性」缺乏正確的認知；縱使安置機構內少年性侵案屢次發生，也只讓安置機構採取更嚴厲、更去性化的管理方式，並未因此正視少年的性需求。這也與長期以來，台灣社會與文化將「性」視為禁忌，缺少正當且有效的認識與教育有關。
通報社工介入，似乎對於高風險家庭有幫助，但一個家庭的問題絕對不僅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往往伴隨著酒癮、藥癮以及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擾，或許有人會說「喝酒吃藥難怪沒錢」、「自甘墮落怪誰？」，但卻撇過頭忽視，能讓他們釋放困頓生活壓力的，往往就是這些不被同意的行為。
經濟問題雖然是最容易被發現與解決的問題，但若我們誤以為解決經濟困境就等同解決家庭失功能的議題，那麼，恐怕我們永遠採取的，都是單純的經濟補助方案，而難以深鑿議題核心，翻開一片片的碎瓦，探找問題的本源何在。
從原生家庭被拉出來到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的少年，比起一般的少年，更缺乏安全感，更需要的是陪伴、傾聽，在社工眼裡所謂的叛逆期，實際上卻是少年抗議的方式，也是他求救的訊息，少年需要的是持續的陪伴、傾聽然後溝通——我怎麼說、你怎麼做，這並不是溝通。
日前，由新媒體《報導者》出版的《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一書，以一則則廢墟少年的故事，構築那些散落在台灣角落的真實人生；不只是故事，更是一則啟事，告訴人們，在快速發達的城市生活中，依然有著廢墟。而其中，依然有人。
在此特別感謝願意持續關注廢墟少年，以及持續努力及付出的媒體與社會大眾，期盼一篇篇的文章與充滿血淚的真實故事，能喚起政府的正視，公眾們也能投入更多的資源與能量予以協助。希望透過持續的愛，修復傷痕累累的心，拉一把掛在護網上搖搖欲墜的「廢墟少年」。
他們都還是少年，需要溫暖與呵護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