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資格成為香港人？——身份認同與本土派論述的矛盾

2016年農曆新年除夕夜，香港發生了旺角騷亂事件，多位參與示威人士被捕。今年五月，涉案的梁天琦和盧建民各被判刑六及七年，是香港社運史上最重的判刑。民眾對判決的反應兩極，建制派支持者認為判刑合理，泛民支持者普遍認為過重。

梁天琦是本土民主前線的成員，參與過選舉，是大多數人所熟悉的政治人物，盧建民較不為人所知，二人屬香港本土派，主張香港獨立。回顧佔中期間雙學三子（學聯和學民思潮；羅冠聰、黃之鋒、周永康）三子衝擊政府總部，和東北十三子反對新界東北發展企圖闖入立法會大樓案件，原被判社會服務令，但經律政司上訴後改為各入獄六至十三個月，直到這次梁盧二人的判刑，顯示出中國和香港政府打壓反對力量的決心。

本文不旨在討論香港獨立議題，或是判決的合理性，而是以本土派代表人物梁盧二人的論述與其言行為例，試圖提出其矛盾之處及有關身份認同的思考。

新移民是「蝗蟲」？

梁天琦所屬的本土民主前線主張香港擁有獨立的語言、司法制度和文化，可自成一國，反對政府每日向中國人民發放來港單程證，拒絕香港被大量的中國新移民同化。而自稱無黨派的盧建民在自己經營的「影攝食」粉絲專頁裡，常把中國人（無論遊客或新移民）歸類為「蝗蟲」，到處狙擊中國乞丐，並說過：

對，是反映出我真的不喜歡內地人。因為內地人來香港旅行，搶光了香港人基本的日常所需。…加上現在的公屋戶，全都是新移民。

有上述想法的不只盧建民一人，近年來，新移民到港霸占公屋和領取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傳聞越發熱烈，只要網路上出現有關民生政策的討論，都可發現「每日150個新移民來搶資源，做什麼都沒有用」之類的留言。

事實上數據顯示，香港領取綜援的新移民（來港不足七年）只佔總人數的4%，其餘的96%是香港人——包括了入獄前的盧建民本人——且當中60%以上都是年過六旬的老人。

至於公屋條例，1997年以前規定申請公屋的家庭必須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員為居住香港滿七年者，在2000年前後改為至少二分之一的成員必須是居住香港滿七年者，延續至今。所以，本土派說的公屋戶裡看到的新移民，都是依親到港生活的，並不可能在未居住滿七年的情況下獨自申請公屋。

由此可見，新移民懶散依賴綜援過活和霸占公屋的論述並無法成立。

「本土派英雄」也曾是新移民

梁天琦因旺角騷亂事件一戰成名，和盧建民被判重刑一事，更被本土派視為「為香港犧牲的本土英雄」。但他們陸續被揭發並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引起熱議。梁天琦在武漢出生，一歲隨母親到港；盧建民則是五六歲才從中國移居香港。

後來梁天琦澄清立場，「如果真有些新移民願意擁護香港、守護我們共同的核心文化、價值，他們就是香港人。」盧建民也曾不約而同的表示，新移民只要願意融入香港本土文化就是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願意融入的一群，反觀很多新移民不願意。

這說法充滿悖論。

首先，何謂香港核心文化與價值？關於香港文化定義的討論在學術上儘管不盡相同，但普遍人文學者都認可「混雜化」（Cultural Hybridity）的說法。稍有歷史常識都知道，現在的香港華裔（除了新界原居民外）多是中國移民的第二、三代，所謂香港文化裡的混雜本就包括了這些中國移民帶來的文化。

梁盧及其他本土派人士從未明言香港核心文化與價值的定義，但他們都強調回歸後中國政府和新移民不斷破壞香港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由此可推斷，這些是他們認同的本土價值。2004年6月7日，近300位來自香港42個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

假設這份宣言成立，本土派如何去判斷新移民有沒有以上價值信仰？那沒有符合上述條件的香港人又是否該被剝奪公民權？現實狀況是，本土派草木皆兵，帶有鄉音或不諧粵語的新移民都可能遭受歧視，一如2015年的「反水貨客」行動，示威者上街肆意責罵拖著行李箱的人士，甚至嚇哭幼童。

再者，梁盧主張要取消向中國人發放單程證來港，但沒有說明自己當初是否也是憑單程證來港，無法證明是否雙重標準。他們表示只要願意融入者就是香港人，卻反對單程證，然而若無法來港就不可能有融入的機會，兩者相互矛盾。此外，要新移民融入新環境需要時間，相信當初梁天琦母子和盧建民初到港之時，也必定經歷過適應和學習期。

他們批評新移民來港剝奪社會資源的同時，自己也曾以新移民身份在港求學和享用各種社會福利，直到正式成為香港人。

皈依者的狂热

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Jerome Tarantino）導演的西部電影《決殺令》（Django Unchained）中，有一位為白人管治其他黑人奴隸的黑人管家，他迫害黑人奴隸的手段比起主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皈依者的狂熱，指的是一些人因某些經歷改變了信仰體系後產生特別投入的情況，甚至比從小就在體系中成長的人更為熱衷。因為他們對原來的出身感到自卑，為了證明自己可以融入新體系，就會表現得更賣力來強調自己屬於新體系，努力撇清與舊體系的關係。這種現象其實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如已發跡的成功人士常看不起貧窮時生活圈子的人。

我們再看看曾經的「新移民」梁天琦的說法：

我們認為香港文化比中國大陸優勝，香港人的公民意識比中國人高，我們香港人的既有傳統亦比中國大陸實行的一套優良……綜觀中國大陸大部份人民，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每當有甚麼事件，中國大陸的人民都為共產黨、政府護航。

梁天琦的此番言論包含了兩點訊息：一是香港人先天比中國人優秀；二是中國人因為素質不足不配擁有民主。

港獨之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中也有類似的論述，認為民主中國比共產專政更危險，很有可能變成法西斯軍國主義，「即使徵用香港女人，也可以用民主手段做到」¹。因為中國人民智未開，他們會利用民主制度裡的少數服從多數野蠻的欺壓香港人。然而，批評中共專權的同時，上述言論更像是那藏在本土光環背後的「法西斯」主義。

小結：誰有資格成為香港人？

影行者（v-artivist）的紀錄片《未存在的故鄉2——賭局》裡討論了幾個有關游離身份的議題，其中包括香港人在回歸前遊行爭取居英權，以及2011年在港工作的菲律賓和印尼女傭爭取居港權引起香港社會極力反對。紀錄片把兩件爭取居留權事件並置，極為諷刺。由此可見，對新移民的排斥不是個別案件，族群主義裡的排他性是普遍存在的狀況。

如果連多數從未踏上英國國土的香港人，都認為自己因殖民公民身份而有權移民，在港工作滿七年實際為香港社會貢獻良多的女傭，卻被認為沒有移民的權利；如果梁盧可以從新移民變成真正的香港人，其他新移民卻不被認可，這難道不是雙重標準嗎？

這種現象並非香港獨有，近年世界各國的極右翼和新法西斯勢力崛起，源頭離不開資本主義出現結構性問題、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均所致，令人擔憂。多國政府利用族群主義轉移國民的憤怒視線，來掩飾這個真正的癥結，只有多設身處地思考這些問題，才能不被狹隘的族群主義吞噬。

• 陳雲：《香港城邦論》（天窗出版社，2011），頁52。